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国”日本荒唐的决战生活：广告、传单、杂志是如何为战争服务的

“大东亚战争”前的“后方”意识

　　1931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国内，从“在乡军人会”、职业右翼团体到神道家、右翼的大学教授们，讴歌“日本主义”的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1932年，中华民国就“满洲国”建国宣言的不正当性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1933年，“大日本帝国”退出了国际联盟。似乎对自己国家被国际社会孤立难以接受，一时间，“日本主义”、“爱国主义”（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洪水般席卷日本国内的出版和媒体领域。

　　当时，在《治安维持法》那种严酷的高压政策下，日本共产党的存在是非法的，但也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并且对日本的劳动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杂志上还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发表的言论。1935年出现了“天皇机关说”事件，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将明治宪法解释为“国家是统治权的主体，天皇不过是国家的一个机关”，因此遭到了贵族院议员、在野右翼团体的一致攻击。他的这一言论被扣上了“大不敬”、“居然把天皇当做机关车、机关枪一类对待”这类莫须有罪名的大帽子加以批判。

　　对这一思想的打压运动得到了在乡军人会和军部内部的呼应，**后扩大到“国体明征运动”，就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也被作为反国体思想而否定。政府对这一运动异常关注，接连发表了两次“国体明征”声明，正式对“天皇机关说”予以否定。与此同时，文部省以国民教化为目的编纂了《国体之本义》，以建国神话为根据，将日本史作为“肇国精神的体现”过程加以阐述，把西洋近代思想作为违背日本国体的思想予以猛烈批判（1937年）。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与《教育敕语》相呼应的国家天皇制法西斯体系得以确立了。

　　《国体之本义》发表（1937年3月）后的4个月，以北京卢沟桥的日中军事冲突为契机，“大日本帝国”的日中战争（即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化了。同年9月，近卫内阁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是由官方发动的、以构筑日本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总体战体制为目的的运动，包括思想、政治以及经济的国民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被加以改造。正如“国民精神总动员”这一称呼所体现的那样，这一运动将所有“日本的”＝日本文化传统诸要素都动员起来，不仅仅是为了证明日本民族优越性，还将自诩为“东亚盟主”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为自神武天皇以来“八纮一宇”的实现而正当化了。随着这一运动的开展，日本的“文化”、“历史（叙述）”发生了巨大改变，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天皇制统治之下以战争顺利进行为目的的，带有这一意识形态的意味。

　　这一时期，曾经高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日本共产党、左翼运动受到毁灭性打击。劳动运动演变为对国家政策的支援（产业报国会结成于1940年），所有政党解散，代之以“大政翼赞会”（1940年）的成立，在压制阶级斗争与建立法西斯主义国内政治体制统治的基础之上，1941年12月，“大日本帝国”发动了“大东亚战争”，开始了针对亚洲全境的帝国主义侵略。

　　在这一时期，报社、出版社、杂志社不得不屈服于《出版法》、《新闻纸法》、《国家总动员》以及无处不在的情报局、特别高等警察（特高）的言论统制，所有的媒体都开始对战争进行鼓吹和支持。但事实是，对战争“翼赞”意识的传播，并不仅仅都是国家权力所强加的，出版社的编辑、作家、漫画家等所有的媒体人都对帝国主义战争予以支持。

　　本书参考了当时日本“铳后”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将“大东亚战争”前后的杂志、广告、宣传单进行细微精致的观察，目的是梳理它们是如何向读者、观众灌输与大日本帝国臣民相符合的“感情生活”、“诸意识形态”的。

　　为何在今天回顾战时的宣传？

　　日本哲学家户坂润在《日本意识形态论》中这样写道：“一提到日本主义、东洋主义乃至亚洲主义等这类称呼，我心中就会不自觉地涌上来一种情绪，好像它们依然在支配着当今日本的生活。于是，在这种情绪之下，我会随时随地发现蕴含着这些主义的社会行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户坂润所面对的这一“日本意识”的洪水，似乎到了21世纪头一个十年，卷土重来，回到了我们身边。

　　回顾过去，“战后50年”的1995年是一个开端。从高举“克服自虐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开始，到历代自民党首相高调公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大量的现代版“日本意识”在杂志、书籍、网络上作为“紧俏商品”而不断地流通，不断浸透进国民的思想。

　　2008年，一篇以《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为题的论文刊登出来了，“大东亚战争勃发是第三国际的阴谋”的观点也涌现出来了，原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位列执笔者之首，还有那些自称“皇族”、“作家”、“总裁”、“扬基先生”等各色人物把各种说教“发扬光大”，令日本各地右翼态势活跃。探寻和分析这一谱系下的人脉、金脉，就会发现神道派系、统一协会(文鲜明的Moonism、反共新兴宗教)派系、老民社党（日本右翼劳动运动为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政党）派系、黑社会派系、三流酒店组（APA酒店）派系等各色人等渐次浮现出来。

　　当今，以“把写有‘感谢’的纸条贴在水面上会得到美丽的水分子结晶”这类伪科学的道德教育运动、武士道复活运动、“空手扫除厕所”运动为代表的对性教育的否定、体罚正当化、排斥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等为主题的保守主义“市民”运动丛生，到**后发展到把中泽启治的描绘广岛原爆的漫画《赤足小子》从学校图书馆撤出去的运动，林林总总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涌现了出来。

　　我仿佛看到，户坂润在《日本意识论》中逐一批判的奇奇怪怪的“日本主义”在今天公然复活了。“我只是一个喜欢日本的普通日本人”这种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个人履历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平台上泛滥。户坂说“不自觉地涌上来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些没有理论体系支撑的各种复杂的、现代的“日本意识”集中体现在自民党安倍政权所标榜的“重建日本”这种陈腐的标语之中。

　　说到底，令这些现代版的“日本意识”复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我认为理由之一就是，战后对战前林林总总的“日本意识”的正面批判是不彻底的。当然，也有像户坂润那样率直批判这一“日本意识”的思想家和记者（如古在由重、山中恒）。但遗憾的是，他们明智的思考并没能为大众所接受，**后只剩下了“战争是不好的”这类乖学生的回答成为“战后民主教育”下人们惯常的说辞。战前极端猖獗的各种“日本主义”仅仅被归纳为“军国主义时代的宣传”、“皇国史观的疯狂”、“侵略战争的意识”等空洞的固定说法。

　　我认为“战后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空洞，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日本意识”侵入到这一空洞之中，并将其连根拔起了。

　　正因为如此，现在有必要将过去各种“日本意识”曝光于朗朗乾坤之下，并对其进行认真的思考。这对于在现代日本生活的我们也是一种“战后责任”的体现。

　　“神于细微之处存在，……‘神国’日本沉睡于泛黄的旧书中。”笔者特意将这些荒唐可笑的疯狂言论以及当时的各种意识介绍给大家，是希望继承户坂润的遗志，以此为突破口并另辟蹊径探究那场战争，希望对大家更深一步的思考有所帮助。

　　早川忠典

装　　帧：平装

页　　数：234

版　　次：第1版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