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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文化 文化评述
胡颂平
序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后记
序言
孔子曾说，“有德者必有言”。这所谓言，是指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话，并不是只以口才称的。言为心声；有德的人所发的心声，自然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有德的人固可尊敬，而他的言论自亦极足宝贵。
胡适之先生的一生，从我们民族文化的观点讲，可以说是社会中一位最伟大的引导者。无论在学术上、教育上，他的主张或提倡的，全都是平正通达，并且可以使我们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气象的。他所遗留下来的著作，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史最珍贵的材料。
有许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士，对胡先生于中年以后专事考据的工作，以为胡先生在学术上虽臻崇高的地位，但他似乎把目前的社会忘却了。这可说是过虑。我们知道，胡先生对于社会文化进步的关心，和对于他自己在学问上进步的关心一样。他决不会因专心学问而不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好的文化的！
现在胡君颂平这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出版，非特可以使许多尊敬胡先生的人得多知道胡先生晚年的言论，且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过虑。这是我们留心文化史的人所最喜悦的事。
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爱克尔曼写了一本《歌德谈话录》；德国哲学家尼采以为是德国第一本书。我自审才不及尼采，不敢作这等大言。但我想，颂平这书，和爱克尔曼的书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二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分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如果从爱克尔曼所记的谈话录可以看出歌德老年时的智慧，无疑的从颂平所记的谈话录，亦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这一点是我充满信心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毛子水 谨序
后记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原是设在台北市的。在适之先生“回国”就任院长之前几天，才迁南港去。我家仍住台北。每晚从南港下班回家，想想白天适之先生的言谈，最感兴趣，若不设法保存，将会随同时光流失，岂不可惜。我先有这么一个意念，踌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忽然想起民国十九年马相伯先生九十岁生日时，适之先生曾对新闻记者的访问说：“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纪录下来。”我从这段话里豁然有悟，于是下了决心，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里恢复了中断二十年的日记。
我开始做胡先生的秘书，与我过去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性质不同：我好像是新毕业生留校担任助教似的，只能当一名学徒，什么都从头学起。每隔几天，适之先生总有一天留我陪他吃一顿午饭。有时晚上有应酬，也要我同坐他的便车回台北。无论在饭桌上，或车上，尤其是他好几次住进台大医院及出院后的疗养期间，凡不是工作的时间，他爱即景谈天，讲论社会上或学问上的一切事情。我不知道的物事，多任意发问。有时遇到一个罕见字的读音，或是比较冷僻的典故，他也会考考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里，他的特别护士徐秋皎小姐见他和我谈起一位外国朋友翻译杜工部的“羌村诗”，私下问我“羌村诗”是什么，我默写出来解释给她听。这首诗里有“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两句，我把上句的“怪”字记错作“惊”字，下句的“惊”字记作“坐”字，成为“妻孥惊我在，坐定还拭泪”了。因与原诗的意义没有多少出入，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有误。我们是在病床外边的会客椅上轻轻的说话，但被适之先生听到了，要看看我的默写。说：“两句五言诗，只有十个字。你却错了两个！”顺手拿起红色原子笔来改正，一面对徐小姐说：“这位胡先生（指我）还能背得出这首诗，可得一百分，但错了两字，要扣五分！”便在默写纸上批了九十五分之后，说：“今天我又给颂平批分数了。”不禁哈哈大笑。这是他的天真与风趣的一例。但他见错就改正的求真精神，无时或衰。就是偶然遇到这样的小玩意儿，也不轻易放过。这些无意中的闲谈，给我个人自我教育上的激发极大。
这个谈话录所记的谈话，都是根据我当年的日记，所以绝大部分是对我个人说的。他对客人或在别种场合的言谈，我所知道的不多，但也收在这里。我用的是袖珍日记簿，经常放在衣袋里，白天难得有空，总要到夜里回家默记的。一年下来，渐渐的记了六七本，觉得应该设法让他知道才是。
这一天（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点多，我的工作都做好了，便抽空来记日记。恰巧适之先生走进我的工作室。他看见我正在一小本子上写着密密的小字，随便问问：“你在写什么？”我说：“记先生的事情。我在此地亲自看见，亲自听到的事情，我都把它纪录下来。”他一听到这些话，立刻诧异起来，紧跟着问：“你为什么要记我的事？”我因心理上有准备，而且正是报告给他知道的好机会，于是慢慢的说：“从前马相伯先生九十岁生日时，先生不是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过谈话吗？那个简短的谈话（见上），我还记得。现在先生也是‘国之瑰宝’，我有机会在先生身旁工作，……去年冬天忽然想起先生二十八年前说过这句话，才开始纪录的。但不知有没有听错的地方，很想得空把它整理出来，还想请先生过目。”我这么说明之后，他说：“这样，我以后说话倒要留意些。”他的诧异神情很快消失了。再想了一想，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纪录有用的。”从此之后，胡先生知道我在纪录他的言行了。
记得先生有一次谈起：“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这里记的如儿童时代玩的“苏子”，如家中雇用临时工人劳作的习俗，如“出门要带三条绳”，如“一世夫妻三年半”，如“朝奉”与“员外”等等琐碎的话题，大概都是他偶然想起那个时代背景的点滴资料。只要他曾谈起过，就是片言只语，我都纪录下来，保留在这里或《年谱长编初稿》里。今天回想当年面对面的谈话，我个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感受。但愿一班尊敬胡先生而不得及见的年轻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所以决定与长编同时发表了。
又，当初因用日记的原始资料，故将第一身的“我”字改为第三身的姓名三个字，现在也懒得再改回来。我要特别声明的，就是胡先生从没有看过我的记录，如果有听错记错的地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我很企望看到的人指示我的谬误，以便改正。
胡颂平 记于台北市浦城街宿舍 一九八四年二月九日
装 帧：平装
页 数：275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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