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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政治 政治/军事 中国政治
思想家，远看很美——代序
引论
大战略源于大思想
中国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问题
1·大国领袖
引言：大国需要大国领袖
习近平的新政治观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从推进改革角度明确习近平“新设计师”形象
转型中国需要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
将“全面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纳入习近平执政思想体系
解决任意解读“四个全面”的关键是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
习近平着力构建的是精神大厦
习近平清新执政三部曲：强改革重法治铸精神
“习式风格”引领官员人性回归
习近平言论蕴含执政新思维
拓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交路径
2·大国交往
引言：民族复兴需要更宽阔胸怀
中国崛起的深层制约和出路
中国不能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国梦亟需进行国际化解读
崛起中国需要创新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
多渠道多形式加强中加交流与合作
参与大国博弈的中国需要结盟
提升高铁输出的战略高度
核心价值与高铁一同输出的逻辑和意义
由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看大国崛起的本质
国家力量支撑不起膨胀的民族心理
意识形态斗争我们承压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可预见时间内将一直领跑世界
以重构中美战略关系铺平我大国道路
适度调整我对日战略策略
以自我超越推进中国大国进程
参与大国博弈从找寻解决俄乌争端方案做起
探寻中国外援效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措施
我从利比亚撤侨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美国“致命伤”具有其实意义
3·大国治理
引言：精神缺失是中国发展进步最大障碍
改革需要重点关注的深层问题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警惕中国政治权力碎片化
以体制机制突破遏制高官政客化
龚自珍更法改制思想的现实意义
依宪执政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标志
创新是繁荣中华文化的根本路径
洛克分权制衡学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启示
和谐社会是终极追求的阶段性社会形态
以放缓发展速度实现社会平衡
以超常规用人应对反腐人才短缺
以新思维推进新疆治理与反恐
虚拟世界确有设置边界的必要
全球网络博弈与网络管控
4·大国军队
引言：惟改革才能将中国军队推向世界
军队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
新军改是我军建军治军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军队改革方案背后的考量
军队建设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依法治军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筹划未来作战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军队思想和精神建设步入重大转型
我国阶层变化过程中的军队精神支柱问题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理基础
军队拥有的特殊权力与权力运行规则
三大助动力推进强军梦
我军已经走上强军快车道
军队廉政建设力度空前加大
人民军队更要大兴清廉之风
全球化视野下的军队意识形态斗争
军队开展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新情况与对策
军队改革将给文艺队伍带来深刻影响
社会该对军队多高的期待和要求
军队不必在党和国家间选边站
军队反腐难的深层次原因
增设军事新闻发言人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强军目标
军官下连当士兵的目的和意义
追求世界领导力的加拿大军队
特殊鲜明的澳大利亚军队
在分析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观基础上，提出习近平的新政治观，一个“新”字蕴含着丰富内含。此前笔者提出，“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与此有相同考量。习近平强调“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这是一种新思维、新观念；“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立规矩，讲原则”是新思路；“踏石有印、抓铁有痕”，“雷厉风行、务求实效”是新风格。在某种意义上，习近平已经启用新的话语系统，形成“习式风格”。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一切的一切，皆可以“新常态”来概括。非常态只能是策略，而不是观念形态，“新常态”实际上是新政治观的理论化和思想外化。
习近平构建和形成中的新政治观，可以从工作思路中看清轮廓。初见成效的以反腐为切入点的党风廉政建设，恰如一场灵魂救赎行动，让中国官场千年顽疾进入有效去除阶段。既然党风影响政风，政风影响民风，那么，随着规则和规矩愈来愈清晰，并且不断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循，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道义形象和执政能力必定提高，中华民族也一定能走出困境，实现精神和价值观上的升华。这显然有异于封建统治模式，也有异于革命阶段的通过自我神圣来获得精神力量，还有异于改革开放后对物质力量的过度倚重，而是借鉴了世界一切文明成果与中国共产党全部经验的科学设计，是实现了巨大突破的国家治理新设计，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设计，在于新政治观的支持。
那么，习近平的新政治观及其思想路线、执政方略是什么？我们只要认真学习理解其一系列讲话精神，就已经能够概括和抽象，其新政治观是“开创文明”，思想路线是“改革放开”，执政方略体现于目标和措施之中，执政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执政措施是“四个全面”和“新常态”。三者共同构成习近平的执政思维和执政逻辑、执政目标和发展路径。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思想路线、执政方略具有鲜明而有强烈的创新性、创造性，同时折射出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和政治家的洞察力，发展开来必定深刻影响我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准则。
