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标 签：传记 学者
我自己
我的童年 / 191
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 195
我的中学时代 / 204
西去延安幻想曲 / 208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 212
我能有什么信仰吗 / 217
北大四院的生活 / 230
东厂胡同大院中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 235
我和邓可蕴 / 238
在进退两难之间 / 248
我与“梁效” / 261
父亲对我的唯一一次责骂 / 280
从《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向我提出的问题说起 / 287
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 / 293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 298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一） / 302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二） / 316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三） / 328
我的哲学之路（一） / 344
我的哲学之路（二） / 369
我的哲学之路（三） / 378
序言
汤一介先生年过七十以后，一直想对家人和自己的经历做一些回顾，给世人留下一些真实鲜活的思想和史实，但苦于没有完整的时间，只能在工作之余断续写成若干片段。写了三年，他终于在2003年完成了这部辽宁某出版社约稿的《我们三代人》。遗憾的是等了近半年，出版社的回音却是必须对二十余处进行删除或修改才能出版。汤先生不愿违心屈从，宁可将书稿放进抽屉，束之高阁。没想到书稿在抽屉中一睡就是十余年，直到先生离世。
2014年，先生生前开创的，以结合儒释道三家之力传承中国文化为宗旨的什刹海书院，秉承先生遗志，开启了编撰《什刹海书院导师口述史丛书》的重大学术工程。这是先生在世时即与书院领导共同策划的一项重点工作。先生离世后，这项工作陆续得以展开。今年，继爱新觉罗·启骧先生口述史出版之后，汤一介先生的《我们三代人》的出版随即提上日程。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在书院总策划和出版社编辑的艰苦努力之下，这本书的编辑工作终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在先生逝世周年时得以准时呈现在大家面前。
我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真诚的对祖国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汤先生的墓碑镌刻着他最后的遗言：“我爱我的祖国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我和他在国外常被朋友们问起：“你们在国内受过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你们仍然肯定她？”汤先生总是回答：“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亿万人民百年的梦想！也是我坚定不移的梦想！”
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它的真诚，不回避问题。例如当年听从党委分配，他曾参加了所谓的“梁效”。本来，时过境迁，三十多年前的事，至今并无结论，不说也罢。但是，他认为：“任何人在他的一生中总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错误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自己也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有些错误是不会得到别人谅解，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即‘梁效’）是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事虽已过去近三十年，组织上也不作结论，但在我心中总是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他在书中用了一万多字，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前后后做了详细的交代，并不回避自己的责任。
最后，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以不偏不倚的近于中性的忠厚立场记载了许多与他同时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作为在他身边共同生活了六十三年的伴侣，我可以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作忠实的见证。
乐黛云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15年9月1日
自序
《我们三代人》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现在总算完成了。如果问我，对这本书满意不满意，我会坦白地说：我不太满意，没有把我所想写的都写出来。但现在也只能如此了，因为手头还有其他几件事要做，再抽不出时间补充、加工，对此只能抱憾了。
这本书对我祖父汤霖写得很少，我手头没有多少他的材料，如果我有时间回湖北黄梅家乡和到他任知县的甘肃渭源、碾伯等地作点调查，也许会得到更多的材料。对我父亲汤用彤，我也没有全面地写他的为学为人，因为关于他的传记已经有好几本了，写他为学为人的文章至少也有上百篇了吧！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生平事迹等等也就不需要我多用笔墨了。
我写这本《我们三代人》只是想通过一些具体的事，写出我们这三代不过是众多的“诗书之家”中的一家，而且我们这一“诗书之家”到我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了。虽颇有些感慨，但也无可奈何，时代不同了嘛！
