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新的机会平等理论

致　谢／387

中文版序

　　当我开始本书的研究时，我关注的焦点是西方社会，特别是我的祖国美国，那里机会不平等的问题错综复杂。机会平等的话语深入人心，同时又与严重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类型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我对此思考得越多，就越能发现这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由于父母总是试图将自己的各种优势传递给子女，因此在任何存在家庭制度的社会中，机会的不平等都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差异和不平等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的才智和技能，而且还塑造了我们的偏好和价值观。这些永久性的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而且似乎还有恶化的趋势。那么，这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恶化了，又为什么会恶化呢？对此问题的思考引导我得出了本书的中心观点。许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似乎正在逐渐成为“赢者通吃”的社会。随着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越来越多的奖励被居于顶层的人所占有，许多竞争的赌注变得越来越大，机会不平等对人生的影响也相应地变得更大了。比如，在大学录取这样的选择节点上，我们会发现，通向成功的机会与以前相比似乎更加缥缈，而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就必须成功，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把进入顶尖学校就读看作通向人生成功的最佳途径，这使得进入那些最热门、最顶尖学校的竞争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

　　本书的核心比喻是“瓶颈”，即人们为了到达彼岸而必须通过的狭窄地段。当我们思考社会中的机会是如何被建构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瓶颈”这个词。大学录取就是一种瓶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成长之地等许多其他变量也会成为瓶颈。如果在某个地方长大的人能够接触到许多不同的机会，而在另一个地方长大的人则机会有限，只有在合适的地方长大的人才能自主地追求各种理想的路径，如此，成长之地就成为一种瓶颈；当社会将某些角色局限于女性，并将其他角色局限于男性时，性别就成为一种瓶颈；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瓶颈这个概念，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中，大部分事情都取决于一次重要的考试。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一直把这种情景形象地假设为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中盛行的大考制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这个制度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维系了帝国的统一并提供了充足的官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向出版社提议，采用一幅描绘科举考试的中国国画作为本书的封面（出版社明智地否决了这个提议，因为读者会误以为本书讨论的只是中国问题）。不过，中国的科举制度确实能够让我们看到瓶颈是如何塑造个人和社会的。

　　科举制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竞争，那些通过县试的考生会晋级到更高级别的府试、乡试直至会试。在一开始参加县试的考生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爬到金字塔顶端或者获得朝廷的官职。即便如此，这一竞争还是对帝制时期的中国教育制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对科举考试的备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课程，这强化了帝国的同一性以及对儒家经典的侧重，因而也极大地塑造了许许多多未能获得官职的学生的教育经历。换句话说，无论是对考试成功的学生还是对考试失利的学生来说，这个竞争性瓶颈的存在都塑造了他们基本的教育轨迹，以及他们对何种思想和价值最为重要的想法。

　　今天，从中国到西欧的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将教育考试作为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高层次领域就业的一个环节。不平等的加剧使这类竞争的赌注更大了，也使这个瓶颈变得更为突出。一些对此类考试制度的批评者质疑考试是否真的是公平的，而我在本书中对考试制度的顾虑则与此不同，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考试当然是有用的，特别是当新的考试制度取代了任人唯亲和权贵网络，以更加择优录取的方式来分配稀缺的教育机会时。在旧有体制下，重要的公职只对贵族出身的子弟开放，使得阶级出身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瓶颈，因此毫无疑问，科举制本身是一次重大的改进。问题在于：当一种考试的权重过大时，就可能会压缩教育和学术多元主义的空间，并且对所有人的学习和思想造成过大的影响。这也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科举考试被废止前人们对它的主要批评：科举制度造成中国整个教育体系的内容过度集中在几部儒家的典籍上，以致忽视了其他的知识和学术科目。

　　我把本书的中心思想称为“机会多元主义”。这个思想的大意是：我们不能让所有人的机会都“平等化”，因为人与人的个体差异太大，出于各种不同的有时是不可通约的原因，许多类型的机会都是重要的，而家庭又赋予子女各种不同的优势。但是即使我们不能使机会完全“平等化”，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改变机会的“建构”方式，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更多可以追寻的机会；要实现这一点，一个必要的条件是缓解那些限制人们做事和为人的瓶颈。比如说，我们没有必要取消所有的教育考试，但是我们应该开辟更多能通过或者绕过考试这一瓶颈的路径：为学生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同时找到更多不同的路径，比如学徒工或者技工培训计划，为那些考试成绩不佳的人提供良好的职业路径。我们没有必要消除父母传递给子女的所有优势，但是我们应该确保不会造成一种只有那些拥有大量资本、人际关系和财富优势的权贵子弟才能获得成功的社会秩序。

　　正是最后这一点使得本书的论点与当代中国特别相关。中国社会对平等有着深切的追求，然而中国社会的财富和机会却正在变得不平等。从本书的视角来看，一部分富人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有许多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这并不见得就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太多的大门只对少数权贵子弟敞开而对其他人关闭，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将使物质上的不平等变得更加不公正。近年来，有不少报道指出，中国一些地方领导甚至中央领导的子女进入一些国家监管的企业和行业管理层，并因此致富；也有报道称，一些“太子党”，也就是中国政治精英阶层的后代，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官职和权力。这一现象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也存在，但中国的情况似乎颇为严重。不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如何，都让我们看到，一种社会秩序正在浮现，即家庭与权力的关系形成了一个严重的瓶颈，甚至成为能够在一些回报丰厚的领域中获得成功的重要途径。

　　由权贵网络、裙带关系和“太子党”等因素造成的瓶颈，远远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开放原有的国有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过程往往会给那些有关系的人带来收益极其可观的交易机会。发展更开放、更多元的经济结构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这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些新兴权贵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中国，这些问题与其社会理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在中国社会的话语和自我认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平等，包括机会平等的追求。

　　同时，中国还必须应对一些用于区分其公民身份的法律政策所带来的瓶颈效应。比如，户口制对人口进行了法律上的区分，这造成了一个瓶颈：那些居住在城市但没有相应户口的人面临着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的普遍障碍。这个瓶颈是历史造成的，而一个公正的国家应当致力于缓解这个瓶颈，一方面创造通过瓶颈的路径（即帮助这些人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面创造绕过这个瓶颈的路径（即为没有城市户口的人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机会），或者考虑全面废除户口制度。

　　最终，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够引发一些针对那些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各种瓶颈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些瓶颈中，有些是其他国家的读者和学者所熟悉的，有些则是中国特有的。如果我们希望人人都能拥有更加自主的人生轨迹，而不是让自己的人生完全被有限的机会所左右，那么我们就值得认真审视并且尽可能缓解所有存在的瓶颈。

　　约瑟夫·费西金

　　2015年5月

　　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装　　帧：平装

页　　数：412

版　　次：第1版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