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之道

《执法之道》着眼于古为今用，旨在深入挖掘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宝贵资源，从中梳理出我国古代的执法之道，为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古人的智力支持。通过对繁杂众多法律典籍的搜索、校译和整理，编者依照执法目的论、执法主体论、执法原则论、法律品格论、执法方式论和执法责任论的内在逻辑形成了本书的体例。其中，第一章、第二章为执法目的论；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执法主体论；第八章、第九章为执法原则论；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为法律品格论；第十四章至第十七章为执法方式论；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是执法责任论。

第一章
　　天下归一，法治为本
　　本章的论述主要关注法律对于社会调整的意义，彰显法治对于国家治理的功能。这些论述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在最普遍意义来看，不论何朝何代、何时何地，法律都是治理天下最基本的规则和标准。它包含着天下人必须遵循的底线，规范所有百姓的行为。所以说，“法者，天下之仪”、“一民之轨，莫如法”。同时，它还包含着天下人必须追求的良知，倡导整个社会的公德。即，“人心多私，以法为公”。
　　其二，在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在一时一世、某局某势，法治是实现国家强盛、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韩非子所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非常经典地凝练出国家崛起的基本规律和必由之路。受这一基本规律的支配，治理者对于法治的功能在正反两方面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离法而治则不祥”、“抱法处势则治，
　　背法去势则乱”。而且，有的观点似乎直面当今现实。比如，“威伤，则重在下；法伤，则货上流。”意指如果一个国家中央机构缺乏权威，那么国家权力的重心就会下移；如果一国法纪败坏了，财产就会往上层转移，体制性腐败就会产生。此等论述宛如古人对今人冷眼旁观后的警醒之语，直让人冷汗淋漓。
　　其三，从近代民主政治角度来看，不论哪国哪族、何体何制，法律都是最为根本的体制性要素，法律适中是清明之世的外在性表征。其中，“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弊者，其根本在于法律”的表述确实振聋发聩，而孙中山先生关于宪法是“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的表述也尽得现代法治之精髓。此外，“盛衰之故，非偶然矣。清明之世，其法多平。”的论述不仅展示了国家盛衰与法律的关联，更表现出历朝历代百姓对清明之世的向往。
　　第二章
　　礼法合流，立信扬善
　　本章的论述关注的是中国古代执法的一个重要特色——礼法合流，也就是德治与法治合为一体。这种礼法合流的状况并非自始如此，而是历经多个朝代的演进逐步形成。远古时期，道德是对族内进行治理的手段，刑罚主要是对外族进行整治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思想仍然表明，在对族内的治理中，法律是必须非常审慎使用的手段。汉代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这意味着对族内的治理完全可以将道德与法律并用，法律只不过处于辅助性地位。
　　到了唐代的《唐律疏议》，道德与法律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在法律文本中实现了完全的统一，礼法合流最终完成，形成了不分你我的“礼法天下”，而且普遍推行于司法审判中。在这种礼法天下的法制秩序中，法律的社会功能也必定包含了对许多道德价值的倡导和尊崇。
　　具体来看，这种社会功能主要有四：一是引导百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所谓“法正则人志定，上下安”。二是防范与治理百姓的一些有违社会良知的邪行。也就是“刑之与兵，全众禁邪”。三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一种清明的政治生态。因为“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四是促进社会和谐。要通过法律的治理，首先做到“定分止事”、进而实现“使民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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