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全集

在蒙文通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巴蜀书社邀请蒙先生的哲嗣蒙默教授在原《蒙文通文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了《蒙文通全集》。《全集》不仅比《文集》增加了近百万字，而且重新编排，更能反映蒙文通先生的学术体系，是目前最全、最系统、最规范的蒙文通著作汇编。

1927年的《古史甄微》，在史学界第一次系统研究三皇五帝传说的形成，提出“古史三系说”，为此后立说之基础。

先生曾总结其先秦学术研究曰：先秦学术在纵的发展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西周共和以前文学发达，是《诗》（国风）的时代；起共和讫春秋末史学发达，是《春秋》（国语）的时代；战国时哲学发达，是诸子（家语）的时代。在横的方面大略可从地区划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东方齐鲁，二是南方巴楚，三是北方三晋。

“三阶段”、“三系统”纵横结合的研究理念贯穿于先生的经史研究之中，并由此而发展成“通观明变”的史学思想。

先生的《经学抉原》《儒学五论》等著作发展集成和发展了廖平 “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历史”的观点，并对今文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颇多阐明。

先生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体悟，并用治理学的方法治道教和佛教学术，在道教方面发掘出了六朝隋唐道流的“重玄论”，把道教思想从修炼方术提高到了思辨哲理的深度，至今被道教学者奉为圭臬；在佛教方面考证了所谓“禅宗二十八祖”的虚妄，对“唯识新罗学”进行了精微玄奥的阐发，深得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称赏。

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时间中，撰成《越史丛考》一书，批驳了国际上一些越史“专家”觊觎我国领土的奇谈怪论，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崇高利益而尽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四川盐亭县人，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早年毕业于四川存古学堂，曾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学习，成名后又向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问学，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在思想史、史学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献整理等领域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通儒”。蒙先生曾在成都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等校任教，40年代曾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除继续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

在蒙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巴蜀书社特邀请蒙先生的哲嗣蒙默教授重编《全集》。全集不仅在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前未收录的手稿、诗词杂著、佚文、学术年谱等近百万字，使本书成为目前最全的蒙氏著作汇编；而且按照蒙氏著作的学术内容重新编排，分为儒学甄微、诸子甄微、道教甄微、史学甄微、古史甄微、古礼甄微、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甄微别集等九卷（仍为六册），使其学术脉络更加清晰，另外，还对全书的体例进行了统一规范，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修正，是目前最完善的蒙文通著作集。

蒙文通全集总目

（带*者为文集所无）

前言（蒙默）

第一卷儒学甄微

儒学五论

前论二篇

周代学术发展论畧

孔子思想中进步面的探讨

本论五篇

儒学五论题辞

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

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

漆雕之儒考

浮丘伯传

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附：儒家法夏法殷义

广论四篇

周代之商业

秦之社会

汉代之经济政策

宋明之社会设计*

自序

附録：月令之渊源与其意（蒙季甫）*

跋

余论一篇

文中子*

第二册诸子甄微史学甄微

第三册古史甄微古礼甄微

第四册古族甄微古地甄微

第五册道教甄微

第六册甄微别集

【前言】

前言

蒙默

先君子諱爾達、字文通，以字行。1894年生於四川鹽亭一儒學世家。1911年入四川存古學堂，時著名經學大師廖季平、劉申叔皆任教該校，先君學習勤奮、刻苦鑽研，受知於二氏。1915年撰《孔氏古文説》，辯舊史與六經之别，廖氏嘉之，即以刻於《國學薈編》，時年甫二十。1923年，先生已在中學執教有年，復輟教去金陵從歐陽竟無大師習唯識法相之學，先生推治經之法以治佛典，作《中國禪學考》、《唯識新羅學》，頗得大師贊許，即以刊於《内學》。先生天資聰穎、功夫深厚，又得明師指引，故學術方向寬廣，自經學入，進而史學，而宋明理學、先秦諸子、釋道二藏，而古民族、古水地，博綜羣籍，著述甚豐，考辨抉微，創獲頗多，並世學者，罕與倫比。1927年，先生始任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公立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教授，後歷任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等校教授。抗日軍興，先生返川，先後任四川大學、東北大學、華西大學教授，40年代初兼任四川省圖書館長，長達八年。1949年後，歷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後又兼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學術委員。

1927年，先生撰《古史甄微》，是爲先生成名之作。該書打破“三皇五帝”體系以考論中國上古歷史，以其部落、姓氏、活動地域之不同，劃爲江漢、河洛、海岱三大民族，並論其經濟生活、文化傳統亦互有異同，實爲近時學林侈論中國文化起源多元論之嚆矢。

《古史甄微》既成，先生又撰《天問本事》、《經學抉原》，明北、南、東三方學術思想、文化傳統之各殊，殆皆源於三方民族、傳統文化之有别也。三系文化之説遂爲先生此後講論之基礎焉。

