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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历史 中国史
《晚明大变局》是樊树志先生五十余年明史研究及对中国历史思考的结晶，是继《晚明史》之后，对晚明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书在进一步推进晚明史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宏阔的学术视野结合细致入微的考证爬梳，本书中，樊先生在诸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及复社问题等上，澄清了人们的诸多误解，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同时，樊树志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中国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还原了瞿汝夔在西学东渐过程的关键性作用，打破了学界历来引用西方学者认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传教成功仅归功“三大柱石”而忽略瞿汝夔的成说，推进了晚明史研究的高度。
樊树志先生的语言通畅浅近，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大众能读懂的历史叙述，真正做到雅俗共读，在推进了晚明历史研究的同时，给读者提供了一本系统了解晚明社会发展的简明通史著作。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著作《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万历传》（1994）、《崇祯传》（1997）、《国史概要》（199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国史十六讲》（2006）、《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明史讲稿》（2012）、《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国史十六讲》已畅销三十余万册。
引言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一 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
1. 严禁“交通外番，私易货物”的海禁政策
2. 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
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
1. 日本的朝贡关系
2. 大内氏与细川氏的宁波争贡事件
三 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的较量
1. 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
2. 海禁的突破口：月港与双屿港
3. 朱纨的悲剧：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
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1. 何谓“嘉靖大倭寇”
2. 倭患与真倭、假倭
3. “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五 王直之死与海禁的开放
1. 胡宗宪招抚王直
2. 王直其人其事
3. 开放海禁之议
4. 月港贸易合法化与广中事例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一 新航路发现与葡萄牙人东来
1. 寻找通往印度的航路
2. 葡萄牙人的中国贸易
3. 从香山澳到濠镜澳
二 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
1. “东方第一商埠”——澳门
2. 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
3. 澳门—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
4. 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远程贸易
三 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1. 泉州海商李旦
2. 尼古拉?一官——郑芝龙
3. “海上马车夫”——荷兰东印度公司
4.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日本的贸易
四 “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
1.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与西班牙人东来
2. 从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3. 从月港到马尼拉
4. 从澳门到马尼拉
5. 中菲贸易的鼎盛时代
五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1. “商业上的‘纳贡’”
2. 全汉昇： 美洲白银的1/2被运到中国
3. 弗兰克： 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
第三章 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
一 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1.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2. “湖广熟，天下足”何时形成？
3. 江南的乡村工业化
二 晚明：江南市镇的迅猛发展时代
1. 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典型分析
2. 江南市镇的规模与结构
三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1.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
2. 丝绸业市镇的经营方式
3. “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
四 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1. 乌泥泾与黄道婆
2.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3.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
