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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历史 中国史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作序，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约150万字，图片1300余幅。共分五卷。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第四卷：辽西夏金元，第五卷：明清。
全书用100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时代演进纵向贯通，以问题分析横向展开，探索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
《中国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作序，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曾两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课）总撰稿，作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为主，作者和采访嘉宾中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学界所有重要的学者。
作者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赵春青（史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邵蓓（先秦）、杨振红（秦汉史）、孙晓（秦汉史）、赵凯（秦汉史）、梁满仓（魏晋南北朝）、雷闻（隋唐）、江小涛（宋代）、张国旺（辽西夏金）、刘晓（元代）、陈时龙（明代）、林存阳（清代）、鱼宏亮（清代）
采访嘉宾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震中，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 杜维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 钱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克立，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 李开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彭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臧知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楼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胡阿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毛佩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 阎崇年 等
《中国通史》总目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第五卷《明清》
第一卷《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中华先祖
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邦国时代
古史传说
夏王朝觅踪
殷商兴亡
商代文明
武王克商
周公摄政
周王室的衰落
春秋争霸
孔子
列国变法
战国七雄
诸子百家
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
秦国崛起
秦始皇统一中国
楚汉战争
郡国并行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两汉经学
昭宣政治
王莽改制
光武中兴
丝绸之路
清议与党锢
黄巾起义
三国鼎立
诸葛亮治蜀
西晋统一
魏晋风度
门阀政治
梁武帝治国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周武帝
陈朝兴亡
魏晋佛教
第三卷《隋唐五代两宋》
再造统一
炀帝功过
贞观之治
武则天
开天盛世
安史之乱
中晚唐的困局
世界都会长安
吐蕃兴衰
敦煌
唐朝对外文化交流
唐代宗教
五代十国
宋太祖
澶渊之盟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王安石变法
靖康之难
宋金和战
偏安东南
东京梦华
宋代新儒学
宋代文化
第四卷《辽西夏金元》
契丹兴起
西辽建国
完颜阿骨打
金朝兴亡
辽金文化
西夏兴亡
蒙古兴起
忽必烈大帝
两都巡幸
大元帝师八思巴
海上丝绸之路
马可·波罗与中国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第五卷《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
永乐迁都
郑和下西洋
内阁制度
土木堡之变
王阳明心学
海疆与互市
张居正改革
耶稣会士来华
江南市镇
白银资本
崇祯帝
明清更迭
清王朝的稳固
统一大业
收复台湾
军机处
摊丁入亩
文治与文字狱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
自强运动
甲午战争
维新与革命
帝制的终结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思想家。经他之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1500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
春秋战国——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
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600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发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最终形成了希腊、印度、中国三大古典文化中心。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雅斯贝斯所提出的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相互批评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绚烂的一笔。
秦国崛起——预言家无法预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较周初（公元前11世纪）便分封建国的齐国、燕国，以及韩、赵、魏三国的前身——晋国，秦的立国晚了整整三个多世纪。公元前9世纪末，秦族的首领非子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封于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一带的“秦”（今甘肃张家川东）。当时，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正大规模地从西北向东南迁移，在“多米诺骨牌”效应下，中国西北部的游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带。秦处于西戎包围之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
秦独特的发展历史，使得一向以高度开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国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然而，正是这个地处边陲、被视为野蛮、落后的蕞尔小国，五百年后却打败了经济高度繁荣、文化异常发达的六个关东大国。慨叹于这样的结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如何在五百年中发生这样的惊天大逆转？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吗？
王莽作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汉而立，创建立一个庞大而崭新的帝国，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许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其他王朝缔造者不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时势造英雄，大多开国帝王，为帝王而帝王，为的是获得权力的快感，而王莽则有超越现实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负。他斩获帝王的权力，目的是能够把经家学说付诸实践，创建一个平等安宁快乐理想社会。这一切我们可以从王莽建立新朝前后、实施一系列具体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败，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冲突的结果。一般来说，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完美和谐的社会，社会至上，但是建立完美社会秩序需要国家制度来支撑。所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向现实妥协。我们不能同意班固等旧的史学家对王莽定论，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胡适的说法，王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胡适错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并不都是社会主义者。
隋炀帝功过——国强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做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真的干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
平心而论，隋炀帝虽是亡国之君，却是有为之主。他曾经是平陈之战的统帅，又曾不辞辛劳巡幸漠北与陇右，为国家统一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过很多贡献。与此同时，他实行的许多措施和制度，如创设进士科、开通大运河等，都在后世影响深远。隋炀帝的许多未竟之业，几十年后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连导致隋王朝倾覆的征辽之役，也在唐太宗时期再次发动，直到高宗时，才最终得以完成。
