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民主观混乱的时代，错误的民主观将导致民主的错误
当代最清澈犀利的民主理论著作，开启政治反思旅程的权威首选
★每个真正对民主理论感兴趣的人都会欢迎《民主新论》一书的问世。之前的《民主理论》对我们在当下理解民主理论作出了强有力的、至关重要的杰出贡献。在这部修订的新作中，萨托利将晚近的讨论恰到好处地容纳其中，但他并没有犯下将一部已然杰出的著作过度重写的错误。我期待它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对读者保持清新与活力。
——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 Yale University）
★这样的分析就是萨托利真正的强项。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个领域，他没有真正的对手。这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就出自我们这个时代实力最为强大的理论头脑。
——艾伦·利日法特(Arend Lijph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萨托利对自己的经典著作作了精彩的修订，重新检视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民主理论，并对其中的突出议题进行了机敏且细致的考察，由此综合提出了自己所谓“一种新的主流观点”的理论。他那尖锐犀利且抽丝剥茧的论证，巧妙地出入于各种竞争性的思想派别之间。本书最强大之处就在于，萨托利论证了在一种民主可能的理论中，“描述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必须被结合为一体才是正当的。这部博学多识的著作以其清晰性和惊人的力量必可成为大学本科生的入门佳作。
——威廉·布卢姆（William T. Bluhm,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这是一部对政治学研究有重要贡献的杰作，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关于民主最为重要的理论分析。作者以尖锐的妙语和讽刺感出色地营造出一种写作风格，清晰的洞察不时闪现。就学术书准而言，这样一位对政治科学的实证结果与政治哲学的经典文献同样熟稔的作者实属罕见，他将哲学分析与历史视角完美地结合起来。
——塞缪尔·芬纳（S. E. Finer, University of Oxford）
★《民主新论》像手术刀一样犀利，它的锋刃之下，没有一点含糊的东西。
——吴稼祥
★至少就我所知，在目前的汉语文献中，还没有哪本讨论民主的书像它那样，对民主这一概念作了如此细致的研磨。
萨托利站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在坚信民主价值的同时……深知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某些文化和意识形态区域所处的劣势。
——冯克利
★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从梳理“民主”一词的历史脉络着手，开始了一场动人心魄的理论跋涉。……抽丝剥茧似的严密论证，使人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是现代民主的确切含义和实际经验，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个折磨了人类数千年的政治问题，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民主的普适价值不可能仅限于“民主”这个词语，便实属必然。
——阎克文
★欣赏萨托利《民主理论》的人会更加喜欢这个经过大幅度扩充和修订的版本。本书思路清晰，充满激情，对当下关于民主之本质和未来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Terence Ball,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民主为何的讨论。在本书中，萨托利概览了古典与当代的各类议题。所有政治学系的学生都会发现，他的论证非常具有挑战性，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结论。
——Jean Bethke Eishtai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一次将重塑未来多年讨论的宏伟整合。无论对于研究还是教学，其价值都绝对不可估量。
——Richard E. Flathm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且训练有素的著作，值得所有对民主理论感兴趣的学者重视。
——James S. Fishki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就像在《民主理论》中一样，萨托利再一次为政治理论中思路缜密、结构严谨的论证确立了标准。你或许不会始终喜欢他的结论，但是你很难找到逻辑上的一丁点儿破绽。他关于“少数原则限制下的多数统治”的探讨本身就值回票价。
——Jennifer L. Hochschild,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年萨托利出版了《政党与政党制度》，是有史以来最为丰富且最具创造力的政治党派比较研究。如今的这部《民主新论》堪称当代关于民主理论最具思想深度的全方位研究。
——Everett Caril Ladd,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民主新论（新版套装共2册）》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学术界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萨托利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其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
