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提出了他那著名的问题：“女人到底想要什么？”哈罗则问：“婴儿到底想要什么？”对妈妈的依恋能带给婴儿苦苦寻觅的哪些东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罗将60只恒河猕猴从其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从妈妈身边抱走，养在了实验室里。他与他的研究团队马上发现，这些猴子宝宝对挂在它们铁笼上的薄棉布挂毯产生了强烈的依恋。
挂毯被拿走时，小猴子们情绪激动，非常暴躁。它们对这些挂毯的疯狂迷恋到底是为什么？这些没有妈妈的小猴子在软绵绵、毛茸茸的挂毯上是不是能找到一丝母亲的痕迹？哈罗制造出了两种“替身妈妈”，并将其摆在笼子前以观察带来的效果。“布妈妈”是用毛巾布包裹的木质圆柱体，“铁丝妈妈”则是同样大小铁丝编织而成的带网眼圆柱。实验人员举着瓶子在“妈妈”上方给小猴子们喂奶。两种“妈妈”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有没有用毛巾布包裹——这个柔软的表面能让它摸上去更加舒服。但区别并不明显。
在哈罗的经典实验里，有一半的小猴子由“布妈妈”喂养，另一半则由“铁丝妈妈”哺育。他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来观察小猴子和它们的代理妈妈之间的互动。不管由哪个妈妈喂养，几乎所有的小猴子都时刻依偎在布妈妈的身旁。当哈罗逐渐加入一系列能引起恐惧感的刺激（比如一个活动的玩具熊），布妈妈的孩子们马上跑来紧紧地搂住它。几分钟之后，小猴子的情绪平静并放松下来，开始好奇地研究玩具熊。但是铁丝妈妈那边的小猴子只会紧张地走来走去，大声哭叫，一刻也不能安静下来。
在另一组实验里，他让小猴子们在有奶瓶的铁丝妈妈和没有奶瓶的布妈妈之间选择。不出所料，小猴子们还是选择了布妈妈，而且在害怕的时候躲在它的旁边。这里的含义非常清晰：与只会喂奶相比，小猴子们更愿意选择能提供安抚和舒适的妈妈。
哈罗的实验看似推翻了当时主流的观点：婴儿对母亲的依赖和依恋是因为妈妈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比如渴和饿。实际上，它支持了约翰·波尔比早已得出的结论：婴儿天生具有依恋的本能。依恋不是满足基本需求（比如饥饿）的副产品——满足依恋就是目的本身。哈罗是这样说的：“人类不是只靠喝奶活着的。”
波尔比有关依恋的观点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其核心理念是：为了保证婴儿的安全和生存，自然选择过程在动物身上发展出了依恋的行为模式。对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时的细节我们所知不多，但很明显，安全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老祖宗被捕食者、虎视眈眈的其他族群，以及无法摆脱的营养不良和脱水的危险时刻包围着。待在父母周围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显然具有极高的生存价值和必要性。依恋的行为模式促使婴儿牢牢抓住照料者，并建立起一种足以保障他们放心大胆地探索周围环境，且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关系。
而波尔比极高洞察力的另一表现之处看似矛盾：依恋能解放人的天性。有安全的依恋做后盾，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探索世界并能随意学习你想学的东西。若没有这一坚强后盾，你只能要么花费更多精力来处理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要么靠自己的力量单打独斗。依恋的本能之处在于无论其照料者是否愿意，或有没有能力担得起这份责任，儿童都会尽一切可能建立起依恋关系。令人心酸的是，有些婴儿甚至会对虐待自己的照料者产生依恋。
为什么会这样？动物研究表明，婴儿甚至会依恋一个有敌意的照料者，这和婴儿大脑中的一个生物学机制有关。