4. 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5. “土布出洋”一瞥
五 经济高度成长与奢侈习俗风靡
1. 社会风尚由俭入奢
2. 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
3. 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六 余论
第四章 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 陈献章：“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1. “江门心学”的怀疑精神
2. “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
3. 陈门弟子：从贺钦到湛若水
二 王守仁：“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1. “学贵得之心”
2. 贬谪龙场：“动心忍性，恍若有悟”
3. “功高而见忌，学古而人不识”
4. 漫长的昭雪之路
三 “掀翻天地”的王门弟子
1. “不从人脚跟转”的王畿
2. “六经皆注脚”的王艮
3. “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颜山农、何心隐
四 李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
1. 赞扬王门弟子“一代高似一代”
2. “假道学以异端目我”
3. “快口直肠，目空一切”
4. “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
5. “先生起千载，高言绝群智”
第五章 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一 耶稣会士东来： 利玛窦的前辈
1. 依纳爵?罗耀拉与耶稣会
2. 澳门：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通道
3. 沙勿略神父： 向中国传教的创始人和发起者
4. 范礼安神父： 中国传教事业之父
5. 罗明坚神父： 中国传教事业的实际开创者
二 利玛窦神父的“本土化”传教活动
1. “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
2. 《交友论》：“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3. 《天主实义》：“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
4. “登上了‘月球’”
5. 为传教士们留下了敞开功德之门
三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
1. 《山海舆地全图》与《坤舆万国全图》
2. 《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与《圜容较义》
3. 《奇器图说》与《泰西水法》
4. 《崇祯历书》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1. 第一个结识利玛窦的名士瞿汝夔
2. 可以与托马斯?莫尔媲美的徐光启
3. “以西法为宗”的李之藻
4. 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杨廷筠
5. “读书必开眼”的方以智
第六章 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
一 “虑圣教之将绝”的应社
1. 文人结社之风由来已久
2. 应社与广应社
3. “尊经复古”
二 “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的几社
1. “十人社”、“六人社”与“十八子社”
2. “绝学有再兴之几”
3. 剖析朝政利弊的《几社壬申合稿》
4. “关于军国，济于时用”的《皇明经世文编》
三 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社
1. 复社的尹山大会、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
2. 门户之争与政治谣言
3. 甚嚣尘上的攻讦
4. 复社的理想政治——吴应箕的个案
5. 《留都防乱公揭》
6. 报国无门的悲剧
四 余论
后记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四 嘉靖倭患的真相
2. 倭患与真倭、假倭
亲历平倭事宜的唐枢，在一篇写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公文中，提及“寇之缘由”，说得还是比较客观的：“海寇之炽，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严，横行劫掠，然止以南纪澳为巢穴，居有定处。至嘉靖二十年后，许栋、李光头等掠人责赎，声势衍蔓，然止偶遇佛郎机船数只，党有定伙。昔时在倭为寇，在我国为民；行者为寇，居者为良民。今则华夷浑处，内外连结，善恶莫辨。官府举动方下堂阶，而声传贼众；贼有勾当，不时遣入，而即作施行，推厥所终，诚可疑惧。”
地方政府第一次以“倭贼入寇”上报朝廷，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与余姚谢氏在海外贸易上的纠纷有关。朱纨在奏报漳州走马溪大捷时，说“夷患率中国并海居民为之”，王士骐引用这一奏疏，所写的按语很值得注意：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阑出中国财物，与番商市易，皆主于余姚谢氏。久之，谢氏颇抑勒其值，诸奸索之急，谢氏度负多不能偿，则以言恐之曰：“吾将首汝于官。”诸奸既恨且惧，乃纠合徒党、番客，夜劫谢氏，火其居，杀男女数人，大掠而去。县官仓惶申闻上司云：“倭贼入寇。”巡抚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滨海居民有素与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告。于是人心汹汹，转相告引，或诬良善，而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显然，地方官所谓“倭贼入寇”完全是讹传。所谓“内地奸商”汪直、徐海，不过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徽州商人，他们代理余姚谢氏货物的外销业务，另一方则是停泊在宁波外海的日本或葡萄牙商船，汪直、徐海从中起到中介作用，收取佣金而已。由于谢氏经常拖欠应付的佣金，引起纠纷，最终导致一场焚劫事件，轰动一时，却与“倭贼”全然无关。此处所说的余姚谢氏，即前任大学士谢迁家族，与同安林氏一样，都有强硬的背景，可见势豪之家都卷入走私贸易，所以难禁。但是，走私贸易者并非倭寇。