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何兆武 口述，文婧 执笔
出 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定 价：32.00
I S B N ：9787020114665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古籍 > 古籍与文献整理 > 古籍整理
标 签：文学 作品集
《上学记》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以前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系。1956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文靖，1975年生，本名文静，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哲学系，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修订版序言 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事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返乡
也是故乡，北京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洋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城堡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力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闹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转变
大学之谓：忆先生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硝烟
“一二·一”运动
1.“打到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增订版后记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块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的。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条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是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二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1]，时常到学校里抓人，凶极了，我二姐就被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三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第三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6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军抓起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了出来。可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三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她的专业，虽然不见得一定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1942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爱人肖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改叫柯炳生，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下场也都不好。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受命去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线，刘少奇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和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又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多厉害？那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我姐姐熟识的那些同学里，如果继续革命的话，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多是坎坷一生。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阵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头的时候，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让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跟着去了。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是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旁边的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
文革一开头，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挺好，怎么就成了黑帮？挨批挨斗、吵架、关牛棚，给整得挺惨。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有的美籍华人学者以前一直比较右，还参加过三青团的夏令营，那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和戴笠等等一些人被称作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当然，参加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是三青团，不过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解放后强调的思想改造，首先就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无论怎么说都是为美帝服务的，还入了美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路了。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就学他的习，只念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出国，也不回来，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而且应该混的不错，假如又是美籍学者，回来也被待如上宾，这样倒挺好。可是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结果沦为阶下囚，成了黑帮上去挨斗，……，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
五柳读书记
我也喜欢读书，但是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就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文叫《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了我启发，它的讲法让我值得去读，我就很满意了。这本书这么讲，我很欣赏，另一本书那么讲，我又非常欣赏，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心里非常高兴。这就好像听音乐一样，听的时候也挺入神的，非常着迷。其实我不懂音乐，也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并非是我径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见，甚至未必认同他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启发了我，而且启蒙得很深。
外文系图书馆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一次我看到一本书，题为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的悲剧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Unamuno（乌纳穆诺）是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Salamanca大学校长，那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公开反对佛朗哥的军事独裁，被软禁后不久就死掉了，挺可惜的。大概受到吉诃德的影响吧，乌纳穆诺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唯有王浩认为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 of mind一定要through glory才能得到。”【致编辑：through glory等于已经翻译了，此处就免了】我想，一位老先生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 of 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心灵恬静。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有很大的不同，归根结底或许是一种心灵状态，我想这也和个人的条件有关。王浩非常有才气，他有资格去争，我知道自己没那个水平，所以想也不想了。
及至后来我又读到乌纳穆诺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并不如《人生的悲剧意义》一书中所给我的印象。实际上，他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这里不可能有逻辑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于文学的寓言。我的兴趣是要猜一个谜语，但那并没有谜底，乌纳穆诺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度，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我仿佛得了一种觉悟，之后就想给《红楼梦》做一番解读。《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它可以从诸多方面展现，但中心的线索则是宝黛的爱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
1940年夏，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傅雷先生译A. Maurois（莫罗阿）的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比如他把Donne（邓恩）的诗句I’ll undo the world by dying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violon plaintif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莫罗阿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都不如莫罗阿那么灵心善感。
《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莫罗阿的第一本书，傅雷选了他四篇传记小说，书名也是后起的。这本书我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如果一个人是好人，就好得不得了，拼命美化他，要是坏人就臭得不得了，使劲骂他。这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太狭隘了。但莫罗阿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后来，我又找到莫罗阿的成名作Ariel，即《雪莱传》。雪莱一生都在挨骂，学校以宣传无神论的罪名开除了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私奔，名声扫地，二十九岁就早早故去。可是莫罗阿用他一贯的温情，把雪莱比作莎翁《暴风雨》中的天使Ariel。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并介绍给许多同学，化学系的章锜惊叹道：“Maurois真是个轻愁的天才！”友人物理系的王景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把受莫罗阿的影响写进了自我批判。
不久，我又邂逅了白俄D. S. 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的作品，更加引我入胜，再次为我开辟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读他的第一部作品《诸神复活》，也是无意之中看到的，是他最有名的三部曲《基督和敌基督者》中的第二部，书名亦作《达·芬奇传》。译者郑超麟先生是位元老级的托派，解放前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解放后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前后数十年始终不肯低头忏悔。他的学识丰富，译笔亦佳，唯独遇意大利人名最后一个音节-tti时，总译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点别扭。我喜欢遐想，喜欢对历史做一些可能的假设，追索微言大义之所在。梅氏此书虽系为画圣达·芬奇立传，但似乎有意在预示一个第三帝国的诞生。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古代的异教诸神又复活了，但它以光荣与骄傲背叛了基督教，终于也会引致灭亡。于是，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和十字架结合为一。然则这个帝国又是谁呢？当时我以为，最能够以担当此任的非苏联莫属，而走在前列的欧美列强已经被物欲腐化了，不足担此重任。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庸俗唯物论和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这种半预言、半神话的期待便兵不血刃地破产了。
理想和金钱的角逐究竟谁胜谁负很难预言，而对历史做任何预言大概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康德），没有说先天注定了非如此不可，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非常幼稚，看了什么就觉着什么好。不过幼稚也有幼稚的好处，把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学术思想上的门户和政治上的派别不一样，政治上的派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宣誓加入以后就得绝对服从，但学术思想并不是这样。比如我欣赏某个哲学家，并不意味着字字句句都得他的，而且只听他一个人的。我想，任何一种学术如果真能成立，而且能有影响的话，里边一定有某些合理的成分。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吾师”[2]【致编辑：“吾师”烦请不要改为“汝师”，否则上下文说不通】，就是说，我的老师并不限定是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而应该请教很多的老师。人类的文化也应该是这样，不能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好比我们吃东西，不能说牛奶有营养就光吃牛奶。你得杂食，各种东西的营养都吸收才行。
很多作家都喜欢写神秘的作品，同样也很吸引我。比如乌纳穆诺有一篇小说《沉默的谷》，说有个地方非常奇怪，很多人进去看，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再比如爱伦·坡，还有一个人更奇怪了，就是俄罗斯的屠格涅夫。他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像《父与子》、《罗亭》、《前夜》，可也写过许多篇神秘的小说，如Clara Militch（《克拉拉·米利奇》）。我想，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的，可是你能感受到。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那就是真实，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过去人想得很简单，以为凭我们的理性就可以理解世界、理解宇宙，乃至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康德说，首先应该批判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认识能力。宗教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灭，那么到底上帝存不存在？这不是我们的理性能够判断的。有人简单推论说：“谁看见过上帝？谁摸过上帝？谁也没见过、没摸过，所以上帝就不存在。”但问题是：这种推理方式成立吗？是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存在？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空气存在。我们看得见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就是看不见的。”因为上帝everywhere and nowhere（无所不在，却又踪迹全无），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种存在。Spinoza（斯宾诺莎）也讲上帝的存在，而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爱因斯坦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但我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所以，这就看你如何理解了。如果说上帝是个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拿着根棍子，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种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上帝就是大自然的奥秘，那完全有可能存在。
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对好友Horatio说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我们的理性只能理解那么一点点。许多东西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你在观念上达到更高的层次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勉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
[1] 此系误传，蒋孝先实为蒋介石族孙。
[2] 原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引自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六。
……
装 帧：平装
页 数：297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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