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隋炀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暴政。毕竟，民力是有限的，虽说隋炀帝的许多政策都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对于当时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为，经过数百年割据战争后的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仍然是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国强而民不富”，这是隋王朝留给后人的一个深刻印象。隋王朝聚集了巨额财富，即使经过了隋末农民战争，其国库残留的粮食与布帛依然数量惊人。然而，老百姓却在一次次的劳役与兵役的征发中困苦不堪，民怨沸腾，最终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溃。
西藏史料中的吐蕃攻陷长安
763年十月，吐蕃调集20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惶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从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中国的政治舞台经历了一个由武人专政转向恢复文官体制、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演变过程。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在太庙里立下誓碑，令后继子孙当皇帝的，不得滥杀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关誓碑的记载虽然不足，但其中体现的治国理念确实被宋太祖的继承者们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随着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重新崛起，中国传统政治所特有的“朋党现象”也日渐发展，并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为宋朝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金海陵王迁都——史上最野蛮的拆迁
海陵王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贞元元年（1153年）他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样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将始祖以下的十个皇帝的坟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埋葬，同时命令会宁府毁掉宫殿宅第，把原址夷为平地，让百姓耕种。这样破釜沉舟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回到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一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海军军备差导致忽必烈征日失败
从1266年到1273年，忽必烈先后5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抚，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引发了1274年的第一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只得无功而返。
第一次征日并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时他正密切关注南宋战事，于是继续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抚。这次幕府终于有了明确答复——将来使全部斩首。当消息传到大都时，忽必烈终于被激怒了，一个专门对付日本的机构——征东行省建立起来了。
1281年五、六月间，两只庞大的远征军驶向日本：一支从合浦（今韩国马山）出发，由第一次征日主将忻都率领，共4万人，战船900艘；一支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等率领，共10万人，战船3500艘。可到八月初，台风再显神威，彻底摧毁了元军战舰。十四万大军生还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远征就这样失败了。
日本则因两次抗元均借助了台风之力，炮制出所谓“神风”之说，太平洋战争后期出现的“神风突击队”即源于此。
元朝第二次征日失败，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第一次战争经验后，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各地精锐武士云集于此，以逸待劳，严阵以待。相比之下，元朝则显得战争准备不足，比如，当元军请求忽必烈为远征军配备足够的战马、火器时，忽必烈竟以海战不需此类装备为由予以回绝。对征日统帅，忽必烈也未慎重考虑，以致将领之间战前矛盾重重，无法协调统一指挥，在鹰岛迟滞达一月之久，失去了最佳战机。更为致命的是，因军事征调期限很严，远征军不少战舰系没有龙骨、只适合内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以这样的战舰越海奔袭日本，会留下巨大隐患，在台风来袭时不堪一击。所以说，所谓的“神风”，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元朝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嘉靖皇帝称王阳明心学是歪理邪说
十六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因此也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皇帝的态度无疑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白银资本使明朝社会贫富悬殊
英国历史专家罗斯在《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社会结构》中指出，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个从中世纪那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向以货币、市场和商业交换为基础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动性状态迅速而集中的转变。无独有偶，这样的一种巨变，在16世纪下半叶的明代中国也在上演。正如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在货币的冲击之下，任何社会都要脱胎换骨。”白银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经济环中人们的心理平衡。以货币为核心的交换介入全部的社会关系后，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少数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来说，流动的商品和白银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明朝社会由明初静谧的冬季，逐渐过入到喧嚣的春季、疯狂冲动的夏季，并最后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1609年编成的《歙县志》中，作者很遗憾地感叹当初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贸易纷纭，诛求刻核”的社会面貌。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学院教授杜维明
周公制礼作乐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地成为礼仪之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
我们不同意用班固等传统史学家所谓的“王莽篡汉”来概括这段历史，就如同我们不同意正义或正统必须用鲜血换来一样。我们不怀疑王莽代汉有他个人的主观诉求，但也应该看到,他所处的衰败时代，需要革故鼎新;他所代表的儒生队伍，需要新的政治实践;他那个社会的人民，也渴望圣人的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
我们怎么理解“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郑和一封敕书，敕书中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讲清楚。我的意图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使其遂其生业。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他想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阎崇年
《清史稿》评价康熙皇帝之功，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虽曰守成”，就是说他守住了原来祖先的事业，并且进行了巩固。“实同开创”怎么理解呢？譬如说疆域问题，历经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特别是入关后，顺治皇帝用了十八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如果能再接再厉，像林则徐、魏源讲的那样“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但是朝廷不这么想，他们觉得现在很好，因此，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错过了十八年的发展机遇，没能主动向西方学习。
中日两个国家都在1860年前后转身向西方学习，那么这两个国家学习西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习西方，脱亚入欧转型向西，彻底地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地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所以就带有这样一种心态：“我学，就是要复仇的，‘师夷长技’我是要‘制夷’的。”这是中日两国在学习西方时最大的差别，并因此造成了中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860年之后慢慢凸显：中国是“一定要守住”的状态，日本则是“一定要走出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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