嗣先生於《左傳》中見戎狄民族東徙南移之迹，既泛濫群籍，而戎狄馳騁華夏之事乃大顯；又見其與諸子之思想亦多關聯，於是作爲《周秦民族與思想》以教於各校。其論民族者後撰爲《犬戎東侵考》、《赤狄、白狄東侵考》、《秦爲戎族考》、《古代民族遷徙考》等篇，多發人所未發，以刊於《禹貢》，後美人拉特摩爾作《中國的邊疆》，盡取其説以入書。其論思想者後發展爲論儒學與諸子各篇，就中以《儒家哲學思想之發展》、《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二篇最爲精卓。政治思想篇論經學，先生謂晚周之諸子，入漢一變而爲經學，經學固百家言之結論，六經其根柢，而發展之精深卓絶乃在傳記，制度與義理交相發明，不究於義，安知制之所由起，不究於制，安知義之所以用，故必義與制不相遺而後學可明也。先漢經師所陳禮制皆今學家之理想，井田以均貧富，辟雍以排世族，封禪以選天子，巡狩以黜諸侯，明堂以議庶政，此“《春秋》素王”之“一王大法”，漢師理想之恢宏卓絶並在於是，所謂微言大義也。而文中之論西周舊制之“國野異制，徹助並行”，又實爲研究西周社會之重大突破，近世之説西周史者猶多樂道之。哲學思想篇爲綜論先秦兩漢宋明諸儒心性理氣之義及其上下左右之關係，時先生宗陸象山，以象山之論存心、養心、求放心最合孟子思誠、擇善之旨，並持之以論各家之説。二篇爲先生編選《儒學五論》之主綫，内聖外王之道是也。晚歲，先生説内聖之學稍變，謂六十以後“乃獨有契於陳乾初”，以宋明皆有“囿於先天論”之弊，乃盛贊王船山與陳氏以日生日成言性，能以發展論補救先天論，又不廢宋明人之精到處，嘗擬爲文論之，以上接韓嬰“卵性爲雛，不得良雞孚育不成爲雛”之説，而與孟子“集義”、“擴充”之旨相承，以上通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而後修己安人之學以明。然竟不克就，僅存是時讀宋明書之札記二束及致時賢師友之書柬三通而已。

1945年，《儒學五論》既就，先生作《楊朱學派考》，以“楊生貴己”爲準，考論詹何、子華、它囂、魏牟、陳仲、史、田駢、慎到、尹文、宋鈃、接予、環淵等皆承楊朱之學，遂以先秦道家當分南北二派：北派源出楊朱，主静因之道而不反對仁義；南派以莊周爲宗，主虚無爲本而反對仁義。漢世所謂“黄老”，概當爲楊朱者流而於莊周無與。而《吕覽》、《管子》、《淮南》三書，更將黄老之道推致深微。碩學聞之，贊爲“甚精”。

先生因治道家言而讀《道藏》，久乃有見千數百年道教流變之迹宜若可尋，且與中土佛氏宗門之盛衰相關涉。略謂：晉唐“重玄”一宗爲盛，蓋擷取中觀之義；唐宋“坐忘”之説流行，則顯出自天台；金元“全真”興起，則有取於禪宗也。於羽流丹鼎符籙而外别闢道史蹊徑，而所揭重玄一義，尤爲道教理論自煉養方術上升至思辨哲理之飛躍，獲學林“重玄學研究開創者”之美譽。唐重玄巨擘成玄英、李榮之《道德經》疏、注，久己亡佚，先生從諸書輯出，並核以流沙寫本，幸得完璧，見者歎爲“有清二三百間輯佚書之所未有”，“樹立了利用敦煌道教經卷的崇高典範”。又輯《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佚文》，《晉唐〈老子〉古注四十家輯存》，又校理宋陳景元《老》、《莊》二注，並輯王安石《老子注》，而《老子》古説之源流派别略可見其大概也。

先生自1937年返川以來，喜讀漢譯社會經濟諸書，治史亦頗重社會經濟，《周代之商業》、《秦之社會》、《漢代之經濟政策》，皆作於40年代，而《對殷周社會研究提供的材料和問題》、《中國歷代農産量的擴大和賦役制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北宋變法論稿》、《從北宋的商税和城市看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則作於50年代。先生嘗言，治史且近十年，始悟史學之所以爲史學；又常以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之言爲喻，謂無千百年不變之社會，亦無千百年不變之歷史，社會歷史之轉變關鍵處正讀史之觀瀾處也。故先生治史重在通觀達識、明其流變，而又必於觀變中求其知來之智慧及儒學義理之體現。故先生論中國史學史言：“竊以中國史學之盛，有三時焉。曰晚周，曰六朝，曰兩宋，皆思想廓落之會也。體制革新，陳義深遠，宏文迭出，名家踵武，雖漢唐盛世，未足比隆，誠以析理精瑩，則論列足采，視天夢夢，則去取斯昏。故哲學發達之際則史著日精，哲學亡而史亦廢。”“思想廓落”，先生書中他處又作“思想解放”，其義一也。蓋思想解放則能突破傳統觀念之束縛，於是百家興起而哲理學盛，而史學以盛。先生又言：“史者，非徒識廢興、觀成敗之往迹也，又將以明古今之變易、稽發展之程序。”蓋史必資於哲乃可明其導致廢興成敗之理故，而哲亦必資於史乃能生其引領變易發展之幾微，故史學與哲學相資並進而不窮，同其盛衰而無極。有學者謂此説“至今仍有生命力”。先生之撰《古地甄微》也，有《由〈禹貢〉至〈職方〉之地理知識所見古今之變》、《古長江中下游之水道與交通》、《國史上黄河之初次改道》、《鴻溝通塞考》諸篇，亦重在揭其古今之變，是先生學雖多方，而明變之旨則一也。

