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GDP时代领导干部的12种干法

针对党员干部思维、行为中的痛点、难点、盲点、困惑点、关键点、着力点、突破点、制胜点，解决心态上不想干、能力上不会干、执行上干不好、结果上干不对、出事不会息事的12种干法+

《后GDP时代领导干部的12种干法》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为标志，“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大幕开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国有企业，8779.3万名党员干部将面临全新的挑战，也将迎接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解决心态上不想干、能力上不会干、执行上干不好、结果上干不对、出事不会息事的种种问题，如何把握党员干部思维、行为中的痛点、难点、盲点、困惑点、关键点、着力点、突破点、制胜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思考的首要问题。
《后GDP时代领导干部的12种干法》在落实“四个全面”的过程中，那些不能紧跟形势，转换思维、观念，拿出干事能力、干事魄力来的人，必将被淘汰出局；而那些懂政治、讲政治，切实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人则将在机遇中焕发职业和生命的光彩。
《后GDP时代领导干部的12种干法》针对8779.3万名党员干部的种种疑惑，特别是“不干不行，干却理不清思路、找不到门路、走不出事业路”的难题，笔者结合党中央高层的相关理论、指示，提出“后GDP时代干部12个干事法则”：想干事、真干事、不怕事、敢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善谋事、干对事、会共事、干成事、不出事、善补事。才能做到要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以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继而实现“中国梦”。

路大虎
本名路卫军。专注于领导力、执行力和政府执政力研究。著有《新行政精神改变中国》《中国历代改革得失》《中国经济改革顶层设计》《打破本领恐慌》《跟总书记读历史》《跟总理学经济》《好干部是干出来的》《执政力决定中国成败》《问题到此为止》《实干精神》《落实力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与国外作者合著）《做群众*信服的党员》等，译有《领导力21法则》《360度全方位领导力》等。
曾为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政府，以及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上百家企业授课。主讲课程包括“360度全方位领导力”“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企业软实力”“政府软实力”“高利润团队的九大修炼”“打造没有任何借口的铁军团队”“新行政精神改变中国”“从碎片化和热点读懂中国梦”“禅意领导：领袖的九大修炼”等，受到各界普遍欢迎。

目 录


序序言 1

**章 想干事 1
不想干事是精神腐败 / 3
后GDP时代，如何追求政绩 / 9
机会总是留给想干事的人 / 15
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干成事 / 20

第二章 真干事 25
“四个全面”新挑战：少搞些盆景，多搞些实事 / 27
乱作为比不作为问题更严重 / 31
提高干部的“韧性”，督促干部真干事 / 35
真干，就会有“累并快乐着”的境界 / 41

第三章 不怕事 47
越怕事，越容易“出事” / 49
不惹事，但也不怕事 / 53
坚持两大原则，不怕舆论监督 / 57
心怀信仰，不怕牺牲 / 61

第四章 敢干事 65
有权不敢用的“机关病”必须治 / 67
勇于担当，敢做“出头鸟” /72
敢闯敢拼，能啃硬骨头 / 76
敢亮剑“得罪”腐败分子 / 80

第五章 能干事 85
以学习力破解难缠的执政“魔咒”——本领恐慌 / 87
“芝麻官”千钧担，干部要有领导力 / 93
创新力是工作的生命力 / 98
能力增强的关键：多“蹲蹲苗” / 101

第六章 会干事 107
要“马上就办”，但不能蛮干、瞎干 / 109
对准焦距，才能击中要害 / 113
做事要学会“十个指头弹琴” / 117
把大事做小，把小事做细 / 120

第七章 善谋事 125
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 / 127
“四个全面”要求干部谋什么？怎么谋？ / 131
要谋一时，更要谋万世 / 136
谋事必须遵循三个原则 / 140

第八章 干对事 145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 147
做好调研，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 / 151
把别人敷衍的事情干好 / 155
眼光看远点，才知道对不对 / 158

第九章 会共事 161
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 / 163
团结他人要学会“说”和“听” / 167
团结群众是头等大事 / 172
团结不是“结团”，“圈子文化”是分裂文化 / 176

第十章 干成事 181
干事，请用结果说话 / 183
不仅要善于决策，还要对决策有效管理 / 187
成大事须定目标，还须坚持贯彻目标 / 192
急于求成是干成事的**绊脚石 / 197

