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籍学者文丛:限度之外——求变时代的理论与批评

本书分上编和下编，上编主要收集了作者在福建学习和工作时写下的论文，反映了文学理论和批评如何渴望突破旧有的藩篱的时代要求，也显示了作者汲取新知识，表达新观念的努力。下编收录的论文与上编风格相近，重点在破解现实主义理论 单一规范的限制，寻求理论向后现代的转移，并且解释那些先锋性的创作所表现出的时代意义。

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福建光泽县人。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高评委委员等职。1995—1998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做访问研究和讲学。2003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起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目 录
在福建读书和写作（序）
上编  理论的越界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
作家群与读者群的文化反应
觉醒与蜕变
论文学视界
——文学的文化形态学研究
试论音乐的审美本质
——情绪力结构
自然美发现的历史透视
“兴趣”的结构分析
论文学本文的语义蕴涵


下编 自为的阐释

论艺术表现的个体敏感性
历史的误置
——关于中国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研究的再思考
真实的迷失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过渡性状态：后当代叙事倾向
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 
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
通过记忆和文本的幽灵存活
——德里达与中国
感性解放引导的现代艺术观念变革
——“视听文明”到来之际的美学反思

学术简表
跋

在福建读书和写作（序）
 
我最早的学术阅读始于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和伍盠甫的《西方文论选》，对理论的这种兴趣可能和天性有关，也可能和我小时候阅读《参考消息》的经验有关。1980年春，我在南平师专中文系教书，是年的初夏，无意中在并不宽畅的图书馆里发现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十几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想想这一大摞书，可以让我去到怎样的一个知识天地？抱了一摞书回到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说起来，我们这代人可能都是在商务印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打下的学术底子，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汉译学术名著，给那个时期的学子们的知识底蕴提供了及时的资源，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学术根基。要说这么深奥的德国古典哲学吸引我们，这要得力于马克思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李泽厚在80年代引领风骚所致。后来得友人帮助又购得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接着读黑格尔《美学》、《精神现象学》。一边读，一边做笔记，一直不敢松懈。
确实，那时读书有点贪大，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80年代初也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在文学界和哲学界论战正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本小册子突然间就成为重解马克思的经典，我那时自然也是沉迷于其中。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关于异化、关于美学热、关于主体论，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中找到最为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所有这些问题，最为权威的阐释者则非李泽厚莫属，至少在我们这辈人来说是如此。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史论的著作，可以说成为我们必读的书籍。在很多人看来，他是学界思想领袖；在我看来，他就是学术人生的楷模。1985年深秋，我和谭华孚兄一起还到先生北京寓所拜望，有很热烈愉快的交谈。岁月如流，出生于1930年的李泽厚先生也年近80了，与他一起隐退的是一个时代的氛围和思想气质。有人说，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此说当不为过。
80年代中期，其实有很多热，但社会开始分化分层了，读书不再会是一代人一拨人的共同阅读。这个时期有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福科和德里达则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的事。在文学方面，袁可嘉先生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陆续出到第五卷，这套书在那个时期的影响甚大，印数超过五万册。现代派是这个时期的热点，陈焜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首印13000册，迅速告罄，这本书无疑是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启蒙读物。