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脉动与前进方向。人类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欧洲“神学一统天下”对文明的压迫，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基本规律和前进方向并没有被改变，人类对文明的向往和生生不息的追求从未停止。所以，中国要崛起于世界，必须高扬开创文明的旗帜，唯此方可产生世界号召力。这不是说世界已经不存在制度冲突、文化宗教冲突，更不是说“冷战思维”已经为“大同思维”所取代，因为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将长期存在，一定阶段甚至很尖锐。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强调开创文明，这是方向，也是路径，更是道义力量所在。试想，邓小平如果不是带领中国挣脱“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遵循“人类共有文明”，中国到今天可能仍然处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严重僵化状态，因而也就不会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存在于梦境，而不是可见可感。
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更加鲜明。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到联大发言，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以“命运共同体”支持“和谐世界”建设；从访问俄罗斯到访问美国，强调的都是“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建立，表明的都是共享中国的发展机会和成果；从访问法国、德国到英国，都高度评价那里产生的一大批思想家和文化大师，认定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有这些都跳出了“政治制度划线”，而以文明创造来考量，因此开拓出中国更大的国际空间。走向世界的中国，一定存在与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关系处理问题，怎样发展相互关系？把握何种准则？都决定于政治观。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坚持冷战思维和“二元对峙”，是没有出路的。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情况下，不发展和突破冷战时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一定会陷自己于窘境，只有坚持和遵循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立身于世界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
形成和确立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根本是起于逻辑、规律和当下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同时决定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自己的洞察力与价值判断。习近平上任伊始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保证自己的路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及其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创造引领世界的文明成果，才有可能达成目标。换言之，我们已经不能通过“热战”或“冷战”来达成目标，只能和世界一道探寻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最佳路径。即使从内政上讲，我们也提出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就意味着以革命理论支撑执政行为，以阶级斗争激发精神力量，都不能采用，只能寻求自我超越，也就是探寻政治文明本质，弄清其中的规定性，并遵循之。
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拥有四大基石：“政治规矩、利益共享、传统一脉、合作共赢”。这些都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也正在主导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建设。政治规矩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解决的是党纪国法和政党转型的行为规范，反映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之中。利益共享着眼的是利益分配，映现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反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五大发展理念”之中。传统一脉解决精神归宿和价值系统问题，反映于“中国精神”的基础和来源，及其一再强调的“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反映在“两个互不否定”之中。合作共赢解决的是国际关系准则，反映在其确立起来的大国外交和共建共享之中。
习近平“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是其新政治观进入实践层面的成果。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发展到当下，是收还是放，放什么和怎么放，放的程度和步骤，都需要最高领导人作出决断，并且不是技术层面的决断，而是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决断。从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计中，我们已经看出，行政权不是收而是放，由于行政权深入到一定层面，则属于体制制度，这就必然影响到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放开”是承认和强化人民群众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是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本质特征决定的，奠基于政治文明走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思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阶段，特别是民众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增强。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讲话中所强调，不能把人民群众拥有的权力虚化、抽象化，而应当落到实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从理论层面分析问题，“改革放开”则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支持着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无法承载之时，就会走向灭亡。其逻辑在于，不发展生产力则无法攫取更多利益，而发展生产力必然包含着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由此激发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发展开去便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马克思还以法国国家机器为例分析问题，法国无论共和还是专制，都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的无孔不入的极度中心化的强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越强大，意味着管得越多，责任越大，负担越重，社会不满也就越多越集中，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时，便走向崩溃。
