全部
作 者：[美]张灏 著
译 者：高力克 王跃 译；毛小林 校译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丛 书：张灏系列
出版时间：2016年06月
定 价：42.00
I S B N ：9787511729743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中国史 > 史学研究与随笔
标 签：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依然处于一种混乱而失序的局面。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提供了一种罕见的实验环境，即所有的政治思想得以在此间交汇、碰撞。对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段时期不仅意味着伴随西方扩张而来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崩溃，更是传统世界的瓦解。当 危机加剧时，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到有必要设计新的世界观，以恢复周围世界的道德与社会秩序。
在本书中，张灏对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四位在中国历史转变时期（1890—1911）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独辟蹊径的研究。这些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并不止于重塑政治秩序，他们要做的是改造整个社会。在这一背景下，作者试图理解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共存的传承性和断裂性：他们既受传统汉学影响，又受西方思想浸染；既有世界主义的倾向，也有民族主义的激进；既关注个人如何追求至善境界，也关注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
张灏，1937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现为台北“中研院”院士。主要著作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 求秩序与意义》《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自选集》《时代的探索》，他还是《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其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康有为（1858—1927）
一 思想历程的开端
二 探求思想融合
三 “仁”的道德玄学世界观
1.“仁”的世界观
2.“仁”的道德思想
3.康氏的人性观
4.“仁”的激进化
5.“仁”的历史化
四 康有为的未来乌托邦思想
第三章 谭嗣同（1865—1898）
一 男子汉和殉道者
二 谭的思想探索
三 人性的研究：“仁学”
1.哲学源流
2.实在玄想
3.谭理念中的批判精神
4.谭的反传统抗议
第四章 章炳麟（1869—1935）
一 两条道路的选择
二 章早期思想的形成
三 超越种族民族主义道德观
四 超越种族民族主义：章氏走向唯识宗的道路
五 佛教世界观
六 来自佛家观点的文化批判
七 章氏佛教世界观的两面性
第五章 刘师培（1884—1919）
一 刘师培的思想渊源
二 寻求“至善之人”和“至善社会”
三 刘师培诗中的自我和世界观念
四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第六章 结语
附录
译后记
第一章 导言
这是一部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研究论著。它不是一部关于他们的思想传记集。我的注意力放在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1年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发展上，并以此作为探索“转变时期”（1890—1911）思想变迁的门径。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都在此时期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反映了以往缺乏研究的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风貌。我相信，一并分析他们四人的世界观，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时代。然而，这种分析要求我们离开某些现有文献中居主导地位的课题和方法。下面开始的这些讨论将有助于正确地表述我的研究。
一个恒久的课题就是改良与革命的分歧。进入19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显著的新社会型群体而崛起。这个群体几乎一出现，就在如何解决中国危机的问题上卷入了改良派和革命派冲突之中。改良派和革命派分歧的发展，它所引发的思想讨论和争论的白热化，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长期关注。
这一课题虽然重要，然而它是一种成见。它掩盖了这个时代思想的其他方面，而这些思想方面极少和改良与革命的争论有关，但它们却是这一时期思想转变的组成部分。而且，对这些思想领域的考察，可以揭示出划分为革命与改良两派的中国知识界成员思想上的共性和分歧。
本书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尽管康有为、谭嗣同两人被视为改良派主角， 而章炳麟、刘师培则被视为革命派主角，但是，康谭思想的主要方面极少可作为改良主义的根据，同样，章刘思想的主要方面也难以成为革命主义的依据。双方在思想上几乎具有同样多的差异。我在本书中将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视作两个便捷的符号（而不是在探究他们思想的阐释性范畴上使用），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区分早期中国知识界的两个主要群体。
