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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近代史（1840-1919） 历史 中国史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是秦晖先生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秦晖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秦晖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秦晖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走出帝制，走向共和”？如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秦晖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主要观点：
有人认为，“保路运动”实际上并没有保住路，川路公司在民初还是“国有化”了，而且条件并不比当初优惠，如此则当初的闹腾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其实不难理解：这意义就在于争得了个“必须经过我同意”的权利，即民主权利！国会征税经过民选代表讨论同意，税款使用也受民权监督，这就比“皇粮国税”有了道义合法性。公共资产由民选政府主持，在公共参与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作的权贵化公为私更有公信力。
——“宏大叙事”与“祛魅”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是不能不说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又太差，至少比清朝皇帝明显不如。偏执加上愚昧使他的“文化”政策危害尤大。就凭洪秀全晚年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走火入魔的焚书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但也绝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福音。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
《南非的启示：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2013）（第十四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经济观察报》2013年度十大好书、《钱江晚报》2013年度非虚构白银奖、《出版人》2013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十大好书、《都市时报》2013年度十大好书）
《共同的底线》（2013）（《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2013年度非虚构类致敬图书、《新京报》2013年度社科好书、凤凰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新浪网2013年度十大好书、《中国企业家》年度好书TOP10（人文类）、《出版商务周报》第二届（2013年）风云图书）
《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2012）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2010）
《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2004）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2004）
《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2003）
《问题与主义》（1999）
第一章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003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004 “辛亥观”的演变
007 “细节化”的辛亥叙事：什么是“政党”？
010 革命还是立宪：也许是个假问题？
014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016 和平的君主立宪可能吗？不可能仅仅因为是满族皇帝？
019 辛亥研究，如今细节是越来越清楚，而背景却越来越模糊了
第二章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 “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025 假如辛亥前是汉族王朝？
030 辛亥革命推翻了什么“王朝”？论此王朝并非彼“王朝”（dynasty）
033 “光荣的女王”是个“亡国之君”？
037 “有国王的共和国”与“半封建”帝国的宪政之路
040 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三章 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
047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049 “必然”论与“偶然”论的中国版
053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056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如此仇恨为哪般？
060 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第四章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067 向往“飞天”的传统
071 从“陈荔秋中丞”谈起
075 “法道互补”：“乡愿”人格遮蔽“乡绅”意识
077 从陈兰彬想到刘锡鸿
081 “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家”？
083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第五章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089 晚清的大势所趋
093 既往“宏大叙事”何以不受欢迎
095 “祛魅”重在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在追究动机
097 关于保路运动的“祛魅”
100 要害不在于是否“国有”，而在于如何“国有”
103 在国有、私有的“宏大叙事”背后
第六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
107 “西化”与“现代化”说法的由来
109 “文化”的“西化”与“制度”的现代化
112 太平天国：中国的“西化而非现代化”大潮
115 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民变”
119 “满汉话题”和“土地革命话题”
123 基督教神权国家：太平天国是“邪教”吗？
126 “洋兄弟”为什么翻脸：国际关系好坏并非“文化”问题
第七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中）
133 中世纪式的“西化”与秦始皇式的焚书
137 另类“民变”与另类“西化”：太平天国的总体评价
139 “拳民”与“教民”的由来
144 “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义和团只是“民教冲突”的产物？
第八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151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156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161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第九章 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172 辛亥革命：“好事没做成”还是“坏事做成了”
176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180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182 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民国时期
185 民国经济对印度的“赶超”
190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193 工业化的畸形问题：东北与香港之别
196 逆差中的繁荣：全球化中的民国经济
200 历史的先声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207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208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212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215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219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224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228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232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第十一章 “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239 “革命外交”：“修约”、“废约”和“改约”
241 恢复关税主权与司法主权
242 政治多元化与外争国权的关系
245 中东路事件：“革命外交”的最大挫折
248 “解脱百年枷锁”：对日抗战中废约的实现
附录 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以德招怨”？
255 “半殖民地”色彩的消除
257 中国已经跻身于“列强”？—以入越受降为例
262 中国“列强”地位的一度丧失
第十二章 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
268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271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275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277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
280 20 世纪60 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284 总结：综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十三章 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
