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第2版）

    《说谎:揭穿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详细介绍了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是一本实用的防骗宝典。  你想知道人们如何说谎,为何说谎,说谎时有何表现么?你想知道如何识破这些谎言,识破的可能性与利弊如何,如何创造和增进识破的机会么?那么请从人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开始,请从保罗·埃克曼这本一版再版,被欧美诸多执法机构奉为刑侦学教材的研究之作开始。本书详细介绍了商业、政治与婚姻中的骗局,是一本实用的防骗宝典。
 

    诚实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就在于谎言是普世现象,从政坛精英到市井小民,从商界巨贾到谍海特工,它成为生活的潜在主线。你想知道人们如何说谎,为何说谎,说谎时有何表现么?你想知道如何识破这些谎言,识破的可能性与利弊如何,如何创造和增进识破的机会么?那么请从人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开始,请从保罗?埃克曼这本一版再版,被欧美诸多执法机构奉为刑侦学教材的研究之作开始。
    对于必须娴熟人际互动,了解嫌疑人性格特质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与警察而言,这是一本强化职能的教材;对于需要洞悉人心,长于沟通的心理医师、社会工作者与咨询专家而言,这是一本很好的人际互动宝典:对于极欲防止被骗的市井百姓而言,这更是一本可以使我们减少上当机会,防范诈术的实用指南。

    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 1934- ），美国心理学家，加州大学医学院心理学教授，1991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并被列为二十世纪百位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主要研究情绪的表达及其生理活动和人际欺骗等，是这一领域主要的专家，在四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曾研究过新几内亚部族、精神病患者、间谍、连环杀人犯和职业杀手等的面容。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执法部门、反恐怖小组等政府机构，皮克斯（Pixar）、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and Magjc）等著名动画工作室常常请他作情绪表情的顾问。英美的电视节目也常常向他咨询，甚至请他到节目中现身说法。他共编著有十三本书。

第三版序
致谢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谎言、破绽与说谎线索
第三章 谎言何以穿帮
第四章 言辞、声音、身体行为与谎言
第五章 说谎的表情线索
第六章 陷阱与预防措施
第七章 测谎仪
第八章 估谎
第九章 20世纪90年代的抓谎
第十章 公共领域的谎言
第十一章 新进展与新想法
结语
附录
校者跋

第一章　导言
    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
    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轻率地以为,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
    1938年9月15日,一场最龌龊、最恐怖的骗局揭开了序幕。这一天,德国总理希特勒(Adolf Hitler)与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首度会晤,全世界都在观望,这也许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希望。(六个月前,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入侵奥地利,将之并入德国版图,英、法两国除了抗议之外,根本束手无策。)9月12日,即与张伯伦会晤的三天前,希特勒提出由德国兼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土地的要求,并计划在其境内煽动暴乱,同时秘密调动德军,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发动攻击的部署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能够让捷克斯洛伐克再拖延几个星期部署防御,他就可以发动闪电攻击;为争取准备的时间,希特勒一面秘密调动部队,一面承诺张伯伦,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同意他的要求,和平就可以得到保证。张伯伦信以为真,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暂时停止调动部队,准备与希特勒展开谈判。与希特勒会晤之后,张伯伦在写给其妹妹的信中说:“在他的脸上,尽管我看到了冷酷与无情,但我的印象是,这个人会信守承诺……”五天之后,张伯伦在国会发表演说,面对他人质疑希特勒的承诺,他依旧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他与希特勒亲身接触的结果,让他觉得希特勒是个“言出必践的人”。
    15年前,当我刚开始研究说谎时,我绝不会想到我的工作会与以上这种可怕的谎言有关。只有在从事与精神疾病患者有关的工作时,我才偶尔想到,它或许有用得上的地方。我最初开始研究谎言,是在指导治疗医师的场合,谈的大多是我的研究心得:面部表情普世皆同,手势则因文化而各异。当时有学员提问,从病人的非口语行为上,是否能够知道他是在说谎?。一般来说,这本不是问题,但是,当一个病人因自杀而住进医院,表示自己已经没事时,问题就来了,患者一旦出院,缺少医院的看护,每个医生都会担心,病人说自己没事,会不会只是在欺骗他们?医生这种在业务上的疑虑,引发了人类交流中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即使心绪极度不宁,人们是否还能神色自若地说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从非口语行为上找到破绽,揭露言辞背后隐瞒的心思?
