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本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基础研究重大成果”和“‘国家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研究成果”。

本书作者和受访嘉宾可谓集一时之盛，包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王震中、方克立，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等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近年来，图书市场出现了“历史热”，引领这场历史热的，主要是非史学专业人员，大多数专业史学工作者置身事外。虽然有些讲史图书以“学者品位、权威解读”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也聘请了一些史学专家，但具体到讲史这个领域，并不一定就是特定领域的专家，不少是其他专业的学者在跨界行动。至于网络写手，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许多所谓的讲史著作，无视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热衷于“恶搞历史”，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五卷本《中国通史》的推出，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专业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热”的一次集体回应，它将史学研究新成果以贴近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方式展示出来，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为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可以使读者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认识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祖先创造的文明中获取自信心和自豪感。

与其他版本的《中国通史》比较，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广阔的全球视野。本书站在21 世纪的历史高度来把握、透视与思考我们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同时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比较，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色。

    二是严谨的学术态度。广泛吸收一切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的观点，客观对待有学术争议的问题，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复古主义，又注重防止唯我独尊的民族意识，体现出严谨的学术态度。

    三是从体例和内容看都是一部全新的通史著作，在图书规模上适合普通读者。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对历史问题提炼恰当，在篇目设置上，既在总体上显得均衡协调，又各具时代特色；以专题式的综合体叙述中国历史，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对历史的解读，从人物、事件的细节入手，采用了人物传记与重大事件结合的方式，如周公摄政、诸葛亮治蜀、炀帝功过、永乐迁都等，着重写出了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体现出了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评价，既使中国通史表现的历史进程更加多姿多彩，又体现出了专业历史学者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深化了读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宏阔的视野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道路，表现出中国叙事、自主叙事的突出特色。

    四是恰当地处理了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本书在流畅叙事的基础上，适当地引用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原文，并对文献的历史背景和含义做了深入的解读，是从大众史学的浅阅读到史学古典原著、学术性经典作品精读的桥梁。

    五是本书是高端史学大众化作品。本书保留了学术著作的特点——注重史料的考订诠释，保证了史实的准确与可信；借鉴了现代传媒的表达方式，以文学的叙述铺陈手法及讲故事的技巧赋予历史以肌理和血肉，从微观视角出发，注重生动逼真的历史细节的刻画，从而克服了以往专家写作的历史著作重视科学严谨，忽视可读趣味性的缺点，可以使本书适合大众读者的需求；本书采用了专业文物摄影师拍摄的历史图片，许多珍贵的图片是首次与大众读者见面。

   五卷本《中国通史》的创作前后历经八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多次组织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论证，并广泛听取所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它凝聚了全国众多的史学与文博工作者的智慧。

百名顶尖学者参与出版《中国通史》——正本清源应对“史学热” 全面理解中国史学核心问题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约150万字，图片1300余幅。共分五卷。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第四卷：辽西夏金元，第五卷：明清。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作者和采访嘉宾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学界所有重要的学者。

作者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赵春青（史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邵蓓（先秦）、杨振红（秦汉史）、孙晓（秦汉史）、赵凯（秦汉史）、梁满仓（魏晋南北朝）、雷闻（隋唐）、江小涛（宋代）、张国旺（辽西夏金）、刘晓（元代）、陈时龙（明代）、林存阳（清代）、鱼宏亮（清代）

采访嘉宾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 杜维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  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克立，

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 李开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等

中华先祖  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邦国时代  古史传说  夏王朝觅踪  殷商兴亡  商代文明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

武王克商  周公摄政  周王的衰落 春秋争霸 孔子  列国变法 战国七雄  诸子百家（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邵蓓）

人类是否拥有一个共同的老祖母

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重大课题。其中，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流行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叫“单一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人是某一地区的早期智人“侵入”世界各地而形成的，这个地区过去认为是亚洲西部，近年来则改为非洲南部；持此观点的学者们相信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10—5万年前)的共同祖先。后来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形成今天的各色人种。另一种叫“多地区起源说”。 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于直立人演化而来的。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