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规律，未必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当政府试图包揽一切之时，政权便深入到社会每个细胞，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代价大到社会不可承受时，便走向制度衰亡。因为政府过于强大，意味着纳税人供养更多的政府人员，税负过于沉重，企业就失去发展能力和潜力。当前，西方发展国家制造业的人力成本数倍于中国，然而将税负结合进来，中国企业的成本直逼美国。其实，许多地方时吃饭财政、土地财政，当政府有地可卖的时候矛盾不突出，可一旦无地可卖，现有的大政府必采取加大税负的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当下显然难以为继。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走的是计划经济的道路，膨胀政府职员符合自身逻辑，但我们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如果同时在扩权过程中无度增加政府职员，那么只能弱化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达到一定程度便摧垮自己的权力运行系统。所以，西方国家一直是通过法律来遏制政府权力扩张和资本家的贪欲，因此避免了资本主义沿着马克思的预言发展。所以，我们要避免矛盾尖锐化，也必须遏制政府的权力扩张，走放权的道路，方法论上就是改革放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设计与实际做法看，我们显然走的是这样的道路。
换个角度或侧重点分析问题。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体制制度与权力运行必然随之变化。往哪里变？无非几种选择：小政府、权力有限政府、权力无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我国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限政府。我们不会复制西方的制度模式，同时旧模式也行不通，因而只能建构权力有限政府，由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就涉及放权，并且不仅仅只是将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权力下放或交给社会。因为，放权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不可能真正实现权力下放，政府有垄断权力的天然冲动，这也是以往改革走了一个“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更多的权”的怪圈的内在原因。一定意义上，因为制度设计、惯性思维与习惯做法，党和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更愿意收权，并且还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上政治具有主观性色彩，当政治权力可以解构一切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所以，只有上升到思想方法层面，政府权力运行才会进入良性循环；只有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明确改革放开，才能从深层次解决权力回归本位这一难题。
由服务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思想理论突破，本轮政府职能改革，把重点放到简政放权上，其实是社会与实践要求的结果。政府大加倡导的创新创业，其前提一定是放开，捆着手脚是永远都不会真正激发出人民群众创造热情的。借他人的观点可佐证。2015年5月1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针对中国作出评价。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期待她的持续发展。但他们的问题是巨大的，他们缺少我们拥有的很多东西。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我们有公开公正的法律系统。我们有全世界最有效的风险投资系统。我们在创新和科技上引领世界。这些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演讲时被一个年轻人问道：‘我怎么能像你一样？我怎么能成为你那样的人？’乔布斯作出了著名的回答：‘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运用‘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挑战权威的国家有‘另类思维’，因为进步只有来源于对权威的挑战。”这段话让我们听来不太舒服，但也引发思考，为什么中国产生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中国存在挥之不去的“钱学森之问”？关键之一是政府管得太多，包括大学怎么思想和思想什么都去管。当一个不懂学术的官员到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仍然自命不凡，指手画脚，甚至赋予其决定那些思想者的命运之权时，就不能寄希望大学遵循规律，更遑论中国产生更多的原创成果，建设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这要求我们通过改革来放开，让大学依照规律去发展，而不必担心其离经叛道。毕竟我们正在推进依法治国，并且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定的法。当然，放开不是做甩手掌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复制别人。这里讲的放开，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因而突出强调方法论意义。
至此，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由此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而取得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笔者把改革开放视作邓小平的执政方略，却又把改革放开视作习近平的思想路线，其间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很简单，这是实践上升为理论的结果，也是时代催生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进行着不懈探索与尝试，尚未作出完整而又深刻的理论总结，假如过去在“浅水区”摸着石头过河，且行为之有效，那么，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在石头已经摸不到的情况下，不努力解决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问题，必定事半功倍，甚至走弯路。完全可以肯定，由改革开放到改革放开，由执政方略提升为思想路线，就是思想理论上的突破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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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数：430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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