    我调出对精神病患者的访谈影片,看看能否找到说谎的案例。拍摄这些影片本来另有他用,即要从病人的表情与动作,诊断精神失调症患者的病情与类型。当我把目标转移到说谎的情况时,发现许多影片真的透露着说谎的迹象,问题是,如何才能予以确认?幸运的是,其中有个个案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访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一切: 玛丽,四十二岁,家庭主妇。三次企图自杀,最后一次非常严重,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只是经人意外发现而送医,才把她从鬼门关前抢救回来。她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年妇女抑郁症,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丈夫则忙于事业,使她生活顿失重心,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刚住进医院那段日子,她无法料理家务,又睡不好觉,几乎整天独自以泪洗面,经过最初的三个星期药物治疗与群体治疗,她看起来恢复得不错,精神开朗起来,也不再谈起自杀的事情。在那次访谈的影片中,她告诉医生,觉得自己好多了,请求放一个周末的假。就在医生同意准假之前,她却突然承认自己在说谎,事实上她仍然很想就此了断。玛丽又住了三个月之后,病情大有改善,虽然一年后又复发过一次,但整体来说,没再住过院,维持正常多达数年。
    玛丽接受访谈的影片,播放给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看,结果大部分人都被骗了,其中甚至不乏经验丰富的老手。。这段影片,我们研究了几百个小时,放了一遍又一遍,用慢镜头检视每个动作与表情,想要找出其中任何可能的说谎线索。在一个片段中,医生问她未来有什么计划,回答问题前,她迟疑了片刻,脸上闪过一丝绝望的表情,但由于太短暂,在前几次的检视中都被忽略了。在这种非常短暂的微表情中,可能隐瞒着某种情绪,一旦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便继续寻找,果然找到更多,基本上都是一闪即逝掩藏在浅笑中。我们也发现一种碎动作,当她告诉医生自己把问题处理得多好多好时,不时出现轻微的耸肩——不是完整的动作,而只是动作的一部分。只有一只手有动作,旋转一下,或者双手是静止的,而肩膀微微抬起一下。
    我们还看出了其他非口语的说谎线索,但却无法确定究竟真的是有所发现,或者只是出于想象。如果确实知道某人说谎,某些完全无辜的动作似乎就是可疑的,但是,只有客观的评估,即在不受对方是否说谎这一信息影响的条件下,才能检验我们的发现;此外还必须确定,说谎线索并非研究对象的习惯动作。如果每个人泄露出的说谎线索都一样,对抓谎者来说就省事了,但问题是,说谎线索总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以玛丽的谎言为模型设计了一个实验,在实验中,研究对象极力去隐瞒在说谎时感受到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当观看一个非常消极的影片时,譬如展现了血淋淋的外科场景,我们的研究对象们不得不隐瞒他们的悲伤感、痛楚感和厌恶感,并且使研究者认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影片,而是欣赏了一片美丽花丛的影片(我们的发现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有所描述)。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说谎实验仍在起步阶段,此时另外一批对其他类型的谎言感兴趣的人找上门来,想知道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看看是否可以用来抓出涉嫌间谍案的美国人?过去几年间,针对医患之间说谎的行为线索,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因此,相关的征询也不断找到我们:是否能够训练内阁官员的侍卫,从步态与举止上识破恐怖分子的暗杀倾向?是否能够指导联邦调查局如何训练探员,以便更有效地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谎言?到后来,甚至有人问我,是否可以协助政府高层的谈判代表,识破对手的谎言?或者问我是否能从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参与银行抢劫的照片分辨出她当时是否自愿?诸如此类的询问,我已习以为常。在过去五年当中,这方面的研究更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两个美国的友邦国家派代表跟我接触;而当我在苏联演讲的时候,自称是负责问案的某个“电气学院”的官员也找上门来。