第十一章 不出事 201
“能吏”仇和落马，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 203
坚持十大原则，保证“不出事” / 208
为官“新三慎”，降低从政风险 / 212
有权不能任性，任性就是“作” / 219

第十二章 善补事 225
做事出错不可怕，关键是善补事 / 227
运用底线思维，补小患防大患 / 231
善待失败，立功补过 / 235
下属出错，领导干部要顶事 / 239

后后记 243

**章

想干事
不想干事是精神腐败
后GDP时代，如何追求政绩
机会总是留给想干事的人
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干成事
不想干事是精神腐败
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习近平在2015年1月12日同中央党校**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
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有这么一则故事：
一人死后到阎王处报到，阎王问他生前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生前是一名清官。”
“怎么个清法？”阎王问。
来者回答：“我到哪里当官都不贪，只饮别人一杯水。我这一生可以说无愧于鬼神。”阎王冷笑：“朝廷设官是让他治理国家，为百姓兴利除弊，即便是**职位的官员也有工作要做。如果不贪就算好官，那么，在公堂上放个连水都不用喝的木偶，它岂不更胜于你？”
此人不服，继续辩解道：“我为官虽无功，但也无过。”阎王怒斥：“你为官只想着保全自己，面对许多冤假错案，你因害怕触动有权势之人而不敢接手审理，你对得起老百姓吗？对得起国家吗？每次政绩考核，你都交白卷，岂不知没有功劳就是一种过错？”

自古以来，不想干事的官员到哪里都会被唾弃。为官必须做事，这既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是对老百姓负责，对国家负责。
当前，我们有的官员却如上述故事中的“清官”一样，视不干事为理所当然，认为只要“不犯事”、不贪百姓一滴水就是好官。这类自认为是“好官”的官员有几种不想干事的心态：
1.得过且过的心态：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既缺乏动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不求做到好，只求做到“无过”，要么照抄照搬，要么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凡是能让别人代劳的事情，他们绝不动手。这类人被称为“庸官”“懒官”。
2.投机取巧的心态：对上级阿谀奉承，在领导面前表现得勤恳忙碌，对下属却是颐指气使。这些人落实起工作只会做表面文章，小事避开干，大事不会干，经常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全靠一张油嘴混日子。他们被称为“油官”。
3.怕事躲事的心态：缺乏责任心和担当精神，不敢做事、不敢担事，在工作中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种人被称为“怕事官”。
为何上述三类官员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干事是一种为官“常态”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拿贪官跟自己对比，在贪官的映衬下，他们认为自己的不贪就是“好”了。参照物是错的，结论当然也是错的。
对任何人而言，不想干事都是一种精神腐败。从党员干部的角度来说，这种腐败包含三层意思：
**，是对自己人生的腐蚀。
有这么一则寓言故事：

甲乙两个人死后到阴曹地府，阎王给了他们两种来生选择：一种是做付出型的人，一种是做得到型的人。甲选择了**种，乙选择了第二种。转世后，甲勤勤恳恳，成为乐善好施的富翁；乙成为乞丐，整天在街上向过路人索取。

笔者曾说过：“幸福指数取决于奉献指数。”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必须学会付出。换句话说，人生要想不留遗憾，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的**境界就是奉献。如果做不到奉献，*起码应该能够踏实做事，充实自己。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劳作、不付出，即便有所得，靠索取而来的东西也是没有分量、令人羞耻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有那么一段广为流传的经典话：

人，*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要想不虚度生命，必须要有积极做事的心态，且不说这是为了工作或者为他人负责，*起码是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说，对工作没有责任心，在工作中消耗生命是对自己人生的**大腐蚀。
第二，是对党的腐蚀。
“全息理论”表明，宇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全息关联的统一整体，部分就是整体的缩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组织、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言行都不是孤立的，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影响到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同时关系着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印象、解读。一两个干部在工作时表现出“不想干”的态度，就会让党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里大打折扣。此外，若是我们领导干部不纠正这种态度，其他党员干部可能便会受到消极影响，不作为、懒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说，干部不想干事绝非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党风问题。
在2014年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如此痛批官员不作为的问题：“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在2015年3月15日的两会中，他重申：“既要惩治乱作为，也要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
第三，是对人民和国家的腐蚀。
我们党员干部无论身居何种岗位，其所负责的对象都是老百姓。若是在该干事的时候不干事，则可能耽误老百姓，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或者贻误地方发展，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社会矛盾。
2015年1月15日，**人民法院发布了十起法院判决的行政不作为案例，其中一起很典型地说明了干部不作为的危害。