另一个常常讨论的课题是民族主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这个转变的时代里，民族主义第一次从少数知识分子思想中传播开来，而变成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普遍观念。与这种民族主义俱来的是它的两种涵义。一是“反应的民族主义”或“国家的民族主义”，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应而出现。另一种可谓之“种族的民族主义”，它是由于愤恨中国被少数民族——满族统治而产生的。这两种涵义的民族主义虽然对于探究现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忧虑和动机是有用的，但是作为阐释的范畴则有其局限性。唐·普赖斯认为，转变中的一代思想家带有某些“世界主义”的取向和思想，而这些是无法用民族主义两种涵义中的任何一种所能解释的。就这些取向的存在而言，我们可以说，转变中的一代知识分子处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极之间。本书关于这四个人物思想的研究，揭示出这个时代的知识界是明显地被吸引到“世界主义”这一极的。这样，民族主义作为解释的课题的充分性就成为问题了。
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现代化是一个和民族主义同样重要的概念。例如，萧公权称康有为是个现代主义者。墨子刻也倾向于以下观点：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和谭嗣同属于同一类型 。他们用现代化概念来描述康和同类人物的思想特征，这样做合理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概念。许多人如此宽泛和松散地使用这一概念，以致它失去了其特有的涵义，从而成为无用的阐释范畴。而那些意味深长地使用这一概念的人们则常常按照下列两种涵义之一来使用它：一是把现代化更多地同经济发展及其伴生现象等同起来；一是在韦伯主义者的理性化概念的影响下，把现代化界说为一种通过合理安排人员、技术和制度，来达到控制人类环境的运动。正如许多学者今天所认识到的，这里的理性化，其要旨不是目的之理性化，而是手段的理性化。所以，无论两者有何区别，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现代化是与道德过程并无关涉的问题。易言之，广为人知的现代化概念，是作为一个不受人们感情影响的客观社会过程而被使用的。道德动机是否推动这个过程，道德目的是否在这个过程终结时显现出来，对于确定这个过程的特点来说是无关宏旨的。如果这些观点代表了被确认的现代化标准，那么严格说来，无论康有为还是其他三位都不能被描绘成现代主义者，因为居于他们思想中核心地位的是一种关于人和社会的道德——精神性观念。
任何关于近现代中国思想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承续性与断裂性的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还是被断裂性的命题所支配。也许约瑟夫·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可作为此一观点的代表。基于对文化同一性的精微分析，列文森描绘了一幅现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图景。除了感情上的依恋之外，在这个变迁中很少与传统有继承性。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墨子刻的《摆脱困境》一书也许是目前流行的强调继承性的最有名的论著。根据墨子刻的观点，近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都继承了基本的道德目标和儒学传统的抱负。他们从“西学”所接受的东西，仅仅是给实现这些道德目标和传统抱负提供了新的技术和体制上的方法而已。与此相矛盾的是，我的四个研究对象的著述为这两种命题都提供了证据。所有四个人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但同时，他们又都打破传统。这种承续性与断裂性的混合，使得我们更加有必要对“传统与西学”这两股力量在塑造现代中国思维与意识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
因此，所有这些被普遍使用的命题对理解我的四个研究对象的特征都是难令人满意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命题不能同他们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和道德与精神性的色彩相契合。此四人的思想没有一个能被纯粹归入改良主义与革命主义、承续性与断裂性两极中的任何一极。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他们的思想呢？我建议换一个新的角度，以他们成长的思想环境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
谈到思想环境，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在一个特殊环境中流行的思想和价值，也即生活于特定环境中的人们所身处的所谓思想风气，它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渠道而形成。它在其间并通过它的思想和价值可以转换成人们的动机、目标和关怀，尤其是在人们思想形成过程中被灌输入人们的头脑中。但是通常人们根据其身处的情境来确定其意义。我这里的“情境”所意谓的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客观环境，毋宁说是他所理解的周围的生活世界。因为人的意识是处于经常建构之中的，因此就有各种方式和不同的选择或取向。情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其周围生活世界的感性认识的核心。从这种意义上理解，那么只有当个人周围流行的思想和价值被感知时，情境所提供的东西才会对他或她的思想转变发生影响。所以，把这四个知识分子置于他们的环境之中，不仅意味着要考察他们所身处的思想风气的影响，而且还要了解他们所感知并引起他们回应的情境。但是，我们不必把这两种因素想像成一种简单和绝对的两极。必须记住，在这两种因素之间存在一种特定的循环论证或辩证的关系。因为往往正是凭藉由思想风气的影响而产生的思想和价值，这些知识分子才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确定“情境”。同时，也正是通过情境的媒介作用，这种影响才得以在他们的思想上产生作用。据此，我将尤为密切地关注影响和情境两方面。对我的四个对象来说，这是构成其思想氛围的两个要素。