对于我个人来说，1983年到福建师大跟随李联明、孙绍振先生读硕士研究生，这是人生的又一个重要台阶。此前1980年，我就考过李联明先生的研究生，应该说我二门专业成绩都考得不错，只是英语较差，那时英语都差，如果先生要成全我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我那时只有21岁，那时哪有21岁的研究生呢？先生当年录取了比我年长十多岁的二位学长，当然他们当时各方面都很成熟，学养比我深厚得多。据先生后来说，主要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以为不成熟。多年后，先生还说，如果80年录取我，对我是一个更好的机遇。有一次闲聊时，先生说：“其实那时应该录取你”。后来1983年再考得以投先生门下，这已是十分幸运。早在80年春考完研究生后去拜望先生，先生给我一个书单，从《柏拉图对话录》到黑格尔以下西方文艺理论主要脉络的书单，里面全有了。这也就是我在南平师专书架上看到那套汉译学术名著会眼前一亮的缘由所在，我所幸运的是照着先生的这个书单老老实实读下去。那时候就想理论上以先生为楷模，先生的理论学养功力，先生的思辨能力是我极其敬佩的。先生在西方古典文艺方面下的功夫很足，让我明了这是做理论的根基。我的兴趣有点广泛，对新思潮和异端邪说更为神往，读书和思想都有点跑野马。
要说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书，还要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在福建师大教师阅览室存放，但不能借出，每天我都到教师阅览室去读这本厚厚的书，当年还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版本，只供内部发行用的。一边读一边写笔记，半年时间竟然摘抄了两大本笔记本。要命是只有白天开门，晚上下班。每天就期待早上进去能读到这本书，到了周末又关门，让我怅然若失。这本书的宏观视野，纵橫文明的阐述，那种思想的自信和坚定，让我着迷。那时有几本期刊是我所喜欢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美术译丛》，这些刊物给我提供另一种视野。在福建师大读硕士那几年，是国内思想界风起云涌的几年，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异化”理论等等，思想界激烈交锋，年轻一代的我们也投身于其中。那时我的专业是“文艺美学”，大部分时间浸淫于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研究生的政治课，上的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小逻辑》。福建师大的文科有老传统，底蕴深厚，那里藏龙卧虎。当时孙绍振老师已经是名震八闽大地，他早年是北大中文系55级才子，视野是从北京看到福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自然有一种达观，但他始终满腔热情，热爱人生，对青年学生尤其好。因我的老师李联明先生调去省文化厅当领导，有相当多的时间是跟着孙老师。孙老师的特点是和学生打成一片，实行无缝对接。年轻人和他在一起，没有顾虑，没有忌讳，什么话都可以说，他也什么话都告诉你。论世事人情，臧否学界人物，他唇枪舌剑，妙语连珠，所向披靡。那时想起来，孙老师也就五十岁上下，正值盛年，精力旺盛。那时我们都推测，孙老师周边肯定多有文学女青年在暗处崇拜，孙老师很无辜地申辩：“真没有”。我们就信了。
孙老师乐于帮助学生，我硕士论文答辩，孙老师全程支持。我的论文当时写得答辩委员会的委员都称看不懂，答辩主席是郑朝宗先生，他是英国剑桥回国的学界前辈，与钱钟书先生过从甚密。大约是五十年代说了意思是“共产党必须敬重钱鐘书”这类话（原话因为太刺耳，姑且我只取其意），开罪于领导，被打成右派。郑先生宽厚，他说，论文看不懂，就听孙先生的。孙老师自然大包大揽，这样我就捡回一条命。后来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硕士学位，也是孙老师一手全力促成。他把我推荐给钱中文先生，钱先生看了我的论文，激赏，就叫我考他的博士。跟孙老师学到很多东西，那是一种无形的学术气质，学术的自信和胆略，学术的视野和思想方法，它会一辈子给你做底。同时，孙老师做人有一种透明的诚恳，永远的善良正直，从不虚伪矫饰。做人做到他那样，那是天性使然。虽不能为，但心向往之。心中自然有做人做文的一杆标尺。
我以为写文章要早，笔头要勤快。文章要多改，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苦功自然要下到，但是自信和自觉的精神要有。写文章困难在哪？都说是所谓“起承转合”问题，很多学生开始写文章时不会转折，一段之后不知道怎么往下说。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学术的勇气不够，给自己限定的要求太低，好像本科生、硕士生就不能写出有水平的学术文章。我看现在的研究生，对课程不太重视，上一门课就是为了学分，交一份作业，有高分当然好，没有高会也就如此。学生容易眼高手低，看老师都不过尔尔。其实老师如何，只是作为这门课的导引，只要自己对知识有兴趣，有学术探索精神，哪里都是学问题，都能发现问题。我读硕士的时候，每一门课都认真对待，每上一门课，都从这门课程中提炼出自己的问题，写成一篇文章，大都一万多字，几经打磨修改，当时有多篇都发表在核心期刊（那时候叫一流刊物）上。