2006年3月3日凌晨三时许，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桥南伯阳路农行储蓄所门前，市民刘伟洲遭到罪犯苏福堂、吴利强、佟彬的拦路抢劫。
刘伟洲被刺伤后喊叫求救，个体司机胡某、美容中心经理梁某听到呼救声后，先后用手机于四时零二分、四时十三分、四时二十分三次拨打“110”报警，“110”值班人员接到电话后却让他们给“120”打电话，“120”又让他们给“110”打电话。四时二十四分二十秒，梁某再次给“110”打电话(时长七十九秒)。直到六时二十三分三十五秒，“110”值班接警人员才电话指令桥南派出所出警。
然而，为时晚矣，刘伟洲因失血过多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伟洲系被他人持锐器刺破股动脉，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接到民众求救电话，民警本应**时间做出反应，快速到现场救人。上述案例中的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的值班民警却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接到民众的求助电话时推托不办事，造成出警拖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刘伟洲的死亡与他的拖延不干事有很大关系。
曾担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石宗源说：“要果断进行调整，绝不能让我们的事业耽误在贪官、庸官、懒官手中。”不想干事这种精神腐败危害巨大，党和人民**不允许“庸”“懒”之风在党内蔓延。有关新闻报道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制网2014年1月2日报道，衡水市纪委监察局先后进行了三次明察暗访，惩处了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百四十七名干部；新华网2014年9月4日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对一起政府审批部门“不作为、慢作为”案例中的九名干部进行了处分……
党员干部无论身居何位，都必须尽职尽责，必须想干事、勤干事，认真把事情做好。一言以蔽之，干部唯有干事情，才配得上“干部”二字。总书记的话犹如在耳：
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后GDP时代，如何追求政绩


对领导干部来说，为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一方百姓造福，应该有政绩，也必须追求政绩。
──《之江新语》




古罗马皇帝哈德良手下有一位将军，长年跟随皇帝征战。一天，这位将军来到哈德良面前，说他想要更高的职位。皇帝问他理由何在，他说：“我作战经验丰富，*少参加过十次重大战役。”哈德良指着周围的战驴说：“亲爱的将军，你看这些驴子，它们至少参加过二十次战役。”

哈德良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将军没有立下战功，所付出的一切都只能算是苦劳──如同驴子所做的一样。光有苦劳，没有功绩，就无法晋升。可见，在哈德良眼里，从战绩方面考量的话，那位请求升职的将领是不及格的。
做事必须以结果说话。带兵打仗要拿出战绩，为官从政要拿出政绩。没有政绩，苦劳基本上没有意义。
然而当前，我们个别党员干部缺乏追求政绩的意识，表现为：极其功利地看待自己的职业，看到有回报就努力点、多干点，看到没有报酬或报酬少就不干事、敷衍干事；把政绩当成个人物品，抱有“我不追求升官，所以工作应付应付，过得去就可以”的想法。
在“八项规定”出台，上级中央反腐败、整顿作风的力度加强后，这类没有政绩意识的干部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萎靡了。有的发出“为官不易”的感叹，觉得当公务员“干得多，挣得少”“越来越没意思了”，有的甚至觉得现在官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谓“官不聊生”。
一名想干事、想做出政绩的党员干部，绝不会视党中央关于转作风的各种要求为“紧箍咒”，而是把它们当作提醒自己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违法乱纪的金科玉律，严格遵守之。所以说，“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此类感叹，实际上是没有“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责任心的表现，是不想干事的直接反应。
习近平在其所著《之江新语》中写有这么一番话：“对领导干部来说，为一方经济发展，为一方百姓造福，应该有政绩，也必须追求政绩。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关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官必须追求政绩，没有政绩就等于交白卷，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那么，党员干部如何树立追求政绩的意识？
首先，党员干部要有正确的职业观。
虽说如今“官”也是一种职业，但它与其他职业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为官之本在于“造福于民”。这个根本决定了为官者必须做出有利于民的事情来，也就是政绩。对党员干部而言，政绩是证明自己工作合格的**指标，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想不想升官，都要有干出政绩的激情，努力向老百姓证明你在岗位上是合格的。
其次，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当前，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治国总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战略布局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同时也给我们所有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指明了做事的方向、准则。
显然，“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后GDP时代的发展理念契合。如果说前二十年党员干部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主要面临的是经济问题，那么在今天，“四个全面”涉及的所有社会问题，包括阻碍小康社会达成的拆迁问题、治安问题、失业问题以及与“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这两项要求有关的法治问题、党内作风问题、反腐败问题等，都是我们干部要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若依旧以GDP为中心，党员干部在政治上很难有真正的作为。
可以看看以下一则新闻报道：