这条关于倭寇缘起的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同时代的嘉兴人李日华，在《嘉禾倭寇纪略》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海上之事，初起于内地奸商汪直、徐海辈，阑出中国财物，与番舶市易。主于余姚谢氏，颇抑勒其值，谢复多所贞，度不能悉偿，则恐之曰：“吾将首汝”。诸奸恨且惧，纠合徒党，夜焚劫谢氏，杀男妇数人，掠资而去。有司张皇其事，称“倭入寇”。巡抚都御史朱纨下令捕贼甚急，又令沿海居民得互讦察，相告言。于是人心汹汹，诸奸莫必其命，遂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李氏退官后致力于地方志编纂，此文当为地方志而写，应是实录。李日华与王士骐是同时代人，王是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李是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王是太仓人，李是嘉兴人，就时间与空间而言，都是嘉靖倭患的亲历者，所见略同，不足为奇。然而文字如此雷同，人们或许会问，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抑或二人都接受了同一信息源？这其实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有力地证明了事实的真相。海上之事起初不过是海商的走私活动，由于地方官谎报军情，朱纨的严厉海禁，促使海商转化为海盗。王氏说“勾引岛夷及海中巨盗，动以倭贼为名，其实真倭无几”；李氏说“勾岛夷及海中亡命，乘潮登岸行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倭患缘起的真相。
当时人几乎都认同这样一点，即真倭所占比例极少，大部分是假倭。嘉靖三十三年（1554），身任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的郑晓，于四月十三日写的奏疏中说：“倭寇侵犯，其中类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隶之人，或奸豪射利之徒，或勇悍无聊之众，赍粮漏师，肆无忌惮，结党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为区处，日甚一日，其祸不啻烈于戎狄而已。”
同年五月十二日，他在另一份奏疏中说：“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窃见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路踏白，设伏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致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况华夷之货往来相易，其有无之间，贵贱顿异。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赢；居者倚门，而获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断绝，竟至百计交通。利孔既塞，乱源遂开，驱扇诱引，徒众日增。”
他一再指出，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既有东南沿海省份的奸豪，也有破产的勇悍人群。海禁愈严，断绝了他们的生计，祸乱愈发严重。对于这一点，他写的《皇明四夷考》，从政治腐败入手予以分析：“近年宠络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向导。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奋臂欲泄其怒。于是王忤疯（王直）、徐必欺（徐海）、毛醢疯（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即伏地叩头乞余生不听，而其妻子、宗族、田庐、金谷公然富厚，莫敢谁何，浙东大坏。”
明末陈仁锡在谈到海防时，引用了郑氏这段话，不过立意稍有不同：“或云，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诇，海上无宁日矣。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乃投贵家；久之，贵家又欺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撼官府出兵，辄赍粮啖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番人大恨，言我货本倭王物，盘踞海洋不肯去。小民迫于贪酷，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于是，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砍杀，浙东大坏。”
当时的地方官多纷纷指出，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太平府同知陈璋向朝廷上《御倭十二事》，重点就是“倭寇多中国人，宜早图区处”。兴化知府董士弘认为，“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又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仲律，向朝廷上《御寇五事》，第一就是“绝乱源”：“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逋民也。臣闻海上豪势为贼腹心，标立旗帜，勾引深入，阴相窝藏，展转贸易。此所谓乱源也。”
明白了所谓倭寇大多是中国人，也就是说，真倭少而假倭多，并不能解释本质问题。必须进一步揭示真倭与假倭的关系，如果假倭从属于真倭，听从真倭指挥，那么把这些假倭概称为倭寇，并无不可；假如真倭从属于假倭，听从假倭指挥，那么就不能把假倭一概称为倭寇。
在这方面，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徐阶向皇帝奏对时所说的话，最有说服力：“臣去岁具奏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只因初时官司不能讨捕，彼见地方无人，又得利甚厚，故旧者屯据不去，新者续增无穷，而沿海无赖贫民为所诱胁，因而从之，故其徒日繁，其势日猖獗。”
徐阶的这段话，是对于皇帝咨询的回话，是两人之间的意见交换，与公开场合的官样文章截然不同，他坦率地讲了真话。那些海贼并非真倭，而是长年在闽浙沿海从事贸易的“剧贼”，而十分之三的真倭，是他们雇募而来的日本人。因此真倭是从属于“剧贼”的，当然不能笼统地把“剧贼”一概视为倭寇。