    我并不为这些关切感到愉快,我担心这些研究成果受到滥用,受到不加批判的、迫不及待的应用。大部分犯罪、政治或外交的谎言,未必可以找到非口语的说谎线索,有时纯粹靠直觉,真要问我,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定得讲出个名堂的话,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人在说谎时,为什么一定会犯错?并非所有的谎言都会穿帮,有些谎言天衣无缝,面部的表情太僵、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声音突然变调……这些说谎的行为线索全都不会出现。但我确知,只要是说谎,就一定有破绽,哪怕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照样会被他自己的行为给出卖。要想知道什么时候说谎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如何辨识谎言的线索,以及什么时候根本不值得说谎,你必须要了解谎言与谎言之间、说谎者与说谎者之间以及抓谎者与抓谎者之间的千差万别。
    希特勒对张伯伦说的以及玛丽对她的医生说的,都是致命的谎言,是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的,两个人都把未来的安排藏在心底,也都装出某种并没有感受到的情绪作为谎言的核心,但是两个人的谎言之间却有巨大的差异。希特勒是我后来将谈到的天生说谎家的典型,比起玛丽来,除了天赋的技巧外,他在骗人方面的实践经验可说是不知要丰富多少倍。
    希特勒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所欺骗的那个人甘愿受到误导。希特勒谎称没有战争计划,只要按照他的要求重划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即可。张伯伦不仅相信,而且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地盲信,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就等于承认自己的绥靖政策失败,而且英国的利益受损。政治学者沃尔施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分析军备竞赛的骗局,所持的就是这一观点,谈到德国违反1936年的英德海军协议时,她说:
    施骗方与受骗方都在赌,使得错误持续地发展下去,双方都抱有幻想,以为对方不会违反协议。希特勒操弄英国害怕军备竞赛的心理,成功达成一项海军协议,已经使英国(在未与法、意等国磋商的情况下)默认了《凡尔赛和约》的改写;当新的协议又受到破坏时.这种害怕军备竞赛的态度,使英国再度乡愿地不去面对违反协议。
    在许多骗局当中,对于说谎者的破绽,受害者总是故意不去面对,一厢情愿地往好的方面设想,害怕谎言一旦拆穿,可怕的后果将难以收拾,于是成了骗局得以持续下去的帮凶。丈夫故意不去面对妻子的外遇,至少可以暂时免掉戴绿帽子的羞辱以及离婚的结果;对妻子不忠的行为,即使心里有数,却不予拆穿,为的只是避免一旦摊牌,事情就失去转圜的余地,只要什么都不说,即使希望十分渺小,依然可以抱着一线希望——或许只是自己错怪她,她根本就没有外遇。
    并非每个受骗者都因为一厢情愿,有时对谎言的线索视若无睹或予以纵容,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有的人抓谎,只是为了抓谎而抓谎,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唯一可能的损失就是被骗,跟承办贷款的银行职员一样,对他们来说,揭穿骗局与厘清事实都只是善尽职责而已。误信谎言或予以拆穿,被骗的一方通常有所得,但也有所失,只不过所得与所失往往是不相称的。玛丽的医生相信她的谎言,所冒的风险并不大,如果她真的好了,不再抑郁,医生可能因此而得到某种声誉;万一她并未真正好转,医生的损失也不大。与张伯伦不同,医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并没有风险,因为他并没有对患者被治愈了的判断作出公开保证,毕竟一旦发现患者说谎,该判断就会被证明是错的。那样的话,他受到欺骗时的损失将远大于患者诚实时他所得到的收获。而对于张伯伦来说,1938年的一切显然都太迟了,如果希特勒所言不实,如果除了战争,无法阻止他的侵略,那么张伯伦的政治生涯将就此告终,而他自以为可以阻止的战争也将就此爆发。