当前，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陆续开展专题民主生活会，批评自己从严从实、针针见血，相互批评点及软肋、辣味十足，典型事例对号入座、主动领责。
……
湖北随县县委书记陈德贵被批做事“急于求成、出政绩，在开发区建设上，急于满园，导致招商引资饥不择食，只关注数量、没有关注质量。”湖北大悟县委书记被批做事“急功近利，政绩观有偏差，‘两区两园’及52个重点项目同时推进，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财力跟不上，干部的精力也应付不过来。”湖北恩施市委书记被批“对政府工作包揽过多，‘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给局长安排工作，与政府沟通不及时。”
(《领导干部互相批评：聚焦官僚主义 按岗问责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6月23日，有调整)

习近平在谈到如何考核干部政绩时就曾指出：“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应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在后GDP时代，曾经以环境和老百姓幸福为代价、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流血的GDP”必然转向幸福GDP、绿色GDP。这意味着，以下三种追求政绩的方式是要不得的：**种是以GDP数据为中心，只顾一时经济增长而不顾长远、全局利益；第二种是爱搞“新官上任三把火”，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没做好地方调研便“施展拳脚”，瞎搞大工程；第三种是“把追名逐利当成追求政绩”，借着招商引资的名义暗中搞权钱交易。以这三种态度去追求政绩的干部并非真正地想干事，只不过一心想着为自己谋名利，如此干出的“政绩”可能不但不利于民，还会有害于民。
党员干部要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正确的方向上干出政绩，必须从“造福于民”这个根本出发，谨遵习近平提出的“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这一标准，紧紧围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宗旨，在做事中做到有的放矢、长远规划、全局出发。
其次，党员干部还要警惕三种错误的有关政绩的认识：
一是“只要出政绩，用什么手段、方式不重要”。
当前，我们个别党员干部抱着“唯政绩论”，为了政绩，不顾做事的方法、方式，有的甚至是为了表面的、一时的政绩而不顾民生利益。党员干部要切记：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中用什么手段、方式也须讲究。用不符合党的原则或者不符合科学的方法、手段，那么，即便结果有功劳可言，也必定伴随过错。
二是“政绩可以弥补过错，功臣犯错后可以适当被原谅”。
我们个别党员干部有这样的现象：干成了事，干事的过程也无可挑剔，然而，在干出点政绩之后便飘飘然，对党的纪律不够重视了。做了违反党纪国法的错事后，他们拿曾经的政绩做挡箭牌。这种做法无疑也是要不得的。党员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把纪律、法律当成我们的“安全边界”，务必遵守党纪国法。即便曾有功绩，也不要有“功过可以抵消”的念头，抱着这样的念头只会害了自己。
三是“只要任期内出政绩就行，走后留下的烂摊子与我无关”。
我们个别干部为了在任期内出政绩，不顾长远发展，喜欢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迎合一部分群众，大搞伤民工程，在获得好名声后“拍屁股走人”，*后留下一堆烂摊子。这些干部把少数群众给他们的一时名誉当成“功劳”，还认为这种“功劳”可以抵消自己的过错以及其他大部分群众的怨声。这不过是无力的自我辩护罢了。
笔者在《善谋事》一章中提到，党员干部做事应善于谋划，要有大局意识，以长远眼光来做事，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发展而不顾长远利益。党员干部应谨记：只有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做到既要出政绩，又能保证政绩“不留遗憾”、不留“烂摊子”，才能算是真正的出政绩、有功劳。