第十四章 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二）
第十五章 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三）
前言
本书是笔者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我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些管见。本来的初衷，只是想就近年来从“保守”方面批评辛亥的潮流做出回应，提出在当时的中国搞虚君宪政未必比搞共和容易、“革命与改良”之别不等于“暴力与和平”之别等几个我考虑多年的观点。但后来一发而不可收，又对民国时期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看法。等到这一年结束时已经积累了十六七篇文章，有人建议结集出书，但是当时觉得还不成体系（主要是民国部分本想按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主义”来理出三个线索，但只写成了第一个线索），想补充些内容却又因为“百年”已过，我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其他方面，就拖了下来。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我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我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朋友建议我把它组编成一本专著时，我觉得可行而且有必要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我本来的专业领域并不是近现代史而是古代史，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我对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也进行过研究并发表过见解。而近现代史介于古代与现实之间，有时候是绕不过去的。我不相信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谁还可
以把做一个高水平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当作目标，但我同时也相信，对人文学科中任何微观问题想要进行有水平的研究，都离不开宏观的视野。如果你对某个问题要有深入的认识，只是就事论事而不去对相关知识领域进行扩展性的了解，对其因果链的所及进行延伸性的探究，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就不能太为过窄的学科畛域所限。
反过来讲，“跨界”的研究也常常可以开启思路，发现一些囿于“饾饤之学”者所不能看到的奥秘。李鸿章等人对晚清以来的中国都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类的话，怎么理解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以前“三千年未变”的这个“局”究竟是什么？这个延续如此之久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造成这个局面的过程是否要算是几千年前另一次“大变局”？延续这么久的“局”为什么到晚清就延续不下去了？难道仅仅是因为外国人打了进来？
显然，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真正弄懂清末民初这个“大变局”。而恰恰在这方面，我觉得研究过古代史的学者是具备有利条件的。
过去我们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对此是有一套说辞的，那就是所谓“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到了晚清已经千疮百孔，这时与西方一碰撞，自然就“破局”了。
但是这些年，这个说法已经面临严重困境。这主要还不在于“封建”这个概念现在普遍被认为误用（笔者也认为是误用，所以本书中已经不用“封建”来描述“大变局”之前的清代社会，而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的本意，用以描述中国的先秦时代），而在于因为中国现状的改善，人们对中国既往（无论称为什么）状态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破四旧”如今已经变成“通三统”，过去言必称“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常说的是“几千年优秀传统”。有人说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产值是世界第一，政治是“父爱式的管理”，伦理道德更不用说是全球独步。但这个样样都好的状态怎么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了呢？
于是有人说，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在19世纪被人打败了，结果失去自信，盲目认为“挨打证明落后”，于是礼崩乐坏，鼓捣出了这么个“大变局”。
真是这样吗？“三千年”来天朝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礼崩乐坏只是在19世纪与洋人接触后才发生的？
这就要追究到近代以前的历史，乃至原来那个未变之“局”的由来了。过去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说的确很陈旧了，许多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但反过来说那个局一切都好，我们就没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
研究古代史几十年，我自认为还是有不少心得的，在这基础上来琢磨这“大变局”，我想是可以有些独特的视角，可以与近代史方家及广大读者交流的。“三千年（套用前语大略言之）”前开始的“周秦之变”经过数百年沧桑成了个“局”，此后尽管历朝迭经演进而积重难返，直到清代仍然大体格局不变，这个局就是秦制，或曰帝制。到了近代在中西碰撞的激发下，国人终于开始了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即“三千年未有之变”。我觉得，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我一直有心把这古代、近代两大变局，以及两大变局的社会变迁和观念变迁两大层面套在一起，写一本《世道与心路：从诸子争鸣到新文化运动》的书，但那并非短期可就。现在这些文字，只是在晚清以来“走出帝制”的范围内做些探讨。其毛坯一部分原来是报刊上的专栏文章，无法多加注释，一部分则是学术论文体，体裁不尽一致，但论述逻辑还是前后一贯的。
还要说明的是，近几十年来近代史研究在各方面进展很大，尤其是史料发现和史实考证方面，近现代史的进展与古代史不是一个数量级。但是识者也指出，在积累了如此多的具体新知的基础上人们应该有深入的思考和逻辑分析，从而给出一个描述、理解和解释这百年宏观进程的更新版本。而在这方面的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作为非近代史专业科班出身的笔者，在这本书中不会提供什么独家秘档或珍稀秘籍，但希望能在尽量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常见史料和延伸背景知识，能够贡献一得之愚，为上述目标提供一些推动力。
感谢鼓励我出这本书的朋友们，他们的鞭策使我这个懒人得以摆脱懈怠。感谢编辑、出版本书的群言出版社诸位同仁以及近年来首先发表其中一些章节的《南方周末》等报刊，我常常感到他们的使命感非常了不起，他们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在书斋中学者之下。
秦晖
2015年6月于北京蓝旗营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既是历代王朝周期的乱世景象，当然就不能说那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多灾多难”。像清朝遗老那样认为如果没有“孙文乱党”大清就能万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谱的。如果仅仅如此就把辛亥革命骂得狗血淋头固然不对，但这个革命也没什么可肯定的。充其量它不过完成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之功（反清），并为下一个新王朝铺路而已。
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之不同于过去的乱世，就在于它在乱世中取得的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民国时期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果仅止于此，肯定辛亥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如下所言，民国政治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党国”，而非走向宪政。而讲文化也不能只看精英层面，民国时期大众的“文化水平”（注意这里的“文化”与民族性无关，就是指读书写字的能力）还是很低的。笔者当年在农村9年，深知在那些统计数字背后，改革前绝大多数国人即农民的实际“文化程度”如何：那时我们这些“初中69届”（由于“文革”三年基本停课，实际上就是66届小学生）在“广阔天地”里居然成为稀缺“人才”，不少伙伴都是“民办教师”，甚至只读了6年小学的这些“知识青年”被派去教“中学”（那时农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而当地的壮族妇女很少会讲汉话（壮族深受汉文化影响，过去的土司家谱都自称汉族，由于古代方块壮字与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搞的拉丁壮文都行不通，那里实际只有汉语文教育。不会讲汉话，意味着实际没上过学），男子也很少认字，因此当时大队（相当或大于今天的行政村）都设有文书一职，与支书、大队长同为领补贴的三大“干部”之列，往往还是三人中唯一能读写的。所以对于今天有些人极言那时农村的教育卫生如何好，我只有无言！不过平心而论，这种状况不能只怨改革前体制。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文盲社会成功扫盲是可能的，而把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就不太可能。二战后德、日、苏与我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都表明，战乱和天灾可能死人无数，经济崩溃，但通常都很难消灭文化—除非发生异族征服之类的文化灾变。“文革”虽然被称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坏而言，1966—1969年三年教育停顿与混乱损失很大，但要说这就会使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1969年当地的这种状况基本上也就是民国时的状况，进步不大，退步也谈不上。改革前体制与民国都要对此负责任的。
……
装 帧：平装
页 数：420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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