在上卷“当代论争”中，萨托利回顾了当代重要的民主理论，并以清晰的思路彻底检视了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由此综合而成他向读者提出的所谓一种新的主流观点，其犀利的论说与敏捷的思维巧妙地穿梭于不同的思想派别之间。本书最大的魅力在于，萨托利认为，规范性（理想的）理论与描述性（现实的）理论必须被结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在民主可能的理论中行之有效。这部博识之作的清晰和生动，对于大学本科生而言，非常具有可读性。
在下卷“古典问题”中，萨托利对经典的民主议题作了全面概览，阐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近现代民主的区别。他不惜笔墨，对民主、自由、平等等术语及其相关联系进行细致入微的概念分析和历史分析。他的结论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其核心始终是政治权力问题；在复杂庞大的现代社会，以公民亲自参与政治决策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只能导致效率低下、权威贬值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其关键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
序言
我们的观念是我们的眼镜。——阿兰
大约25年前，我出过一本论述民主的书，它的美国译本的书名是《民主论》 （Democratic Theory）。这本书很走运，至今仍在一些国家印行。那么我为何再写一本论述同一主题的书呢？有关民主的理论建设已使它大为改观了吗？具体地说，这期间已经出现了“新的”民主理论吗？在1960和1970年代，有相当多的学者有过这类说法。尽管这些说法经不起推敲，却为一次旧地重游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为了考察目前的民主理论同1950年代的理论有什么关系，本书大量吸收了先前那本书的内容，不过吸收的部分已几乎全部重写。为什么？我想，一个人作出变化，是为了回应变化，譬如我这里就要说到的那些变化。
首先，政治学词汇已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学者们随兴所致地设计他们的概念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发展又由于那种认为语言的含义可以随意规定的勇敢的新思想而取得了正当性。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便都有资格享受一种新的自由，可以随意规定语言的意义。这一勇敢的新思想显然没有对硬科学产生什么影响，但对软知识领域，尤其是政治理论词汇，却产生了重大的破坏作用。在这里，单凭词语操作就可以创造出各种新理论。事实上，像自由、权威、压迫、暴力、强制、宽容以及其他许多关键术语，对于相当多的公众来说，已不再表达政治理论长期以来所表达的问题。我们还能进行可以理解的交流吗？我们还能传播和积累知识吗？我当然希望能，但无所作为是不行的。
另一个并非不相关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直到1950年代之前，大量的文献论述的是“民主”，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可是，如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理所当然地谈论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个十分重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是设计成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经济制度。在强调资本主义民主时，作为政治制度的单纯的民主，不管是否还能得到公平而充分的发言机会（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接受它确实要附带一些固有的重要前提。对马克思主义者引起的另一个变化同样可以这样说，即目前得到普遍同意的说法：“民主意识形态”不仅是民主价值信仰的设定者，而且是其理论的设定者。当然，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中性的、无恶意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但即使这样，承认“一切都是意识形态”却绝不是在对无关紧要的结论作出无关痛痒的让步。
第三种变化涉及另一个方面。当“对否定的崇拜”在1960年代中期盛行于教育机构时，行为主义革命也赢得了胜利。结果民主理论大大地变成了经验理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但时机不好，因为经验的民主论抵挡不住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遍布各地的后代神采飞扬的哲学理论建树。也就是说，经验理论不是并且也没打算成为辩论的理论。于是，对民主的辩论越热烈——受到挑剔、争论和检验——民主的经验理论就越是无话可说。十年得势的不是行为主义者，而是校园革命。因此我们主要是得到了一个在建构上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民主理论——辩论性的理论。
当我们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代，问题就成了：主流的民主理论还存在吗？我想是不存在了。有点令人奇怪的是，它的解体是由十年否定和随后的十年技术化的共同作用造成的。继1960年代那些失之简单、热情投入而又怒不可遏的文献之后的，是长于卖弄技巧的复杂的文献。大量的这类文献对1960年代的否定者干脆视而不见，而且同样忽视了这些否定之前的一切。它全都从头做起。囚徒困境、投票行为的刁谲、最大正义、集体行为的规律、公共利益论——这一切（而且不止这些）都证明了令人兴奋的新创造力。这也适用于政治哲学的复兴。罗尔斯（J. Rawls）的无知之幕后面的原初状态，诺齐克（R. Nozick）的自然状态，阿克曼（B. A. Ackerman）的中立假说，这些以及其他“思想试验”，毫无疑问都是创新性的突破。但问题在于，这些新文献并没有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成熟的民主理论。如果说各种揭露已使民主理论陷入一片混乱，最近的丰富则只想着单一问题，因此留给我们的是一些处在出色的孤立状态中的出色碎片。但是我相信，如果民主理论的主流已不复存在，这恰恰是在要求我们去重建这一主流。