我祖父虽是一位能淡泊名利者，但也希望能“立功立言”；虽是一位清朝的进士，但却也对“新学”有所留意；虽是一位身在衰世的知县，但却有忧国忧民之心。我认为，也许我祖父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是把我父亲送入新式学堂，特别是让父亲进入了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班和他对我父亲的“国学知识”的传授。因此，我父亲得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又能对西方文化有深切的掌握，致使他在学术上取得公认的成就。当然，祖父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等为人处事的榜样，对我父亲也有着深深的影响。十分可惜，我没有能更多地了解我的祖父，这无疑是我一生的遗憾。
现在学术界都认为我父亲是“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方面的权威学者，是当代的一位“国学大师”，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镕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个人之私言。在锡予先生身上，镕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我父亲能“镕铸古今，会通中西”，他的著作才能成为传世之作。从表面上看，我父亲对现实中的问题并不注意，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的专家。但如果我们透过他的学术研究就会深深地感到他对中国文化有着一种存亡继绝的使命感，这点正如贺麟先生所说：“他（按：指用彤先生）根据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学术史的研究和观察，对于中国哲学发展之继续性（continuity）有了新颖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扫认中国哲学的道统在孟子以后，曾经有过长期失传的偏狭的旧说。他认为中国哲学自来就一脉相传没有中断。即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当佛学最盛，儒学最衰时期，中国人并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来的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国人利用之，反应之，吸收之，以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并促进中国哲学的新发展。他这种说法当然是基于对一般文化的持续性和保存性的认识。这种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积极推行西化的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时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我父亲早年留心于儒学，后于“中国佛教史”有深切之研究，而后又来研究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魏晋玄学，于1941年初的一次讲演中，用彤先生说：“中国文化即儒学，若释、道均非中心。”可见其所涉猎遍及儒、释、道三家，而中国文化之正宗仍为儒家。就此，我们可知用彤先生对中国文化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并可深切体会其对中国文化的特殊关怀。
我这本书中不是要全面介绍我父亲，而是根据我所了解的其他学者少谈到的方面，用纪实式的写法，来写我觉得应该向读者介绍的方面。例如，在《汤用彤全集》中未收的用彤先生关于《印度佛教汉文资料选编》，我做了重点介绍。我读了他的这份资料，深感他对印度佛教有其独到的了解，特别是他抓住印度佛教发展的关键，这点不能不说他是借助了他的西方哲学的素养。对1949年后，我也只是用几个典型的事件，来说明他的变化。但在这本书中，我特别介绍了用彤先生和当代学者的交往，我认为这方面的材料对于我们了解老一代学者的为人为学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应该受到重视。
至于我写我自己，我也只是择要的写，其中有两部分我认为也许会使读者对我有所了解，这就是《我与中国文化书院》和《我的哲学之路》两部分。现在我已七十多岁了，但我仍然梦想把中国文化书院办成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也许这终究是个梦吧！但是我仍然会走“我的哲学之路”，很可能我会把“中国解释学问题”继续研究下去，或者写一部《中国哲学问题论》。我仍然认为，我自己不能成为一名“大哲学家”，但我却可以不断提出一些哲学问题，这无疑对后来的人有其一定意义。
汤一介 2003年7月4日
西去延安幻想曲
1943年春，我和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在联大附中读初二，还有读初三的余绳荪，我们都对当时的训导主任、童军教官不满意，觉得他对我们总是另眼相看，这样使得我们更加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天，余绳荪向我们说：“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读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听，大家都很高兴，愿意一起读。当时，我们都住校，当然不能在学校里读。不知余绳荪怎样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就在那里读这部旷世奇书。我记得，我们租的房子是在一个小楼上，下面就是大街。
余绳荪读《西行漫记》，我们几个人听着，这时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是斯诺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我们越听越感兴趣，对“革命”我们一点也不懂，但爬高山过草地使我们神往，而且让我们知道还有个地方叫“延安”，在那里共产党领导着抗日，一定很有意思。其实，我在八九岁时就知道有个共产党。那时我哥一雄在汇文中学读书，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常常把一些上面印着字的红红绿绿的花纸带回家。有一天，我问他这些花纸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共产党宣传抗日的。我又问他，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说共产党是干革命、抗日的。我还想问他“什么叫革命”，他有点不耐烦就说，别多问了，你小孩子不懂。当时我虽然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革命”两个字却在我记忆中了。我们几个人读《西行漫记》，越读越入迷，常常不上课，躲在小楼上读。一天，余绳荪说不如我们去延安看看。我们都兴奋地表示同意，他还说在西安他有个亲戚（好像他当时说的是他表哥，这点我记不清了），我们到西安再设法去延安。