世界上原生态的文明都诞生在农业起源地

在世界范围内，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个：西亚、东亚和中南美洲。

西亚是小麦、大麦的起源地，畜牧业为山羊和绵羊；东亚，以中国为代表，是大米、小米的起源地，畜牧业主要为养猪业；另有鸡、狗等；中南美洲为玉米的起源地，农业以玉米为主体，伴有南瓜和豆类，在印第安人的传说里叫做“农业三姐妹”。这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产生了世界上六个原生形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中美洲、南美安第斯文明。其中，中南美洲文明年代较晚，而且局限不大的范围内，真正对世界文明发挥巨大作用的只有西亚文明，后来发展成为西方文明；另一个便是一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

气候突变是中原成为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

中原扮演了中华文明大熔炉的作用，这里不仅占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而且经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对外扩张，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化、龙山时代的再度崛起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对外具有海纳百川般的胸襟，对内较早形成了一整套与神权有别的所谓“礼制”的统治理念。从地理上讲，这里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不至于像红山文化那样日益因自然环境的突变而导致文化衰落，但也不像长江流域那样优越，社会分化不大日益充分展开，在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军事领袖，带有更多的务实和军事色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原社会的军事贵族们开始设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经验来自周围的地方文明，于是，在中原龙山文化中出现了主要是来自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的众多文化因素，并且，这里的地理优势再次帮了中原，这里是居天下之中，八方辐辏之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的大熔炉，是其他各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还有一个环境的原因，是气候的突变，给夏王朝的诞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据研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范围的气候事件，也成为中原文明诞生的催化剂。传说中的大禹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领袖的威望，加强了权利，以至于大禹对诸侯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夏王朝诞生了，从而揭开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帷幕，中国文明正式形成。

   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文化基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千百年来流传着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三皇”或出自于推想 “五帝”可能实有其人

这是因为，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历史。这些内容后来被后来才发明的文字记录下来，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古史传说中有些可能是关于远古时代的朦胧记忆或想象，也有些则属于古人对宇宙和自然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信以为真。当然，这些古史传说中毕竟含有真实的历史素地，更不会是古人无端的捏造。在我国流传的三皇五帝当中，所谓三皇属于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不过，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只是后来人们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书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年，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盘古开天地的说法是我国先民对世界形成的看法，其所云“天地混沌如鸡子”“元气鸿蒙”之类的描述倒与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某些相近之处。

盘庚迁殷导致出现上古文明的高峰“武丁盛世”

对于盘庚迁于殷得原因，汉代学者认为是“去奢行简”，近代学者认为是为避河患，现代学者分别从贵族与平民矛盾加剧、对付来自北方民族威胁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方面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认为，是为了解决由于王位争夺而产生的王室内部的纠纷。盘庚主要是想通过迁徙，消弱那些具有争夺王位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统治力量。事实上，自盘庚迁殷后，保证了王位由一个家族的父子世袭，由此商王能够加强其内政武功方面的统治，故盘庚以后的商王国有了充足的发展，迎来了武丁时期商王国的大发展，史称“武丁盛世”。盘庚以后，传至武丁，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在位五十九年。据甲骨文学者研究统计，与武丁相关的卜辞共６００多条，为晚商诸王之最，被武丁征伐的方国达８１个。其势力范围东至于海，西达陕西，北到河北，南抵江汉，成为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

武王克商究竟在哪一年

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种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而从文献学的研究来看，整个西周的时间也不过四百多年，这样大的误差难以让人满意。武王克商这件事，是商、周两代的分野，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启动，这个问题就成为整个工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经过缜密的思考和科学的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为解决这个问题，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和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分析，缩小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2000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正式公布，将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思想家。经他之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

春秋战国——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提出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