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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


慰安妇

作  者:【德】鲁特哈罗(Ruth Hallo)著, 赵兴辰 译

出 版 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8月

定  价:28.00

I S B N :9787532769599

所属分类: 文学  >  小说  >  知识小说  >  历史小说    

标  签:历史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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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小说共有三条线索。一是在日本法庭,当年的“慰安妇”林美安,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起诉日本政府当年强征慰安妇。
在审理期间,美安回忆起过去的痛苦经历。她于1924年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父母是种植水稻的农民,她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哥哥。家里比较穷,但是从来没有遭受饥饿。美安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童年。1938年,美安13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病得很重,不能工作。美安不得不辍学寻找一份工作。在这个时候,她看到某公司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寻找年轻女孩做简单的工作,美安就此被骗进了日军的“慰安所”。作为慰安妇,她每天都要遭受很多日本兵的强奸、殴打。在度日如年的五年之后,美安终于有机会逃了出去,辗转到了上海一个有钱人的家里当了保姆,却被来访的其中一名日本兵认出。美安只好连夜逃亡。历经艰辛,她终于回到了家。她不敢向亲人吐露真情。在家人的催促下,她嫁给了一个同村人。她的慰安妇历史被村里的人知道后,美安遭到了家人和全村人的鄙视,后来家庭破裂,她被迫迁到村边的破房居住,最后美安决定背井离乡,去一个无人认识自己的地方。美安来到南京,当了售货员。
另一方面,德国留学生丽莎在前往南京留学的过程中第一次听说了“慰安妇”这段历史,决定以此进行研究。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丽莎结识了一些相关人士,其中就有与曾经的“慰安妇”林美安相依为命的女孩苏和平。在得知丽莎的计划后,和平邀请她认识了自己的养母。在和平与丽莎的劝说下,美安同意前往日本,作为当年被日本强征成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代表,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经媒体报道,又有几位健在的“慰安妇”主动说出实情,加入了美安起诉日本政府的行列。

TOP作者简介

德籍以色列裔汉学家鲁特哈罗博士于1957年出生在以色列,1980年移居德国。1994年进大学开始学习汉语、戏剧、媒体科学,后曾赴南京留学。她的硕士论文《拉贝在中国》2008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
哈罗博士于1994年开始在德国学习中文,1997年前往中国,在南京大学学习汉语。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她决定着手研究关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慰安妇”现状的问题。在阅读了相关的西方和日本作家写作的书籍后,作者发现它们大多只提及韩国“慰安妇”,认为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2001年12月,她特意赴荷兰海牙旁听了与“慰安妇”问题有关的国际法庭的审判,结识了上海大学历史系的苏智良教授,并在他的帮助下于2002年前往武汉与三个当年的“慰安妇”幸存者见面,同时进行了采访。在中国期间,哈罗博士与中国的历史教授和作家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获取了不少第一手材料。2011年,哈罗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写成博士论文,获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博士学位。

TOP目录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童年的小鸟飞走了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一个懂事的女儿必须帮忙养家