那么这些雇募而来的真倭充当什么角色呢？一是用他们来对付官军，二是用他们来混淆视听。请看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的说法：“海商初不为盗，然盗由商起，何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骄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话说得很直白，那些真倭都是王直等人从日本雇募而来的，处在从属的被雇佣的地位。这也印证了徐阶所说，“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确有所据。反观郑晓所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就显得过于含糊，不分主从。所以关于倭寇的记载中，有名有姓的真倭寥寥无几，稍微有点名气的有一个名叫辛五郎，此人不过是徐海的偏裨。
曾经作为胡宗宪幕僚的茅坤，亲历倭患，谈及此事，非常注意把“海上之寇”与“倭寇”、“倭患”加以区分。他在一篇议论“海寇事宜”的书信中，向浙江巡抚李天宠条陈八事，即谍贼情、申军令、利器械、分战守、择官使、籍兵伍、筑城堡、练乡兵。其中第一条“谍贼情”写得最为精采，特别强调“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其实皆中州之人”： 即如近年黄岩以来，众并称倭奴入寇。倭特东海诸夷之总名，而不闻其某岛为首乱，以某事始衅也。或谓诱之者海贾王五峰、徐碧溪等。然要之，诸海贾特以射利而出尔，非欲长子孙海岛也……若海上之寇，乘潮而来，自温、台、宁、绍，以及杭、嘉、苏、松、淮阴之间，几三千里。东备则西击，南备则北击，决非国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闻里中一男子，自昆山为海寇所获，凡没于贼五十日而出，归语；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随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资冒利而入；其既也，则相与行动，畏重罪而不能出。《筹海图编》专门写了《寇掠分合始末图谱》，提及的倭寇，其实都是假倭。陈文石的论文引用了这一《图谱》，令人一目了然。简要摘引如下：
金子老、李光头： 双屿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归福建），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相继而兴者也。
许栋： 此浙、直倡祸之始，王直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嘉靖二十三年始通日本，而夷夏之衅门开矣。许栋灭，王直始盛。
王直： 嘉靖二十三年入许栋船为司出纳，为许栋领哨马船，随贡使至日本交易。嘉靖二十七年，许栋为都御史朱纨所破，王直收其党自为船主。嘉靖三十一年，并吞陈思盼，因求开市不得，掠浙东沿海。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在列表为俞大猷所破。分略沿海各地，败走白马庙，往日本，屯松浦。
陈思盼： 屯长涂，寻为王直所灭。
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 屯日本杨哥，攻仙游寨，攻瑞安、黄岩，出洋，巢柘林，分掠苏州、杭州。林碧川、邓文俊、沈南山皆海上巨寇也。嘉靖三十一年浙直之祸林碧川实为之首，破黄岩得利，遂启群盗贪心。三十三年，萧显继出。碧川与显以次败亡，而徐海、陈东又继之为浙东大患。
萧显： 寇太仓，陷上海，巢柘林，破南汇，据川沙，攻嘉定，败走海盐。南直隶之祸，萧显实为首，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者也。
徐海： 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岛诸倭入寇，屯柘林，攻乍浦，犯平湖，破崇德，犯湖州，分掠各地。嘉靖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之乱，徐海为之首，陈东、叶麻为之辅，众至数万。
陈东： 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攻南汇、金山，入崇明，攻青村，围上海，遁归日本，复屯川沙，并入柘林，与徐海合，攻乍浦，围桐乡，分屯新场，与徐海、叶麻合。
陈文石引用了上述《图谱》后评论说：“这些有的原为海盗，纯以劫掠为事。有的原为海商，转而为盗。三十三年前后，诸股渠帅多被诛服，惟王直、徐海等仍为乱不已。”
3. “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明白了海商转而为盗的背景，我们不能不佩服当时人唐枢的犀利目光，他在回答胡宗宪的咨询时，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海禁严厉，商人转而为寇：“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始系于此。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其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他特别强调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海上逐臭之夫无处无之，恶少易动之情，亦无处无之。樵薪捕鱼，逞侠射利者，原无定守，不得安于其业，则随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无所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之良户复大益之而为寇也；乙卯（三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迹是而观，能无治其乎？”很清楚，倭患最严重的嘉靖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先是海商转而为寇，继之各行各业随之为寇，沿海的黠夫与松江的良户也从而为寇，到了后来四方云集，鱼龙混杂，形势愈发严重。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与唐枢有异曲同工之妙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 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
二、 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转而为寇：“嘉靖初，市舶既罢，流臣日严其禁，商市渐阻。浙江海道副使傅钥申禁于六年，张一厚申禁于十七年。六年之禁而胡御史琏出，十七年之禁而朱御史纨出。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商在此者，负夷债而不肯偿；商在彼者，甘夷据而不敢归。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滨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三、 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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