机会总是留给想干事的人


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而将更多机遇留给勇于和敢于、善于改革创新的人们。
──习近平在2014年APEC峰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曾说过一句话：“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若是缺乏干事的精神，共产党就不可能领导中国老百姓取得今天的发展成绩。做事也是一个人的人生根本，不干事便不可能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更没有获得职业成功以及更好生活的希望。唯有想干事、真干事，人生才有更多精彩的可能。

战国时期，秦国丞相吕不韦手下有个人叫甘罗。一日，甘罗看到吕不韦忧心忡忡，便问吕不韦为何事烦忧。吕不韦说，他想派将军张唐到燕国做丞相，但张唐没有听令，理由是其攻打过赵国，赵王恨之入骨，而去燕国就得经过赵国，这一去必定是死路一条。
甘罗听完自告奋勇：“请让我去说服张唐将军。”吕不韦原本不打算让甘罗去，但出于无奈，决定让他试一试。
见到张唐后，甘罗对张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快说服其动身前往。吕不韦因此对甘罗刮目相看，当甘罗提出要亲自到赵国，与赵王会谈的请求时，他便向秦王奏请，而秦王也准许了。
甘罗快马加鞭到了赵国，见到赵王后，他说了这个道理：秦国联合燕国无非是为了扩张领土，两国攻打赵国，赵国必败。若赵国主动送给秦国几座城，再由秦国协助赵国攻打燕国，岂不是更有利于赵国？赵王认为甘罗所言极是，于是割让五座城邑给秦国。解除秦国这个后顾之忧后，赵国攻打燕国，夺下三十座城邑，又将其中十一座送给了秦国。
秦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十六座城邑。秦王觉得甘罗功不可没，于是封其为上卿，并将原为甘茂的封地赏赐予他。

上卿在春秋时期相当于丞相，甘罗十二岁便坐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他的成功关键是什么？
他过人的聪明和外交能力固然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他有想干事的积极心态。若非有这种心态，他便不敢插手连吕不韦都为之苦恼的事情，毕竟，若是游说张唐不成功，可能反倒会给吕不韦留下不好的印象。若非有这种心态，在遭到吕不韦的否定后，他便会打退堂鼓，或者干脆把主意告知吕不韦。正是因为怀有满腔干事的热情，甘罗才能够主动接过一个“烫手山芋”，并凭借他的能力实现职位飞跃。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准备”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个人谋略、计划、能力等，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有想干事的热情乃至激情。唯有具备干事热忱，当能够成就我们的机会到来时，我们才可能敏锐地觉察到。
党员干部要想在为官生涯中有所作为，不具备干事热忱也是不行的。2000年出版的第7期《中华儿女》杂志中曾刊登一篇对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专访，文中，习近平谈到他的从政观：“从政是一种事业的追求。若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那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赃官、贪官。”他说，在**步跨入政界之前，他首先在思想上弄清楚了两个问题：走什么路？追求、需求的是什么？他对自己给出了三条答案：

一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
二是在从政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
三是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干工作的准备。

显然，习近平当官只有一个目标：干事业，切实为人民服务，不求功名利禄。试想，若非自始至终坚持这种干大事的积极心态，他今天便不会被人民群众推举在肩负重任的位置上。
党员干部如何建立并保持想干事的心态呢？应在三方面做出改变：
首先，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改变迷茫的职业现状。
习近平曾指出：“没有理想和信仰，不可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牺牲，共产党员应该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牺牲。”党员干部唯有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明确为官的追求，才能始终保持干事业的热情，即便面对很苦的环境，也能够舍身忘我。当然，正如习近平所说的，我们的理想信念中不应该有“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的念头，此外，也不能把谋财谋利当成为官目的。
其次，要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改变脱离群众的职业心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事业的宗旨，也是我们党员干部入党宣言之一，然而我们有的党员干部在入了党、当了官后却忘记了这一宗旨，反而产生“官大于民”的想法。本末倒置的理念必然会导致行事方向错误，因此，干部必须摒弃“官老爷”的思想，在每天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首先要牢记：我们迈向的，是一个关乎人民的职位，而不是一个地位。
习近平把“为民服务”列为好干部的标准之一，党员干部若能达到这一标准，便会时刻保持干事的热情，做到习近平所说的“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凡是与老百姓有关的大小事情，他能够积极应对，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考虑问题，不敢有敷衍之态度。
再次，要树立职业化意识。
当前，我们有的干部缺乏职业化意识，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迫不得已的工作，如此就不免在工作中出现敷衍、拖延的“庸” “懒”现象。老百姓反映的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遇到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是党员干部缺乏职业化意识的典型例证。
管理学家詹姆斯?H.罗宾斯说：“生命的价值在于职业”，“热爱职业等同于热爱自己的生命，这是人类*伟大的情操之一”。为官也是一种职业，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关键的一点是要认清自己和老百姓之间是“服务员与顾客”的关系，如此才会从高度的责任感出发，尽责、高效地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服务好“顾客”即老百姓。