要去延安，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得弄到一笔路费，我们商量可以从家里偷点黄金卖了作路费。于是我们成了小偷。我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一个上面刻有我父亲汤用彤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游宝谟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偷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我们把其中一部分卖出，最值钱的当然是那副金手镯。我们做了一点简单准备就乘火车由昆明到曲靖，在曲靖住了一天，找黄鱼（就是运货的大卡车，他们可以私自载些客人）。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运盐的大卡车前往贵阳。那时公路凸凹不平，十分颠簸，有很多急转弯，还有一个长达一二十里的大坡，在那里常常出事。坐上卡车，我们都很兴奋，一路有说有笑，中途停车时，就找饭馆吃饭。总算一路平安，到达贵阳已经天黑了。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后就到外面去吃饭。吃完饭，回到旅馆，就看见有几个彪形大汉，我们一进来，他们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由昆明来的×××、×××？我们不能说不是，因为我们在旅馆登记时都用的真名，这说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只得说是。他们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我们问：“到哪儿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我们只得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到那儿，我们才知道是“贵州省警备司令部”。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到那儿，已是半夜，就把我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侦缉队两间房子的里面一间。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们锁在里面就走了。虽然我们并没有表现得很慌张，但心里直打鼓，不知会把我们怎么样。彪形大汉们一走，我们就商量该怎么办。这时才想起，我们箱子里还有那本《西行漫记》，这倒使我们有点慌张了。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他向我们说：“你们年轻不要信什么宣传，免得误入歧途。”又问我们平常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大家都胡编乱凑地说一些书名，有些我们看过，有些我们也没看过。但和余绳荪说话有点不一样，参谋长说：“你要知道，这是抗战戡乱时期，乱来是要枪毙的。”参谋长和我们谈话也没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着。每天都是侦缉队的人，要我们拿来钱，他们帮我们到外面买饭。有时我们还和他们聊天，我们问他们：“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又没有犯法。”他们说：“你们这些孩子，懂什么。”大概关了一个星期，忽然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看我们，他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时，我们当然想回昆明，因为关在警备司令部不是什么好玩的。第二天魏泽馨把我们接出去，先带我们到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家。郑道儒给我们集体训话，无非是要我们好好读书，不要听信各种扰乱人心的宣传。好像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次日，魏泽馨就带着我们返回昆明。一路还有一位穿着一身黑衣裤的彪形大汉护送着我们。回到昆明后，父亲并没有因此事责备我，反而拿出一封我们的几位家长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延安没有去成，这本来就是一场幻想曲。今天想来，由昆明到延安，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是绝无可能的。延安没有去成对我也许是幸运的，否则说不定会在延安“整风”中呜呼哀哉！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相信“命”的，可我真有点相信在冥冥中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每个人。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了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虽然经过许多苦难，可我们相依为命，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到今天，也许我得感谢贵阳警备司令部吧！乐黛云曾写了一篇散文《啊，延安……》，是说1948年时一批中国青年如何向往“延安”这“革命圣地”，但到头来，他们在四十多年的历次运动中经历着各式各样的悲惨命运。中国的一代一代青年总是被骗，总是怀着满腔热血，而在经历了四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往往会写出韦君宜同志的《思痛录》来。我多么希望不要再欺骗青年人了，而青年人应尽力远离那容易受欺骗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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