这需要把各种要素收拢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把它们整理得当。因此，尽管本书篇幅不小，它却只讨论这些要素，并对它们进行“清理”，所以大体上可以把它称为一部论述主流基础的著作。这项任务似乎不提情绪，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于我们所拥有的制度，我们必须有点理由，并列出这些理由，还因为除非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理解这制度，不然这制度便无法存活。我感到，“理解的公民”正在减少，我认为这不止是因为他已找不到主流的支持（如我刚才解释的那样），而且还由于另一种动机。
在对民主的诸多描述中，我们今天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说法是，民主是“受讨论的统治”。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申，便意味着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越来越多的讨论。这倒是件好事，除非讨论虽然增多，正确的讨论事实上在减少。这种结果不足为怪，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它。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结论只能是，我们越是有“讨论的需要”，就越是必须去讨论如何讨论。因此我广泛讨论了有关民主的讨论。这使得本书首先像是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这恰好也是我对“理论”的理解。不管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没有好的论证就没有名副其实的理论，而好的论证又是来自合乎逻辑的讨论方式。
这本《民主新论》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目录已恰当地列出了题目及其组织方式，所以问题便在于它分为两卷的原因。第一卷主要讨论过去几十年里出现的问题。第二卷则主要讨论自古希腊便开始讨论的那些论题。两部分在基本思路上也各有不同。
第一卷的标题是“当代论争”，到底在争论什么？又是什么使它成为当代的？我的理解是，今天我们突出地面对着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古典民主论不曾以任何系统的方式把理想制度和现实加以区分。除了其他原因外，这是因为直到1940年代还不存在规范的民主论同经验的民主论的划分，而今天我们都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十分敏感。大体上说，规范理论所适用和阐述的是民主的理想与价值，不管它的规定是否得当，它必定导致对民主的某种规定性定义。相反，经验的民主论适用于事实，并且是从事实概括而来：民主怎样实际运作，现实世界中民主的真实状况是什么。因此经验理论导致对民主的描述性定义。至此一切都还不错。例如，我就十分强调将规定性（规范性）定义和描述性（经验性）定义加以区分。但这只是分析中容易的一面，而没有触及困难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民主特性的那些“事实”，其实是通过理想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对现实世界中的民主制度进行严格观察的人，老实说是在观察由价值铸成的事实。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得以实现和能够实现？我们比前人更多地见证了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见证了不但失败而且走火自伤的理想。我们仍须应付——姑且不说解决——理想的转化这个令人生畏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用反馈方式把理想与事实、应然与实然联系起来。这也正是第一卷的思路和重心所在。对此我的立场是，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我们无休止地讨论什么，都可以在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完美论者和务实论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争论模式中得到改造。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利的线索，它不仅有助于组织浩如烟海的文献，而且有助于渐渐掌握“管理冲突”的能力，从而推动民主的发展。
第二卷的标题是“古典问题”。如题所示，这里的思路更带有历史性，重心从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转向试错过程。自古希腊人最早构想并实践城邦民主以来，人类已经花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去发现和建立某种可行的大范围民主制度。既然各种政治制度是出自人类的创造和构想，今天这些民主制度的发明自然便同观念和理想的历史有关，并且只能在这个历史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当然，民主制度中有许多组织——例如政党——并不是因为有事先的构想才出现的。但是若不对权力、暴力、自由、平等、法律、正义、权利和代表这类字眼不断进行痛苦的思索，这样的机制也不可能出现。这些字眼（和其他许多字眼）的核心意义，主要是通过成功与失败，因此也是通过集体的历史学习才得以确立，从这个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是历史经验的运载者。作为经历了若干世纪的主流政治学说，它摈弃了那些不适当的成分，即权力、暴力、自由、平等等概念中那些没有经受住“检验”而易于导致“错误”，一经采用便会再次失败的含义（定义）。如果没有从亚里士多德到——譬如说吧——托克维尔一直进行着的、形成政治学词汇的这种试错探索，我们今天就会无家可归，也肯定看不到我们有能力建起的民主制度。