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干成事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清末有个人叫张謇，他苦读多年，一心想着入仕，为国家效力。好不容易进入仕途后，他才发现当时的官场根本不适合他施展才能。因此，他萌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就在这时，他得到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支持人之一，他此前兴办洋务侧重于重工业方面，比如铁路、炼钢厂之类。1896年，他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他还竭力向清廷保举，帮助张謇实现了在南通创办纱厂的愿望。在大生纱厂的创办过程中，张謇给予了张之洞莫大的支持，仅1895年一年，他们的直接会面就有五次之多，书信来往也有数十次。
在张之洞的鼓励支持下，张謇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仅成功创办了大生纱厂，此后还在运输、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实绩。他一生共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三百七十多所学校。胡适评价张謇的功绩：“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影响及全国。”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

张謇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所做的贡献无疑很大。然而，在讨论他的这些功绩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个人，就是给了他机会以及支持的张之洞。试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若是缺乏张之洞这位朝廷重臣的支持，脱离政治体制的张謇很难施展拳脚，中国的轻工业也很有可能因此推迟发展，也许是一两年，也可能是十年，甚至更久。
张之洞重用张謇的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干部一个道理：一定要善用人才，敢于用人，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干事。
习近平曾指出：“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终等于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应当看到，当前，某些地方和部门缺乏正确的用人导向：一些不想干事、不干事的人身居要职，一些想干事、踏实干事的人却没有机会。在这种用人环境下，那些想干事的人必定越来越丧失做事热情，不想干、不作为之风在党内便会风行起来，如此将越来越不利于一个地方或者部门的工作落实。
选一个干部就是立一个风向标，领导干部欲使“想干事”的心态在地方或者部门内蔚然成风，就必须给予想干事的人支持，让每一个想干事的干部都有机会做事情特别是大事。如何去做呢？应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确保用人有规章可循，选拔人才有标准可循。
清代思想家魏源说过：“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习近平也曾指出，用人必须知人，知人“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核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
考核机制要打破论资排辈用人、依据“关系网”“潜规则”用人等不科学、不民主的用人之道，给予每一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不仅鼓励那些想干事的干部，还能确保那些干成事的干部得到科学合理的任用，在他们适合的位置上发挥所长，从而做出更多的政绩。
如何保证考核机制的科学呢？关键是要建立责任制。习近平曾指示：“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后官照当照升，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责任制就是明确每个人的职责：一件事该由谁来做，怎么落实，何时开展和完成，结果由谁负责。责任制科学，对干部的考核才能准确、真实和科学规范。
其次，领导干部要敢于放权，同时要鼓励创新精神。
领导干部如果集权力于一身，“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不仅会让自己疲于奔命，而且会束缚下属的能力发挥，*重要的是，这种不注意做事层次、不懂放权管理的做法，还会导致效率低下，而且容易造成专权独断的错误。领导干部一定要懂得放权、适当放权，特别要授予那些想干事的干部一定权能，特别要支持那些敢于创新、勇于改革的人。
早在2001年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就强调政府应该成为“有限政府，政府在工作中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2013年5月13日，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也指出政府部门要“简政放权”。
习近平的“有限政府”以及李克强的“简政放权”都旨在说明，政府的行政职能是有限的，必须发挥更多人的力量。政府职权尚且是有限的，领导干部更要明白自身的有限性，不能独揽一切。
当然，放权也要科学，不能乱放，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
**，要明确放权的尺度，切忌放权过多，导致权力失控。要把握好什么事情可放权，什么事情不能放权，比如事关国家机密的权力不能随便下放。违背道德和纪律法律的事情，更不能授权让下属去做。
第二，要明确授权对象，安排适当的人去做适当的事。领导干部一定不能因为欣赏某个人就随便安排他到某个职位上或者交给他某个任务，而要根据他的能力去安排。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坑”合适，才能把“萝卜”放下去并放稳。如果位置不合适也出于重用之目的而一味盲目给予机会，结果可能就是这样的：得到机会的干部没把事情干好，觉得辜负了领导所托而愧疚甚至丧失干事热情，领导干部自己也失望。所以说，领导干部一定不能将“给机会”变成“乱授权”，而要挑选合适的授权机会给合适的人，唯有这样才能让有激情的人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所长。
第三，放权后还要做好监督，不能当“甩手干部”。唯有做好监督，明确责任，使得到授权的下属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和原则做事，才能**限度地保证其激情和能力有效转化为政绩，也就是确保放权有效。
学会放权，领导干部要知道“有所不为”也是一种管理境界，同时是一种领导境界。敢于放权表明领导者的自信以及对下属的信任。领导干部敢于放权，才能让下面的人更有做事的激情，能够更大胆地做事，继而干成事。
*后，要想把机会留给想干事的人，领导干部还要给下属学习、实践的空间以及犯错的机会。
我们有的干部并不缺乏干事激情，但是能力不足。如果不帮助这类干部解决能力问题，他们的干事激情可能就会逐渐减退。因此，领导干部要给予这些人更多的学习实践机会，提高他们的能力。此外，人难免会犯错，对那些积极干事的干部，领导要多怀有宽容之心，不能一旦看到他们出现工作失误就求全责备，这样会挫伤他们的干事热情和敢于担当的勇气。
总之，领导干部一定要着重培养、选拔那些有激情的人，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用山西省汾阳市国税局纪检组长吕海峰的话来说：“给干事者以成长空间；把不干事、怕干事、干不成事的人请出去，使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绝不能让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机关和干部，舒舒服服地‘混’下去。”（新华网2015年1月22日《吕海峰：占着茅坑不拉屎 也要付出代价》）