法庭上

丽莎:蓝玫,一个为真相奋斗的战士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欢迎来到地狱

法庭上

丽莎:蓝玫的母亲

美安的故事:生活在地狱里

丽莎:与高教授初次会面

美安的故事:两个逃跑者

丽莎:王德华,时代的见证

美安的故事:自由的念头

法庭上

丽莎:和一名幸存者会面

美安的故事:孤身来到大城市

法庭上

丽莎:旧观念的束缚

美安的故事:往日阴影的追随

丽莎:高教授与亚洲妇女基金会

美安的故事:再度逃亡

法庭上

丽莎:幸存者永远的恐惧

丽莎:示众者

美安的故事:日本人走了,战争仍在继续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新的生活

法庭上

丽莎:两个重新遇见的人

法庭上

美安的故事:新生活

法庭上

后记

致谢

TOP书摘

法庭上
几小时过去了。对面墙上的大钟耐心地走着。指针似是从容不迫,缓缓挪动,但它仍在走着。
我心想,耐心点,你的时刻已经来了。正义很快就会降临,指针就在向着那一刻直直走去。今天,判决就要落定。最坏的都过去了,昔日种种终将归于宁静。也许现在我可以把一切都忘掉了。漫长的审讯已经结束。刚开始的时候我着实对它心怀畏惧,连想都不敢想自己能熬过来。
早晨去往东京地方裁判所的路途对我而言仿佛无穷无尽。尽管我们住的酒店离东京市中心不太远,然而要穿过一条条熙熙攘攘的街道却让那段车程显得尤其漫长。我坐在出租车里,两股思想在内心纠缠: 一边是无论如何都要得到正义,另一边则只想离开。后一种想法锁住了我的双眼,把窗外的街道和忙碌的行人遮蔽起来。司机突然用日语对我说话,吓了我一跳。再次听到这门语言几乎无疑是种痛苦,我只求马上远离这个让我憎恶的地方。窗外是花园里的樱花树,枝上开满了异常美丽的花,好看极了。我们慢慢穿过一片粉色和白色樱花的海洋,穿过这座冷酷的城市里依稀尚存的美景。难道这片土地也值得拥有如此美丽的花吗?
我的内心深处沉浸在黑暗里,不见任何一丝闪烁的光芒,唯余丁点火花似的希望仍在燃烧。
外面温暖如春,我却感到寒冷。启程之前和平跟我说,只需要带些轻便的东西就够了,东京不会冷的。和平说得没错,但我还是颤抖起来。要是我们现在在家该多好啊,我想回中国,回到我们在南京的那个小房子。想象中,我看见自己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和平给我端来一杯茶。她真是个好女孩,安安静静地照顾着我,如同降临到我生命中的礼物。
长安挽着丽莎,和高教授、蓝玫一起在裁判所大楼前等候我们。高教授是个好人,没有他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他衣着得体,还打了一条领带。丽莎微笑着,对我表示鼓励。
当初,丽莎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个“外国人”,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高鼻子”。在那之前我没见过几个欧洲人,看见她也有和中国人一样深黑的头发总感到惊奇。她笑着对我说,只有很少数的欧洲人是金发的。后来她和蓝玫成了朋友。
蓝玫的母亲曾是与我共患难的姐妹——今天她已经无法出现在这里了。我们现在是少数人,却比从前要坚强许多。我们必须坚强起来,否则一切牺牲和付出都将是徒劳。我的目光落在长安身上,她紧紧抓着丽莎的手臂。有个念头一瞬间在我脑中闪过,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溺水者。她看起来跟我一样很不舒服,面容如此苍白,显得异常瘦小和脆弱。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我是不是也像长安那样,以一副特别怯懦的形象展示在众目之下。可是,今天,我们是不允许显露出任何一点软弱的。
我跟着和平走进楼里,这是座庞大的建筑物,冰冷的石头仿佛一直伸向天空。我们踏进入口大厅,身处其中,显得我们十分矮小。一位身着西装的年轻人朝我们走来,他是日本人,却友好地用中文与我们打招呼。他脸上是虚伪且不由衷的微笑。总之我看到的就是这样。裁判所委托这位年轻人作为我们的翻译。他带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29号厅,指了指我们的座位。又是一道栅栏!我只意识到这一点。但凡我遇到日本人的时候总会有栅栏。我现在又成了他们的囚犯吗?隔离栏后面的长椅上坐着许多记者,一走进去记者们就开始对着我们拍照。我不由得低下了头。这不是我想要的。
和平和丽莎坐在我旁边,长安、蓝玫和高教授则在后排。长椅上还坐着其他几位妇人,法院相信我认识其中几个人。
一个严厉的声音突然惊到了我。翻译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全体都要起立!”他低声说。我们听从了。法官席伫立在一片宽阔的基座上,基座后方那扇厚重黝黑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日本人走了进来。他穿了黑色的长大衣和日本法官制服。“立见法官”,高教授对我们低声说。立见在裁判席我们的左手边落座,其他人依次坐在其他位置上,然后我们才被允许坐下。
我不会说日语,但有时候我也能明白几句。多年的囚禁生活让我多少学到了那么一点,然而,今天,如果不依赖翻译我却一句都听不懂了。
法庭审理即将开始。我们是原告——六位中国女性。被告是日本政府,由酒井冈本律师代理辩护。起诉书如下: 在此出庭的来自南京的林美安、白长安女士,来自上海的常茂瑾、杨珠德女士和来自武汉的闵稻苏、闫晨丽女士声称,她们曾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现要求被告发表官方道歉声明并承担经济赔偿。
我感到我的胃在痛苦地收缩。他们在这里把我们称为“慰安妇”,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这是怎样的耻辱,怎样的亵渎,慰安妇!为什么要如此称呼我们!那时没有人是需要被安慰的,只有我们,我们!被奸污、被迫成为妓女、成为奴隶的我们!我们那时还只是孩子,是无辜的孩子啊!
我闭上了眼睛。
美安的故事: 童年的小鸟飞走了
