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作的女人：20世纪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女手艺人、女佣、女乞丐、女演员，还有其他一些我们缺乏基本认识的女性劳动者，并指出，城市女性成功地占领了公共空间，将其变成了她们的日常空间，并运用公共空间来增加自己的机会和影响。作者细腻地描绘了在一个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女性的各种潜力与可能、她们的危险与焦虑，捕捉到了她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积极有效而又引人争议的各种利用途径。

　　通过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透镜，本书把北京描写成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城市。劳动阶级的女性经验特别突出了20世纪初北京城那些未完成的改变、不充分的发展、前后矛盾的改革，以及没有结果的各种论辩，使我们竭力去探索这些东西对她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王笛

 

    如果说清末的上海是西风东渐的桥头堡，是当时中国最为西化摩登的都会，那么身为帝国都城和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则面临着更大的张力与冲突。本书描绘的正是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市井空间中普通劳动妇女的日常生活。

　　作者勾勒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女性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走向现代化，而是底层的女性艺人、佣人、乞丐、小贩、三姑六婆、戏子、普通妓女如何努力适应急速变革的社会，在城市空间为生计而奔忙。

　　本书将女性的生活场景从深闺内闱的家庭生活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处于急剧变革之中的城市空间。在城市化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许多普通的女性迈出家门，她们外出工作，去看电影、听戏、逛公园、遛大街。城市空间给女性提供了追寻自由的舞台，但让她们遭受到了歧视和压迫。

　　作者挖掘了许多人们未曾注意过的史料，包括档案、报纸、杂志、游记、回忆录、社会调查以及有关北京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的相关材料，将这段为人忽视的女性史引入了读者的视野。这些劳作的女人，被置于更为宏阔的政治解放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的脉络之中，作者以精细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她们面前的各种可能，以及她们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中的危险与焦灼。

    程为坤，1953年生人。四川大学历史系学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硕士，毕业后留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9年赴美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师从社会史名家罗威廉，1995年获博士学位。2007年因车祸辞世，生前任教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契科分校历史系，以此书获评终身教授。

中文版序   王笛

英文版序   王笛、马钊

 

导言

1 城里的女性

2 谋生之道

3 邻里街坊

4 休闲

5 女演员

6 妓女

7 对女性的管制

结语

 

参考书目   

    在20世纪初的北京，三姑六婆还很普遍，报纸称，师婆在家里设诊所，也提供出诊服务。底层的北京市民尊崇传统，同时也有经济的压力，他们生病时更有可能去请师婆而不是去现代化的医院看病。师婆被称作“瞧香的”，她们可以根据神龛上燃烧的香的状态来对病例做出诊断。据说这些妇女从狐狸、貂、刺猬和蛇身上吸取了神奇的力量，她们也为相信自己的人寻找病因和治疗的方法。当时的风俗习惯禁止医生接触异性病人，所以女病人向师婆诉说自己的症状或者让她们来进行检查会感到更放松一些。

　　女性之间的交流强调了血缘、友谊和邻里之间的联系，如果提供的服务有效果并且能关心病人，师婆就会有稳定的病人来源。尼姑和道姑也给信众施药，或者为他们祈福消灾。满族女性通常比汉族女性更信教，她们信萨满教，这种神秘的宗教实践对看病起着重要作用。满族家庭会请那些精通宗教舞蹈、有神力和法器、会念经的萨满去家里做法驱魔，安慰病人。家庭主妇和年轻姑娘尊重作法的巫师，求助于神灵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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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0和1920年代，接生婆在寻常百姓中很受欢迎，有时候还胜过了妇产科大夫。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收费低廉或是人们相信传统的方法，还由于她们可以扮演包括助产士、仪式表演者、心理医生和家庭咨询师等多重角色。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接生婆都上了年纪，干干净净，长相周正，能说会道，要价也不高。人们尊称她们为“吉祥姥姥”，或者一般性的“稳婆”。她们会在前门挂上“轻车快马”或者“某氏收洗”的招牌。接生婆的工作程序先从“认门”开始，也就是初次拜访准妈妈的家，一般大约是在生产之前三到四周。在接生婆的指导之下，准备生产的人家要准备许多必需品，例如剪刀、布、盆子、镜子、毛巾、肥皂、炉子、蜡烛、纸钱和许多食物，有些是生孩子用的，其他的则关乎生产的仪式。

　　孩子出生以后，接生婆会回来“洗三”，按满族风俗，这是展现力量的时刻。这一天，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向这家人道贺，给新生的孩子带来许多小礼物。洗三的仪式当天下午由接生婆完成，所有的女性家庭成员和客人们都要参加。卧室外面的桌子上要摆上13个保佑妇女和孩子的女神像供人敬拜，新妈妈则要在卧室里摆上炕公炕母来敬拜。拜过所有的神仙之后，接生婆抱着孩子坐在床上，让客人们来“添盆”。每个人都往一个有槐树枝和猫薄荷叶的水盆里加一勺水，再放上硬币、干货或是鸡蛋，说上许多祝福的话，人们放一个东西，接生婆就欢呼一声。如果放的是枣和桂圆，接生婆就说“早儿立子”或是“桂圆，桂圆，连中三元”。添盆完成以后，接生婆就看着婴儿，说上许多吉祥话，比如“洗洗头，做王侯”，或者“洗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等。接下来，她要用所有准备的东西来对孩子的智慧、长相、健康和未来加以祝福，最后用烧纸钱和神像来结束这个仪式。剩下来的纸灰用红纸包起来藏在床下，以表示对这对母子的祝福。生孩子的家里要为这个耗时两小时的仪式付给接生婆一笔常规的费用，还有留在盆里的小费以及所有献给神仙的食物。杨念群注意到，20世纪初北京的接生婆与其说是专业人士，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权威，她们负责认可和评价这个新生的孩子在家里以及所属的共同体阶序中的位置，协调新生的孩子及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