**章

想干事



不想干事是精神腐败
后GDP时代，如何追求政绩
机会总是留给想干事的人
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干成事







不想干事是精神腐败


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习近平在2015年1月12日同中央党校**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




清代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有这么一则故事：

一人死后到阎王处报到，阎王问他生前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生前是一名清官。”
“怎么个清法？”阎王问。
来者回答：“我到哪里当官都不贪，只饮别人一杯水。我这一生可以说无愧于鬼神。”阎王冷笑：“朝廷设官是让他治理国家，为百姓兴利除弊，即便是**职位的官员也有工作要做。如果不贪就算好官，那么，在公堂上放个连水都不用喝的木偶，它岂不更胜于你？”
此人不服，继续辩解道：“我为官虽无功，但也无过。”阎王怒斥：“你为官只想着保全自己，面对许多冤假错案，你因害怕触动有权势之人而不敢接手审理，你对得起老百姓吗？对得起国家吗？每次政绩考核，你都交白卷，岂不知没有功劳就是一种过错？”

自古以来，不想干事的官员到哪里都会被唾弃。为官必须做事，这既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是对老百姓负责，对国家负责。
当前，我们有的官员却如上述故事中的“清官”一样，视不干事为理所当然，认为只要“不犯事”、不贪百姓一滴水就是好官。这类自认为是“好官”的官员有几种不想干事的心态：
1.得过且过的心态：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既缺乏动力也没有能力；工作不求做到好，只求做到“无过”，要么照抄照搬，要么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凡是能让别人代劳的事情，他们绝不动手。这类人被称为“庸官”“懒官”。
2.投机取巧的心态：对上级阿谀奉承，在领导面前表现得勤恳忙碌，对下属却是颐指气使。这些人落实起工作只会做表面文章，小事避开干，大事不会干，经常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全靠一张油嘴混日子。他们被称为“油官”。
3.怕事躲事的心态：缺乏责任心和担当精神，不敢做事、不敢担事，在工作中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种人被称为“怕事官”。
为何上述三类官员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干事是一种为官“常态”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拿贪官跟自己对比，在贪官的映衬下，他们认为自己的不贪就是“好”了。参照物是错的，结论当然也是错的。
对任何人而言，不想干事都是一种精神腐败。从党员干部的角度来说，这种腐败包含三层意思：
**，是对自己人生的腐蚀。
有这么一则寓言故事：