我出生于1924年,那时正值夏天。我家在中国南方,那个小村庄坐落在浙江省南部,被称作“大叫的公鸡”,离它最近的大城市是杭州,大运河的终点。我们村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以种植水稻或养蚕为生。我的父母与他们的父辈、祖辈们都是农民,我相信他们一样是在此地土生土长,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我父母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那时我的祖父母供不起。他们也是穷人,依赖子女的帮助,为了生存,需要家里每一只手的劳动。种植水稻是大人们唯一能教给孩子的东西。尽管祖母为她的子女不能上学而感到伤心,却从不轻易表露出来。她说,一个女孩子只要能照顾好父母,操持家务,以后最好嫁个富裕的农户,再与之生儿育女,这样就足够了。
从父系的方面来说,我祖父也认为教育不太重要,奉养父母,好好干活,才是儿子应尽的义务。
我母亲是个很美丽的女人,长发乌黑闪亮,光彩夺目。为了不干扰繁重的劳作,她总把头发挽成一个发髻,下地干活的大多数时间都穿着海蓝色裤子和黑色衬衣。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背也愈显弯曲。她扛在肩上的担子,那一个一个装满稻子或者盛满水的桶,对她瘦削的脊背而言实在是太过沉重的负担。可她别无选择,必须苦苦劳作来养育我们。即便生活艰辛,我母亲仍然保持着姣好的面容,皮肤像丝绸般光滑,大眼睛,瞳仁深邃,再加上她的高颧骨,完全符合那个时候人们理想中美的典范。她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从不对谁大声嚷嚷。我一心想要变成她的模样,发自内心地钦佩她。母亲是我最大的榜样。
我父亲身高一米八,人高马大。周围没有谁像他这么高,他因此很受其他人尊敬。他不如我母亲好看,长着宽鼻子和干瘪的嘴唇。人们能从我母亲的目光中认出善良和她的热心肠,而我父亲的眼睛则黯淡无光,不会泄露任何一点他的本性。他也深受背部疼痛的煎熬,与我母亲一样,生活全被劳作填满了。晚上他经常和朋友们在村里坐坐,一起抽烟喝酒,在这一点上我母亲没有说过他什么,不过我倒是时常心想,他本该多帮帮母亲的。我母亲从不指责他不在家,显然,她甘心忍受,而且觉得父亲不过是一时如此,男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父亲有时很暴躁,跟母亲截然相反。他会对我们咆哮,愤怒地挥舞着胳膊,做出夸张的手势,眼睛暴突在涨得通红的脸上,以至于还是孩童的我一直很害怕那对眼睛会不会突然就掉出来。父亲当然是爱我们的,但他并没有多少耐心留给孩子,他更愿意在一份独处的宁静里抽抽烟。他有时候喝得烂醉,摇摇晃晃地回到家,冲我们野蛮地大吼大叫,还训斥我母亲。而母亲则放任他堕落的样子,也不去制止他嘴里骂骂咧咧的责备,无论那些话是多么的不可理喻。我心里清楚,他们彼此深爱对方。他们就是注定要生活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我父母和村里的多数人一样靠种水稻维持生活。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辛苦,唯有种稻人自己明白。我们只种湿水稻。在山上开垦梯田,人工灌溉之后再按均匀的间距插上秧苗。水稻是圆锥花序,依不同品种在水中分别生长三到九个月。过了开花期,梯田的堤坝会被打开,让水流走。一旦水稻成熟,收获就开始了,收好的稻子散布在阳光下面加工晒干。等稻子足够干了就要打谷,让谷粒从穗里脱出。那时候我们没有机器,完成这项吃力的劳动仅仅靠肌肉的力量。从小我们就站在水里种稻。如果天降好运,恰逢适宜作物生长的好时节,我们一年甚至能高高兴兴地获得超过两次的丰收。然而,好运不是时常能碰上的。如果遭遇久旱,颗粒无收,所有付出的心血都会化为徒劳,这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所幸村子里的庄稼人们一直彼此相助,我们家不至于沦落到真正闹饥荒的地步。尽管很少有肉吃,我们却没挨过饿,天天吃米饭,觉得有米饭已经足够了。若是因为气候恶劣,没有收成,吃不上大米就吃些蔬菜。我们有几个邻居是种菜的农户,另几个经营养猪。逢水稻收成不好的年份,邻居们便用蔬菜和猪肉来接济我们。我们家和村里大部分人关系都不错,他们善良且乐于助人。可是还存在着一些人,自我幼时起就傲慢过人,我尽量避开他们。“对你身边的人要以尊重相待,”父亲总是这样跟我说。但我不懂,为什么对那些看不起我们家的人我也要报以尊重,就好像我们欠了他的情一样。
我和两个手足一起成长,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我哥哥行甫1922年出生,比我大两岁。妹妹筱芙1927年出生,比我小三岁。哥哥长得很像父亲,也是又高又瘦。我那甜甜的妹妹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我喜欢给筱芙梳头,给她编辫子,和她一起玩耍。我为她带来许许多多的欢笑,她的笑声在我听来宛如音乐。我深爱我的哥哥和妹妹。虽然生活拮据,一贫如洗,甚至有时无以果腹,因为拥有彼此,我们也还是幸福的。父亲母亲给予我们爱、生命,给予我们理解和包容,我无法想象有一天我要与这个家分离。
我们不知道,1931年日本人侵略了中国北方的满洲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那只是日本在中国一连串漫长征战的开始。在我们这里,人们继续着自己的劳动,发生在遥远北方的一系列事件好似与南方的我们没有关联,也不知道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满洲里实在是个太远的地方,我生活在我的童年里,没有敌人,没有战争。
我过完六岁生日后不久就应该和哥哥行甫一起去学校念书了。然而上学是件很昂贵的事情,对有我们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太过昂贵了。所以父母决定让我和哥哥在家教筱芙。我相信筱芙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伤心的,因为她不被允许去上学。但她从不抱怨,她知道这是钱的缘故,她应当知足。我和行甫喜欢去上学,每趟往返学校的路途对我们都已然是一件大事。我们不得不在梯田里爬上爬下,跃过湿漉漉的大石头,踩着河中唯一平坦的地方涉水而过。我们每人只有一双鞋,无论严冬酷暑都得踏着仅有的一双鞋走过。夏天我们在河里玩耍。浙江南部的冬天寒冷却短暂,罕有下雪。夏天是亚热带式的漫长,非常炎热和潮湿。
每晚入睡时分,母亲都会在床前为我们唱一支美好的谣曲。我最喜欢的那首唱的是一只寻找父母的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的鸟,