可见，民主的组织有赖于一个思想论说的主流所形成和甄选的那些观念和理想，这一主流始于古希腊，通过作为经验提示者的词（概念）而被有选择地代代相传。然而今天这一论说领域已陷入一片混乱。如我们所知，这首先要归咎于一种意义理论（约定论），它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知识的历史积累。如果意义归根结底是任意的，何必还要为过去的任意约定而烦心呢？过去不过是通向未来之路上的障碍。其实不然。无视过去的经验，只会使过去的错误和可怕现象再次出现。为了前进，我们必须避免倒退。
倒退只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干脆跌倒。最近许多有关民主的理论构想似乎在把民主视为理所当然，民主制度过去一直有而且仍然有失败的趋势。在古希腊，它们是短命的，而且从各方面说，是不适于生存的；它们在中世纪的社会胎体中很快便死掉了；即使在今天，尽管对民主一词有普遍的敬重，开幕式举办了不久便被推翻的民主，或时断时续的民主，还是要多于长期稳定的民主的数量。拉丁美洲即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在20世纪的欧洲，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民主制度都曾中断。新兴的非洲国家如果说有民主制度的话，也不过是些朝生暮死的民主。基于这些考虑，让我再问一次，我们能够容忍一个其言辞已不再传递经验的论说领域吗？我认为是不能的。
本书虽然分为自成一体的两部分，但不应认为它们截然两立。很明显，历史的学习也出现在第一卷，而第二卷也论及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至于它们的论辩，两卷并无不同。本书自始至终有着浓厚的论辩色彩。思想房间的清理工作不会是轻松而廉价的。需要一再重申的是，我从事民主理论的建设，首先是要把正确地联系在一起的正确论点吸收进来。如果一个前提不支持一项结论，如果采用了逻辑上的谬见，如果我们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我们肯定只能得到糟糕的理论。我还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头脑清醒的制度。所以，民主理论要把有关民主应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应成为什么的各种论证交织在一起的一团乱麻解开，以免使预期的善变成出人预料的恶。
一些学者和友人帮助我改进了手稿的若干内容。其中我要特别向芬纳（S. E. Finer）教授和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助理海贝尔（Alex Hybel）表示谢忱。我花了将近十年才完成本书，在我辛勤劳作的过程中，分别得到胡佛研究所、古根海姆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支持。做一名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是最令我愉快而满足的经历。古根海姆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带来的闲暇时间，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对这些机构自然深怀感激。
1.1 民主观混乱的时代
在民主制度的诸条件中，至少可以想到的一个是，错误的民主观导致民主的错误。我以此作为撰写本书的充分理由。
当然，民主这个概念注定会产生混乱和歧义。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首先是因为民主在今天是一种文明的名称，或更准确地说，是西方文明的政治产物（到目前为止）。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同一个主要作家——马克思——联系起来，可以从马克思思想的演化、丰富和否定加以评估。民主则不服从单一的论说。鹤立鸡群、唯一重要的民主论学者是不存在的。民主理论是由远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个论说主流形成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一主流确实为“民主”提供了基本特征。在此之前，人们的头脑中很少怀疑，法西斯政体和共产党政体不属于民主制度，民主是存在于西方或是受西方启发的制度。但是到了 1940年代末，有人断言，“在世界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的理论提出。在谴责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时，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
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乖巧的想法是，“承认民主是政治或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标上取得了基本一致。”但事实不过是并将仍然是，民主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字眼。因此，我们所尊敬的那些字眼是令人迷惑的：nomina numina——名称内含着天意。不过我们必须清楚，民主不能被仅仅归结为一个使人上当的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很难说我们目睹了一种温暖人心的共同理想的形态。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歪曲在空前加剧，它的结果使人感到莫大的困惑。奥维尔（G. Orwell）恰当地描述了这种状况：“民主之类的词语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甚至建立这种定义的努力也遭到各方的抵抗……任何政体的捍卫者都声称他所捍卫的是民主政体，深恐一旦民主跟任何一种意义挂钩，便有可能使他们无法再去利用它。”民主还是有敌人的，不过它现在以自己的名义或挂着自己的招牌避开了敌人。