甲乙两个人死后到阴曹地府，阎王给了他们两种来生选择：一种是做付出型的人，一种是做得到型的人。甲选择了**种，乙选择了第二种。转世后，甲勤勤恳恳，成为乐善好施的富翁；乙成为乞丐，整天在街上向过路人索取。

笔者曾说过：“幸福指数取决于奉献指数。”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必须学会付出。换句话说，人生要想不留遗憾，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的**境界就是奉献。如果做不到奉献，*起码应该能够踏实做事，充实自己。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劳作、不付出，即便有所得，靠索取而来的东西也是没有分量、令人羞耻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有那么一段广为流传的经典话：

人，*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要想不虚度生命，必须要有积极做事的心态，且不说这是为了工作或者为他人负责，*起码是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说，对工作没有责任心，在工作中消耗生命是对自己人生的**大腐蚀。
第二，是对党的腐蚀。
“全息理论”表明，宇宙是一个各部分之间全息关联的统一整体，部分就是整体的缩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组织、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言行都不是孤立的，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会影响到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同时关系着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印象、解读。一两个干部在工作时表现出“不想干”的态度，就会让党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里大打折扣。此外，若是我们领导干部不纠正这种态度，其他党员干部可能便会受到消极影响，不作为、懒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说，干部不想干事绝非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党风问题。
在2014年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如此痛批官员不作为的问题：“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在2015年3月15日的两会中，他重申：“既要惩治乱作为，也要反对不作为，庸政懒政是不允许的。”
第三，是对人民和国家的腐蚀。
我们党员干部无论身居何种岗位，其所负责的对象都是老百姓。若是在该干事的时候不干事，则可能耽误老百姓，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或者贻误地方发展，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社会矛盾。
2015年1月15日，**人民法院发布了十起法院判决的行政不作为案例，其中一起很典型地说明了干部不作为的危害。

2006年3月3日凌晨三时许，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桥南伯阳路农行储蓄所门前，市民刘伟洲遭到罪犯苏福堂、吴利强、佟彬的拦路抢劫。
刘伟洲被刺伤后喊叫求救，个体司机胡某、美容中心经理梁某听到呼救声后，先后用手机于四时零二分、四时十三分、四时二十分三次拨打“110”报警，“110”值班人员接到电话后却让他们给“120”打电话，“120”又让他们给“110”打电话。四时二十四分二十秒，梁某再次给“110”打电话(时长七十九秒)。直到六时二十三分三十五秒，“110”值班接警人员才电话指令桥南派出所出警。
然而，为时晚矣，刘伟洲因失血过多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伟洲系被他人持锐器刺破股动脉，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接到民众求救电话，民警本应**时间做出反应，快速到现场救人。上述案例中的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的值班民警却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在接到民众的求助电话时推托不办事，造成出警拖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刘伟洲的死亡与他的拖延不干事有很大关系。
曾担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石宗源说：“要果断进行调整，绝不能让我们的事业耽误在贪官、庸官、懒官手中。”不想干事这种精神腐败危害巨大，党和人民**不允许“庸”“懒”之风在党内蔓延。有关新闻报道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制网2014年1月2日报道，衡水市纪委监察局先后进行了三次明察暗访，惩处了不作为、乱作为的一百四十七名干部；新华网2014年9月4日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对一起政府审批部门“不作为、慢作为”案例中的九名干部进行了处分……
党员干部无论身居何位，都必须尽职尽责，必须想干事、勤干事，认真把事情做好。一言以蔽之，干部唯有干事情，才配得上“干部”二字。总书记的话犹如在耳：
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甘罗快马加鞭到了赵国，见到赵王后，他说了这个道理：秦国联合燕国无非是为了扩张领土，两国攻打赵国，赵国必败。若赵国主动送给秦国几座城，再由秦国协助赵国攻打燕国，岂不是更有利于赵国？赵王认为甘罗所言极是，于是割让五座城邑给秦国。解除秦国这个后顾之忧后，赵国攻打燕国，夺下三十座城邑，又将其中十一座送给了秦国。
秦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十六座城邑。秦王觉得甘罗功不可没，于是封其为上卿，并将原为甘茂的封地赏赐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