当然，最重要的在于，我读研那个时候，正值时代思想激烈交锋变革，思想观念、学术方法和知识体系面临更新的时候。敢于站到思想前沿去，应对时代的问题，寻求新的知识和回应时代的难题，构成了我那个时期读书写作的方法。那时初出茅庐，面对八门来风，觉得天方地阔，“我辈岂是蓬蒿人！”只要努力去应对，就会有自己的道路。当时人人都关心改革，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文学圈在争论“文学与政治”、“人道主义”、“异化”，但更为吸引我的是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争论，是托夫勒的《第一次潮》、耐斯比特的《大趋势》，以及“走向未来”那套丛书，我对科学史和哲学哲学怀有极大的热情，我选了一门“自然辩证法”的课，读了一些自然辩证法的杂志和书籍，开始思考自己要破解的问题。着手写《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搬来读，还有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加上以前读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缩减本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篇文章明显受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但我选择我的角度，立在“思维模式”的变革上，知识背景和思想方法是科学哲学。首先在1984年全国研究生年会上做大会发言，当时反响颇大。随后发表在《福建论坛》的头条，很快被《新华文摘》（1985年第9期）全文转载并上封面放在哲学栏头条，我那时候才26岁。当时哲学栏第二篇是钱学森先生的问题，也是谈思维科学。多年后，钱学森先生发出“钱学森”之问，看看我的那篇文章，当年提出的问题，果然还有一些应验。当然，30年过去了，现在来看，当年的文章比较偏激，对传统的反思也多有片面之处。当时的语境所限，把现实问题都加在传统身上。之所以没有“悔其少作”，还收录在此，是想留下一点时代影子，不管是作为自我反思批判之用，还是清理自己走过的学术道理，它都是我无法回避的学术起点。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觉今是而昨非”的醒悟，我觉得那个时期的思想氛围和自己的探索勇气，还是可以记住的。
那时我还还热衷关注“结构”问题，可以看出“新三论”的方法论在当时对我的直接影响。首先是《试论音乐的审美本质——情结力结构》，当时这篇文章是我在音乐系上王耀华先生的西方音乐史课程的产物，其实我的音乐修养很薄弱，但西方音乐史很吸引我，特别是比较集中地听了古典到现代转化的一些交响乐，让我震撼不已。我当时就想从音乐中捕捉到一种让我激动的东西，那就是“结构”。所以写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确实写得非常吃力，读了不少的音乐理论和美学的书籍，太专业的内容吃不准，只是攫取我要的情结、力和结构方面的材料。这三个要素是我试图从音乐美学角度解释西方音乐的基本概念。文章几经修改，费了很大劲，最后投稿给《福建师大学报》，责编吴晓玲请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于润洋先生审稿，据说于先生还给予比较好的评价，随后发表在福建师大的学报上。后来关于“结构”的思考反映在我写的一篇关于“古代文论”文章上，即《“兴趣”的结构分析》，那是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审的稿，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
那时思想解放运动斗争正酣，改革派与保守派分为左右两派阵营斗得如火如荼。反映在文学界的区别就是改革派搞现代派，保守派则强调正统现实主义。尤其是对现代主义的文学创新嗤之以鼻，以读者/人民之名，指责那些“意识流”之类的作品为“看不懂”。我自己写的理论文章，在当时也经常遭遇此类的诘难。当时我也只是初涉读者反应批评，但更直接的问题则是来自对文学创作和理论现实的不满，于是写了《作家群与读者群的审美反应》，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如今一个硕士研究生的文章要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恐怕是较困难的。那篇文章也可以看出是我读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和萨特的产物，我试图从欧洲文学史上来寻求例证，并且试图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强调文学艺术的自主性。
回想起我那时的求学，兴趣是太广泛了，几乎是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从黑格尔《美学》到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顺理成章，再转向科学哲学这就是顺应了时代潮流。但最能投合我的天性的，却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之相应的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叔本华、尼采和萨特，在我看来，这些知识都有某种共同的气质，那就是我所称之为的“哲学人类学”，这与文化反思的时代氛围相呼应的文化人类学异曲同工。科学哲学、文化人类学、文明论、存在主义，这些知识背景，使我对文明变革论有着极大的热情。当时还有一本书深深吸引我，那就是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看得出来，我是得了改革魔症。当时写有几篇文章，处理的虽然是纯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史的问题，但骨子里却是要为时代变革鼓与呼。读硕士研究生期间还发表了数篇文章，《觉醒与蜕变》发表于《学习探索》头条，《论文学视界》发表于当时影响甚大的《当代文艺思潮》上，《自然美发现的历史透视》发表于《美学新潮》上。关于“自然美”的这篇文章耗去了相当多的时间，论文写了二万多字。布克哈特那本书是我的基础，同时读了多部绘画史、美术史以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当时写完这篇文章后，要参加1984年（或是85年？）举行的全国文艺理论年会，我自己掏钱打印，带上70多份去参加会议，一路上硬座，晚上就睡在坐位底下。同行的高少峰看着我拿着一大包的论文，挤车十分不便。关切地说：“你这是何苦？谁会看你的这些论文？”这句话当时让我沮丧之极，我费尽苦心打印论文，再带到会上，若是无人问津，或是视如草芥，那真是“何苦来着？”少峰的担忧可能性很大。到了会上，我把论文就塞在床铺底下，只给少数几位面善的同龄的研究生。不想有几位朋友看了立即传阅，第二天晚上，纷纷来我处索要论文，包括少峰也向我要了一份论文，带去的论文迅速分发出去，这对我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同辈的朋友都会看出我年轻时神往西方现代文艺理论，但我对中国古典文论也是十分心仪的，也下过一点功夫，年轻时写过的几篇文章可以为证。