作爲歷史學家，爲維護中華民族之崇高利益，先生在“十年浩劫”初極艱難環境中，含辛茹苦盡四年之力撰成學林高度評價之《越史叢考》，予國際上覬覦祖國領土之奇談怪論以有力駁斥。1968年5月，初稿甫竣，尚未及修改定稿，再閲月而先生竟含恨辭世矣，享年七十又四。遺稿總二百數十萬言，已刊者甫半。默自1981年至2001年整理編輯爲《文集》六卷：《古學甄微》、《古族甄微》、《經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書輯校十種》，由巴蜀書社先後出版，前後歷時二十年。

現巴蜀書社又約編印《全集》，默又再經三易寒暑，搜集整理前所未録者，略增近百萬言，編爲九卷，以略顯先生之學術體系。仍勒爲六册：第一册《儒學甄微》，第二册《諸子甄微》、《史學甄微》，第三册《古史甄微》、《古禮甄微》，第四册《古族甄微》、《古地甄微》，第五册《道教甄微》，第六册《甄微别集》。先生之學雖有多方，然皆歸本於儒，先生言：“儒之學，修己以安人，達以善天下，窮以善一身，内聖而外王，盡之矣。”故先生所究以内聖外王之事爲多。後期雖以史作爲多，然20世紀40年代猶有《儒學五論》之集結，50年代末於再次受批判後猶有《孔子和今文學》之作，在晚年猶數以未能寫出論陳乾初之學爲憾，誠可謂儒學實爲先生之終極關懷。故學林或稱先生爲“通儒一輩”，或稱先生之學術爲“批判儒學”。故兹集之編以先生躬自選編之《儒學五論》爲首，蓋以爲先生學術之緒論也。經學者，固儒術之以外王爲主者，且先生之學自經學入，故以《經學抉原》次之。性理之學爲儒學内聖之宗，雖先生晚歲之説未克竟成，然所遺《理學札记》二束及書翰三通，亦足以窺先生眇恉，故以爲《儒學甄微》之末卷。周秦諸子爲國史最燦爛之思想文化，而漢代經學又此燦爛文化之結晶，先生於此頗多獨特之見，因以《諸子甄微》繼儒學之後。漢晉之際，佛教東來，而道教亦興，三教既相博弈，又互爲補充，並爲祖國傳統文化之主流，先生皆嘗用力，頗多勝解。因以《道教甄微》次諸子之後。先生又言：儒以六經爲歸依，六經皆古史也。蓋推本歷史經驗，以爲應世之良規，二千餘年之文明史，斯皆儒學所鑄成，故先生之學實以儒史相資爲根本。儒固資乎史，而史亦資於儒，儒史相資以並進，其發展乃不可紀極。然學則有興有衰，而義亦有顯有晦，此數千年國家所以或治或亂，或盛或衰也。故治史不僅應考其事之變，尤當究其變之義（或稱史識），此史學之所以爲史學也。故先生於前世史學獨稱南宋浙東史學最爲卓絶，蓋浙東之學集義理、經制、事功於一體，不僅最足以見古今之變化，而又尤能洞察發展之幾微，此與先生儒史相資之義最合。而先生所作《中國史學史》，取舍之際，遂與世大殊，故兹編以爲《史學甄微》之首篇，蓋以明其宗也。次以《古史甄微》，並及歷代社會、經濟、政治諸篇，以明國史之源流。先生又言：不通制度，不能得歷世相承嬗變之迹，不足以言史。且又嘗有作《古禮甄微》之議，故集論制度諸篇以爲《古禮甄微》，承遺志也。又先生治史，肇始遽明我中華自古即爲多民族實體，而先生所論亦夥，因集爲《古族甄微》，以明一體格局之形成。地理環境爲人類活動之重要物質條件，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四方差異既大，古今變易亦多，若不明此而以今衡古，其失必多。先生作《古地甄微》，多具洞見，故並集有關文論附之。此先生論學之犖犖大端可以分别部居者。其他或瑣語雜记，或短箋遺文，或筆削賸稿，或應世答問，雖不免散漫無歸，然亦不乏可供披沙之資者，都以爲《甄微别集》以爲本編之餘論。如此分類整理，其目的乃爲讀者方便，然是否實能方便讀者，尚祈讀者檢驗。

装　　帧：精装

版　　次：1版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