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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明清


中国通史• 明清

作  者:卜宪群

出 版 社:华夏出版社

丛 书: 伍 明清

出版时间:2016年03月

定  价:62.00

I S B N :9787508086637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历史  >  世界史    

标  签:历史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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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约150万字,图片1300余幅。共分五卷。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第四卷:辽西夏金元,第五卷:明清。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

TOP作者简介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作者和采访嘉宾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学界所有重要的学者。

作者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赵春青(史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邵蓓(先秦)、杨振红(秦汉史)、孙晓(秦汉史)、赵凯(秦汉史)、梁满仓(魏晋南北朝)、雷闻(隋唐)、江小涛(宋代)、张国旺(辽西夏金)、刘晓(元代)、陈时龙(明代)、林存阳(清代)、鱼宏亮(清代)

采访嘉宾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 杜维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  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克立,

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 李开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等

TOP目录

明太祖朱元璋  永乐迁都  郑和下西洋  内阁制度  土木堡之变

王阳明心学  海疆与互市 张居正改革 耶稣会士来华 江南市镇 白银资本  崇祯帝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陈时龙)

清朝入主中原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鱼宏亮 )清王朝的稳固  收复台湾  统一大业  军机处 摊丁入亩 文治与文字狱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林存阳)被动的自强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甲午战争  维新与革命(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鱼宏亮 ) 帝国的挽歌(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卜宪群)

TOP书摘

最繁忙的皇帝——朱元璋

1380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近二千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虽然没有了中书省,但是,中枢政务的存在却是客观事实。没有丞相,意味着所有的中枢政务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皇帝。一切决策,都将要由朱元璋一个人来面对,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行政机构的行为,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

废除宰相制度,固然保证了皇帝的高度集权,但因此也加重了皇帝处理政事的难度。有人统计,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

因此,废除宰相制度带来了两个问题。首先,谁来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其次,六部、都察院等机构并列所带来的支离破碎的中央权力,由谁来进行协调?

嘉靖皇帝称王阳明心学是歪理邪说

十六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因此也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卹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 皇帝的态度无疑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白银资本使明朝社会贫富悬殊

英国历史专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中人们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明朝社会由明初静谧的冬季,逐渐过入到喧嚣的春季、疯狂冲动的夏季,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1609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的社会面貌。

缺乏对国际化因素的应对之道致使清入主中原

十七世纪初的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国际化的因素。这一地区政治力量也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但是由于明朝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后金势力迅速崛起的过程中,整个地区的局势显示出对明朝非常不利的变化。正是缺乏对这种变动中的挑战的有效应对,导致了明朝最后的失败和清朝铁骑的入主中原。

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疏离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

戊戌变法是由于上层士大夫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而主动奋起寻求从内部进行改变来对应外部侵略的一场政治实验。它的失败并不完全在于维新派年轻缺乏经验,事实上正是这些年轻而对国家的未来有着深切忧虑的士大夫才会舍身投入这样一场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与旧势力的搏斗中。而那些处于位极人臣的实权派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保全个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体利益而不顾。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话语很少能与底层民众的日常需求相得益彰。底层民众被各种神秘信仰、气功、武术等小传统所占据。底层民众本质上是反清的,富于抵抗和起义的传统。但在列强强大的政治经济侵略背景下,他们自发地反抗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义和团运动的悲剧。但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反侵略运动,也让列强看到了中国民间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因此,瓜分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1900年7月3日,美国向列强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强调应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长远的安全与和平”。从此,明目张胆的瓜分行为逐渐冷却下来。对于体质内的官僚集团来讲,在近二百多年的统治中,极端的君主专制将官僚体制内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一种习惯匍匐、人格低下的奴才。他们贪念的仅仅权位和金钱,而对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命运没有任何考量。原因一点都不奇怪,在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的名义所做出的罪恶行为的后果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的,从未有人试图去追究参与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这就导致了以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个别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甚嚣尘上,在大多数时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离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团依然不愿罢手。原因也很简单,政权崩盘的后果都是由全民来承担的,其中灾祸最深的尤其是那些普通民众。即便连这些利益集团也在战火中玉石俱焚,他们也停不下掠夺的脚步。原因也很简单,利益集团一旦形成,本身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身具有运行的惯性与动力,虽然这种动力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导致了王朝一个个的崩溃,但又一个个的重建,人们从未从中得出有益的行动经验。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中,我们尤其能看出这种罪恶的繁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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