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书的前辈们：老三联后人回忆录

仲江、吉晓蓉 主编

　　父亲萌发写回忆录的念头，是在“文革”前期； 而动笔时，“文革”临近结束，已届84岁。说起来， 提笔与搁笔都和史无前例的这场“革”文化“命”的 浩劫不无关系。
　　“文革”中，父亲不写捧场文章，却写着另一种 “文章”——外调材料，而且十分认真地写。自1967 年7月到1969年7月的两年，父亲共接待了1 30多批外 调人员，调查对象主要是二三十年代父亲的熟人。由 于上海把三联书店打成了“反革命黑店”，所以涉及 了胡愈之、金仲华、张仲实等一批文化出版界知名人 士。因为这些调查关系到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长期 以来谨言慎行的父亲更加谨慎，他不放心外调人员的 记录，总是提出自己来写书面证明材料。他字斟句酌 地写，有的材料甚至写了两三天。
　　他的日记中对“文革”不着一笔。我想，也许这 就是父亲对“文革”的态度：我怀疑，我不理解，我 需要观察，所以我沉默。然而，他却在日记中记了每 次来外调的详情：外调人员的姓名、性别，持哪个单 位的介绍信，调查的问题，谈话的时间……一一记录 在案。他是防备万一有人篡改他写的证明材料而加害 被调查的对象时，他能有据可查。在日记中父亲有时 相当详细地记载了调查的内容，这多半是对一些年代 久远的历史片段的回忆。有时，外调的是父亲关心的 事，他就分外地热心，如有一次从外调人员那儿得知 ，杀害杜重远的凶手已在东北被抓获，父亲就特别兴 奋。那天听说是来调查杜重远被害经过的，父亲虽前 一天煤气中毒，头晕腿软，仍坚持下楼接待来访者。
　　显然，这些历史往事的调查，打开了父亲脑海中尘封 已久的记忆闸门。
　　自从父亲于1973年秋重新在报纸上“亮相”之后 ，就有老编辑动员他写回忆录。1974年父亲准备续写 《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我们便提出，是否先写回忆 录，被父亲否定了。他认为，写回忆录单凭记忆是不 够的，需要查阅过去的报刊，来印证、补充或纠正自 己的回忆。“文革”尚在进行中，做这些事情现在根 本不可能办到。1974年11月，《霜叶红似二月花》的 续写，因迁居交道口新居而停顿了。不久，又有人向 我们建议动员父亲写回忆录，父亲仍未同意。他认为 在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之后，国内形势将会越来 越好，完全可以等到图书馆彻底开放，能查阅资料的 时候再来写。
　　可是等到1975年底到1976年初，形势又骤然恶化 。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全国人民又 一次陷于绝望之中。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身边说： “现在，我打算开始写回忆录!”我们不解其意，因 为当时更不具备写回忆录的客观条件。父亲解释说： “按目前的政治局面，‘文化大革命’不知还要拖到 何年何月，去年看到的希望，又渺茫了，我怕等不到 这伙人下台的那一天了。所以，我考虑现在就把回忆 录写出来，即使是不完整的，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 证。你们把它保存好，等到将来再公之于世。你们不 是有台录音机吗?这次我想采取口述录音的办法，根 据录音整理成文字。”那时，除了样板戏，一切文化 娱乐活动都被禁止，我们和孩子们都爱好音乐，便从 寄售店买了一台旧的盘式录音机，录了一些西方的古 典音乐，在家悄悄欣赏。我表示，口述录音是个好办 法，比自己写省力多了，不过为保险起见，录音与笔 记可同步进行。这样写作时就有两份材料，可以相互 参照。父亲表示同意。
　　1976年3月24日，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录音。父亲 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我站在三屉桌前操纵录音机 ，小曼和孙女小钢在一旁做记录。父亲打算从他早年 鲜为人知的政治斗争生活开始叙述，第一次至第四次 录音便是从1919年父亲结识陈独秀开始，叙述到1927 年的大革命失败。父亲的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已很新 鲜，小曼和小钢更是闻所未闻，我们听得十分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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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页　　数：488

开　　本：大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