当然，总体上来说，我这个时期写的这些文章有斯宾格勒的超宏观的文明变革论的视野，时代跨度很大，喜欢纵横中西，贯通历史。逻辑的严密性有所欠缺，抽象历史、概括文化的论断颇为大胆，这是那个时代气氛使然，而我又是有些走极端的人，故而也算是把一种时代情绪演绎到极致。今天我自己读这些文章时，推敲起学理时不免赧赧然，但也为当年的年轻气盛而多有感慨。那种立论和论述，那种提问的方式和行文的风格，只有在时代的感召下才有胆量和能力，今天是无论如何也没有那股精气神了。
也有学生问我如何比较着实顺利地写出论文，除了一般意义上说的多读多思外，另外还有几点也是起作用的：
其一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万变不离其宗，我当时的“宗”就是在立足于那个改革年代，要有时代感，立于时代新思潮前，问题都冒出来了。说到底就是要有时代的问题意识，要理解这个时代你的这个专业的难题是什么，你思考的问题，是不是你的专业在这个时期的难题？你的问题提出来，大家就会关注，你就有学术和思想高度。“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是那个时代实现四个现代化与中国传统相冲突，其实是与中国现实诸多矛盾相冲突的问题。我通过思维方式的批判，来批判阻碍时代变革的那种封闭、保守、反对改革的思想。我当时的论文，算是最早接触到刚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如解释学、读者反应理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等等。我写的关于音乐的、古代文论的、思维科学的，都围绕这些新理论的思考。我写的关于音乐的论文对音乐的审美本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大方面属于美学范畴，跟自己的专业还是密切相关的。后来成为我的硕士论文的核心概念，再后来到我读博士期间（1987年底）我还写成一本书《论文本的审美结构》，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学科建设丛书”。该丛书出版拖延了几年，迟至1993年才出版。
其二要靠知识取胜。这包括基础知识、系统知识和新知识。尤其是新知识非常重要。我比较早的接触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这种方法。我用结构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文论，写有《“兴趣”的结构分析》一文，当时是徐中玉老先生审的稿，他当时给我回了封信，谈了他的看法。他也觉得很有意思，是探寻古典文论研究的一个思路。很我年我还保留那封信，后来多次搬家就弄丢了。我觉得运用新的知识是很重要的，新的观念不是凭空来的，要靠新的知识。新知识还是要靠学理内涵，我那篇文章从成文到投稿，到发表，前后也拖了二年时间，但也不因为用新方法就迅速过时。所谓“新的知识”不一定是“新出现的知识”，像相关学科成熟的观点、方法都能给你以新的启发。始终不知疲倦的阅读，是我写文章和做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现在这个岁数读书很可悲，大都是为了写文章查资料而读书，很快会忘记。我现在能够用上的还是二十几岁时读下的书。
其三，文章要反复改。写作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要反复地磨反复地思考，反复地修改。特别是开始写作时要修改，改一遍就提高一次。没有什么一挥而就的神话，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我写《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和《论音乐的审美本质——情结力结构》，改了多次，结构、行文、句子、引用材料，都改动多次。文章改一次就会提高一次。经历过自己的修改，会发现处理一个问题，其实有很多角度和方法，结构也可以多种处理方式。这会让自己今后写文章更顺暢。当自己的文章达到一个台阶后，写出的文章就会在一个不准上。以后写文章就顺畅了。
硕士毕业后我到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那时黄克剑先生是所长，他对我极为关怀，我们亦师亦友。有时人生得遇好人高人就是幸运。自己所幸遇到几位好老师，人品学品都堪称学界楷模。黄克剑师学问扎实严谨，功力深厚。他用功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儒家，他是学工科水利出身，有一种苛刻的严谨。想想水利工程哪里是马虎得的？那是要出人命的！黄克剑那时对我如是说。克剑先生博闻强记，马克思著作中的原文经常大段大段背出。那时我几乎每天都上他家，他看到某篇文章，又激愤得不行，指着报纸对我说这如何违背老祖宗原意，马上他就背出一段老祖宗的原话，我们俩人于是把那老左的文章驳得体无肤，算是开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那时，克剑师笑得一脸灿烂，至今我还会想起他的亲切可爱模样。克剑师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多年前他还时常邀我参加一些答辩活动之类，后来我总是忙乱，疏于走动，这是我的不是，也一直是我的心病。
在福建师大有一大帮朋友，后来到福建社科院时又多了几位朋友，那时青年意气，同学少年，也是峥嵘岁月稠。因为有众多意气相投的朋友，我的人生道路虽然多有曲折，但始终伴随着快乐和热情，始终有一种向上的格调。这是我要感激朋友们的，借这本小书出版，要感激的不只是我上面提到的师辈，还有我当年的好友，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朋友在心里，往事在书里。后来去了北京，到了西八间房读博，从此客居北京。这是另一个故事了，余容后叙。
 
 
陈晓明
201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