敌人姑且不去说它，事实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逐渐失去了民主的主流理论。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民主概念的包容性。如果人人自称民主派，民主越是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就越有可能因为众说纷纭而彻底陷入概念混乱。一些强大的思潮也对民主理论的主流起着强大的破坏作用，其中首推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词语仅仅是约定，一切定义说到底都是任意的，因此可以由我们任意规定。这种学说无论有什么美妙之处——我将在下文讨论这一点——其消极意义和后果都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词语从根本上说可以任由我们赋予意义，我们便只能向巴别塔前进了。这时博得喝彩的将是一个充满语言巫士的危如累卵的社会，他们靠耍弄语言和意义的把戏，不但衣食无虞，而且颇孚众望。
另一个对民主理论产生消极影响的思潮是价值中立之争。价值中立（Wertfreiheit）有三种不同的表现。首先是一种温和的观点，其基本含义是“价值公平”，要求把评价和描述一分为二。其次是极端的价值中立说，力求做到真正的“价值真空”，它要求一套消过毒的词汇，一套把褒贬、善恶之词统统清洗掉的词汇。由于价值真空的设想难以贯彻，实际出现的便是“价值回避”——第三种价值中立观，其特点是躲避价值或惧怕价值。在这种观点里，价值没有被清除，而是被转入地下，成了不明言的偷偷摸摸的价值。当1960年代价值中立备受攻击之时，其矛头不是实际指向这第三种观点，便是以它来证明攻击的正确。此类攻击包含两条重要的指责：（1）所谓价值中立的政治科学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2）遮盖价值难免带来保守的、维护现状的偏见。后一条指责未必有效。偷偷摸摸的价值像公开的价值一样起作用（虽然效果不同）。一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信仰无论明言与否，都不会对美国的制度有利。反过来说，一个俄国的自由派（不管他多么秘密）也不会支持苏联的现状。当不明言的价值是协调的（同其在现实世界的所指相协调）价值时，它就起“保守作用”，反之则起“破坏作用”。前一条指责则能够成立。惧怕价值或躲避价值，当然会——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政治科学失去意义。
不过，我对价值中立的不满有所不同。请记住，我这里所关心的是“理论”，尤其是民主理论。就此而言，价值中立一般是从第一种观点来理解的，即要求把评价与描述分开。这很不错，但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一旦把评价和描述分开，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还要补充说，它们之间怎样相互作用。所以我的不满是，有关价值中立的争论大大忽略了这一关键问题。价值中立实际带来的是过分的价值回避。这难免会受到报复，带来过分的价值负担。于是民主理论从过分的描述主义滑向过分的价值鼓吹。
即使有可能未被察觉，但事实上削弱了主流民主理论的第三种思潮，是行为主义信条。行为主义路线已产生了一种民主的“经验理论”，它当然是一项极重要的新收获。然而这一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待于适当评价的问题。首先是经验理论和非经验理论之间的分界问题。在“规范主义”中，在对非规范理论（它是经验理论）和规范理论（它不是经验理论）的区别中，可以找到这一分界。但这一划分从一开始就混淆了两种十分不同的规范，即“技术规范”——它是用于目的的手段，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t）——和“价值规范” （Wertrationalit?t，价值理性）。如果把这两种规范都从经验理论中清除出去，该理论将会变得十分贫乏和浅薄。此外，规范理论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价值规范而忽视技术规范。由于民主理论若干世纪以来一直作着不懈的努力，要使价值规范与技术规范相配合，因此现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过去的一切全做错了吗？或者说，我们在确定分界线上搞错了吗？
第二个问题是，民主的主流理论同民主的经验理论有什么关系。显然，后者以某种方式“检验”前者。这并不是说一切经验理论都是为了用来评价事实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理论相符。经验理论还可以用于其他的目的，但当它们像最常见的那样用于检验的目的时，我们却表现不佳。民主理论本身是一种宏观理论，它大大依靠普遍的通则。相反，滋养着民主的经验理论的研究所提供的是微观证据，这意味着这种证据对于它打算验证的通则来说太小了。那么要有多少微观证据才能证实或驳倒一个宏观理论呢？更麻烦的是，经验证据是由操作性定义产生的，这些定义中有许多仅仅是对其理论原形的苍白反映。就拿民主以共识为基础或受（人民的）同意支配这一通则为例，许多围绕这一问题收集的证据似乎趋于否定共识理论。但是受到检验的这种（按操作要求定义的）共识与理论建构是不同的。可以说，使宏观理论同微观证据做到相互配合并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同时应当认识到，民主理论正受到一种常常是错误的反面证据的削弱，这种证据并不真能检验它打算检验的东西。
可见，我们目前的困境可以用许多原因来解释。伯特兰·德·儒弗内（B. de Jouvenel）在1945年就曾指出，“关于民主的讨论，无论支持的还是反对的论证，都没有什么思想价值，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他这话在当时有些夸张，但他对民主在变成一个可爱的词，或我们也可以说，变成一个垃圾箱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虽然许多思想潮流和气氛削弱了民主的主流话语，不过根据我的诊断，削弱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学词汇的解体。在1940年代以前，人们一向知道什么是民主，并且喜欢它或反对它，而后来我们虽都声称喜欢民主，却不再知道（理解、一致同意）什么是民主了。于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观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民主”获得若干意义我们尚可容忍，但它若是可以无所不指，那就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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