刚刚孵化到世界。

很快我学会了飞翔,

飞过高山和亭台。

我是一只好奇的鸟

我爱大自然。

恐惧?不安?

不留丝毫在心间!

于是我掠过宝塔,

又飞越湖海。

我有骄傲的勇气,

危险?我通通忽略!

而有一天我飞回家,

发现父母不见踪影。

我经历了飞翔,

他们也早已迁徙。

失去心中所爱,

我怎能生存?

我需要他们的爱,

我要他们的温暖,

缺少他们的慈爱,

丢失温暖的巢穴,

痛苦是仅存的感觉。
现在我这只小小的鸟

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特别的高潮和低谷。日复一日,我们去上学,父母去田间,日落后一家人吃顿朴素的晚饭,坐在一起聊聊天。

唯有到了节日的时候才能打打牙祭,吃到丰盛的大餐。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是春节,始于传统农历正月第一个新月那天。对于农人们和其他劳作的人来说,这是一年里仅有的一段真正从无休止的劳动里解脱的日子。母亲说,城里过年要庆祝三天,我们农村就更长了。过春节的时候家人团聚,礼尚往来。为了置办些吃食,父母破例要去一趟城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想跟着去,父母却不准。母亲总是念叨,小孩子到大城市里去太危险。

我们没有礼物。但爸爸妈妈一整天不用外出劳作,三餐都能同在桌边与我们分享,就是最好的礼物了。连平日素来对我们缺乏耐心的父亲也在过节时笑得更多了,甚至和我们一起玩闹。大多数时候我们要在春节吃鱼,一整条摆上桌面,象征年年有余。许多年轻人趁着此时成婚,在良辰吉日为婚姻讨个好的彩头。母亲在门上装饰好红色的春联,写上新年愿望和其他的祝福。菜都要在前一天准备好,因为据说春节当天劳动会带来厄运,做饭当然也算劳动。美好的饭菜香弥漫在整个房子里,我们的口水开始在嘴里打转。所有新鲜的食材,鲜嫩多汁的桃子,芳香扑鼻的香料,填充着许多特殊配菜的鲜美的鱼,我们的这顿饭充满了令人陶醉的气息。桌上少不了的还有父亲最爱喝的茅台酒。那是种很独特的烈酒,用小麦和高粱配以高浓度的酒精酿制而成。平时母亲嫌它碍眼,但过节的时候一切都另当别论了。那天父亲也不允许我们手里拿刀具或者剪刀,因为那同样会带来厄运,它意味着把运气都剪掉了。我那么爱我的父母,我想一直当个孩子,永远不结婚,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家。
法庭上
和平抓着我的手,也许这样她会觉得好一点。她是我的支柱。一切都进行得很迅速,审理已经完全进入程序了,可翻译说的话我还没听懂多少。我们的名字被反复提到,我的就有两次。我将要作为第一个证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法官面前的证人席的。一位日本律师站起来,开始询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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