    除了张伯伦的一厢情愿之外,希特勒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在于他不需要掩饰任何强烈的情绪。大多数谎言之所以穿帮是因为压抑的情绪泄了密,和谎言有关的情绪越强烈,情绪的类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某种形式的行为线索。希特勒毫无罪恶感,罪恶感这种情绪使谎言倍加脆弱,不仅它本身能泄露形迹,而且会使人因内心不安而犯错,以致被人识破。在希特勒的有生之年,英国曾让德国饱受战败的耻辱,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他当然一点罪恶感都没有。与玛丽不同,希特勒既没有与对方共享重大的价值观,也没有任何尊敬或
    钦佩对方的感情负担。玛丽必须掩饰强烈的情绪,一则是她想要自杀的绝望与焦虑,二则是对医生说谎,她有一万个理由产生罪恶感,因为她喜欢并尊敬他们,深知他们只是要帮助她而已。
    正因为如此,面对有自杀倾向者或不忠的配偶,想要找出说谎的行为线索,远较面对外交人员或双面间谍来得容易。但是,并非所有的外交人员、罪犯或谍报人员的谎言都无懈可击,有时候犯错在所难免。按照我的分析去做,人们可以评估出,发现说谎线索或者因没发现而被误导的可能性各有多大。对于那些想要识破政治谎言或犯罪谎言的人,我的忠告是:关键不在于是否忽略了行为线索,而在于保持高度的警惕,知晓风险并抓住机会。
    虽然关于说谎的行为线索已有一些证据,但仍不十分成熟。针对说谎方式、说谎原因以及谎言的瑕疵,我所做的分析都是根据相关的谎言实验,以及史实或小说所进行的,但是这些理论仍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批评意见来检验。现在之所以不待一切最终确定就付梓成书,实在是因为抓谎者不能再等了,为失误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抓出说谎者的非口语线索已经刻不容缓。“专家”不熟悉采证与诘问技巧,就仓促披挂上阵参加陪审团和求职面试,其间的风险不问可知。有些使用测谎仪的警察与专业测谎人员,虽然学过说谎的非口语线索,但据我所见,他们所用的训练教材有半数信息都不正确。海关官员都要上一门课,讲授如何辨识走私的非口语线索,据称就是拿我的研究作为教材,虽然我一再要求过目,所得到的回答却一成不变,每次都是“我们会马上回复您”。至于谍报人员的情况则不得而知,因为他们从事的都是秘密工作。六年前我曾受国防部之邀,讲解抓谎的机会与风险,知道他们对于此类问题甚感兴趣,但自那次以后,虽然风闻有关工作已进行,我也曾致函相关人员,然而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无可奉告。我所担心的是,“专家”闭门造车,而学界则吹毛求疵,本书应可为他们厘清抓谎的机会与风险问题。
    另一方面,撰写本书的目的并非仅仅针对重大谎言,我深信,检视说谎或说实话的方式与时机,将有助于理解很多人际之间的关系。在人际关系中,与谎言无涉的机会极少,生活中总是难免会说谎,譬如父母亲跟孩子谈到性,认为孩子不宜知道的,往往以谎言打发。反过来说,由于父母的排斥,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对性方面的冒险,也总是能瞒就瞒。此外,在朋友(甚至最好的朋友)、师生、医患、夫妻、律师与委托人、业务员与客户等关系中,谎言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谎言之于生活是如此普遍,它几乎涉及人类的一切事务,所以多予理解实属必要。这种论调或许有人嗤之以鼻,认为凡是说谎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不敢苟同。要求人们在任何人际关系中都不得说谎,未免简单粗暴;要求对于任何谎言都应予以拆穿,也未免会欺人太甚。专栏咨询家兰德斯(Anne LaJlders)有一句话说得好:“真相同样可以拿来伤人,甚至使人痛不欲生。”尽管谎言也伤人,但并非全都如此,有些谎言反而是利他的,虽然其数量绝不像说谎者所宣称的那样多。某些社会关系,全因彼此保守秘密而得以相安无事。但是,说谎者绝不应该轻率地以为,任何受骗者都愿意被蒙在鼓里;抓谎者也绝不应轻率地以为,自己有权说破每个谎言。某些谎言是无害的,甚至是人道的,揭穿某些谎言,可能对受骗者或第三方造成羞辱。但这一切都要仔细地加以考虑,并且事前需要讨论很多其他问题。下一章我们将从谎言的定义开始,讨论谎言的两种基本形式和说谎线索的两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