要想了解这些知识分子对什么产生反应，至少必须区别两种情境。首先是在这一转变时代中的历史情境。除了历史情境之外，还令一些知识分子产生回应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生存情境”——世上任何地方人生的特有情境，诸如死亡、苦难和爱。中国知识分子身处的生存情境只能根据他们不同的人生历程来理解。而他们所遇到的历史情境，则使我们能够勾画出他们的某些共同特征。
当中国进入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历程时，一种新的思想情绪开始产生。同治中兴使中国的再生希望迅速幻灭，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燃起的短暂的乐观主义迅速让位于日益增长的自我怀疑和自我重估。因而人们开始对传统统治秩序产生怀疑。当然，对传统统治秩序的诸多方面产生怀疑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但不同的是，新怀疑主义已经从统治秩序的表层逐步渗入到其内核。这种怀疑主义不仅怀疑统治秩序的功能有效性，而且怀疑其道德合理性。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重估最初表现为孤立的例子，但是，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已经普遍可见了。
这种自我怀疑从传统政治秩序的外表向内核的深入，可从19世纪后半期改良主义思想的逐步展开中清楚地得到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像冯桂芬和薛福成式的具有早期改良思想的学者官僚，他们的批判性观点仅限于传统统治秩序的表层。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当日益增长的注意力被引向西方议会观念时，自我批判思想就开始摇撼这种统治秩序的核心了。诚然，在1895年以前，这些批判主义观点确实很少攻击君主政体和王朝统治，但它们表明宇宙论王权的合法性已受到严重侵蚀，甚至在逐渐瓦解，因为这种秩序是以传统政治结构为核心的。
要理解在19世纪后期这种制度的瓦解，我们自然会回忆起环绕于所谓“天子”身上的神秘性。对于一个有现代世俗头脑的人来说，尽管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多少有些困难，但是，这种神秘性仍然是中国皇帝统治的基本形式。在中国人眼里，天子不仅是一个帝国的统治者，而且是在地球上保持宇宙和谐的“天”之最高代理人。通过专门履行其礼仪或非礼仪的职责，他便成为居于人类社会秩序和神圣的宇宙秩序之间的调停者。这样，在他的人民看来，天子是一种在人类中起作用的，并向地球传播权威的宇宙中的枢纽。
在19世纪末期，这种神秘性逐渐地被粉碎和清除了。几方面的发展促成了它的瓦解。首先，在19世纪晚近的十年中，通过地理著作而产生了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新了解。这些著作包括那些由魏源和徐继畲最终完成的历史地理著作。这种了解由于中国人反复屈辱地为外国人所败而得到了深化和加剧。
另一些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正在渗入的西方文化。例如宋育仁，一个来自四川的学者官僚，在19世纪90年代，他认识到，无论是西方科学还是西方宗教，所输入的思想和观念都是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相牴牾的。哥白尼的西方科学宇宙论必然要与传统的中国世界观发生冲突。后者解释宇宙是按照诸如阴阳论、五行说、天地说之类的宇宙论符号系统的。宋强调，这种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整个传统等级制秩序的基础，因为后者与宇宙象征主义有密切关系。此外，体现耶稣基督思想的基督教宇宙神论的伦理观也是与中国秩序中的特殊神宠论（以单一因素阐明复杂社会现象的倾向。——译者注）的伦理观相违背的。
作为这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许多拥护议会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中，宇宙论王权思想的被侵蚀促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观念中的王朝统治制度的神秘性已不再是一个显要因素了。例如，在郑观应的思想中，宇宙论符号系统仍有它的位置，而宇宙论王权的神秘性则几乎未被提及 。其他学者官僚式的改良主义者如陈炽和陈虬，摈弃了宇宙论神秘性观念，开始从世俗的观念为君主政体辩护，如所谓的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民族团结统一性。也许，这方面最多谈到的例子是张之洞。他以其著名的《劝学篇》来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反对激进的改良主义。他选择通过求助于传统的感情（诸如报答贤明的统治者之类），而不是通过祈求传统的宇宙论王权的神秘性来为君主制辩护。就宇宙论王权正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失去控制的程度而言，一种新的意识危机已逐渐被他们所感知——这是一种统治秩序的危机。这种危机最明晰地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在19世纪90年代，“群”的概念变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焦点。这种关于群的概念的争论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滋长一种想做某些自晚周轴心时代以来也许从未做过的事的要求，即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秩序的危机不仅是一种政治危机，它还是更深层的和意义更深远的意识领域中的危机。我们已经看到，宇宙论王权制度是建立在复杂的宇宙论符号系统基础之上的，它的功能不仅是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构成了我们称之为“东方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东方象征主义以最宽阔的语境和最宽泛的方式来定义人生及周围世界。因此，宇宙论王权的瓦解一定会产生超出政治秩序之外的、深刻而富有理性的结果和影响。
装 帧：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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