作为一个哺乳动物刚出生的后代，比如说，一只小鼠崽，依恋妈妈意味着和妈妈产生联系，待在她的周围，吃奶，还有让她竭尽所能保护自己。但是妈妈也要面对成年个体的挑战。她们要拖着鼠宝宝到处活动，给宝宝喂食，让它们暖暖和和的，有时候还要把它们藏起来，免得被天敌吃掉。所以，作为一只无助的新生鼠，你会被拉来拉去，踩上几脚，塞在哪个黑乎乎的洞里，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都是免不了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鼠类、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中，都有专门用来提醒避免痛苦与不适的恐惧中枢。当某些事情威胁甚至伤害了我们，恐惧中枢就能帮助我们习得“避害”的重要性，挽救我们的生命——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婴儿，与母亲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在关键时刻也是能救命的。即便她偶尔会不小心踩你几脚，你也不会躲开的。这样一来，婴儿应该怎么办呢？
由雷吉娜·苏利文博士和她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完成的研究表明，自然选择过程通过创造出一个叫作“敏感期”的阶段来帮助哺乳动物应对这一两难选择。在这段时期内，婴儿大脑中的恐惧中枢功能被适当降低，同时鼓励与他人接触行为的区域活动则明显比较旺盛。苏利文和同事发现，小鼠出生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妈妈的存在能对降低宝宝的主要压力激素——肾上腺素的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压力激素水平低就能使婴儿的恐惧中枢保持休眠状态。为了能和妈妈在一起，小鼠宝宝甚至愿意忍受电击之苦。大脑学习模式的这种转变为亲密关系的建立创造出了一段相对稳定的过渡期，“只要能与照料者产生依恋关系，（婴儿）往往不惜一切代价”。
一般来说，从断奶开始的与母亲的分离，促使幼儿的压力激素水平迅速上升，恐惧条件反射系统开始工作；随着探索世界过程的逐渐展开，曾经天真无邪的婴儿也学会了要随时避免风险。
苏利文的研究结果中有两处未能得出切实的结论。其一，婴幼儿时期的压力水平异常会扰乱本该在母子间建立的依恋关系。只要妈妈在宝宝周围，就能起到将肾上腺素保持在低位的缓冲作用，并且让依恋关系的建立顺利完成。但是，母子长期分离或是时常情绪失控且不能陪伴的母亲会提高压力激素水平，建立正常依恋关系的机会就这样付之东流，且母子间的互动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其二，大脑的“依恋关系神经中枢”一般来说并不考虑照料的质量。这说明哪怕照料者的态度时好时坏，婴儿都会和他/她建立联系。一大批多种多样的哺乳动物——老鼠、狗、猴子，以及人类都具备这种“盲目”地信任并依附于照料者的内在冲动，而不管照料者实际上如何回报这份信任和依赖。
在过去三十年，人类社会中众多活生生的实例让我们看到，即使面对危险，最初的依恋依然能展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一些故事既古怪又震撼人心。对苏利文的研究进行评论时，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勃尔斯基介绍了杰西·杜加德的故事：在被残忍地囚禁了十八年后，女孩杜加德的获释引发了整个美国的关注。十一岁那年被精神病患者菲利普·加里多绑架后，杜加德被囚禁在一个隐蔽的后院里，在此被奸污还生下了两个孩子。不过，她曾有很多逃跑的机会，但还是选择留下。这“一家人”多次公开旅行，后来，她还在加里多的复印店里从事制图工作，能随意与顾客交流，打电话，写电子邮件。当加里多的假释官第一次访问她时，她把加里多描绘成了一个“很好的人，尤其是对孩子很有耐心”。在私人日记里，她曾多次表达对自由的极度渴望，但也写道：“我真的不想伤害他，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存在对他而言是一种伤害……如果依靠我的力量能阻止这一切，我希望永远不要给他带来痛苦。”
杰西·杜加德、帕特里西亚·赫斯特以及其他备受瞩目的被绑架女孩都曾与绑架她们的人建立了一种亲密联系；她们也因此被贴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标签。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长达六天的劫持人质事件。人质获释后，居然亲吻并拥抱了绑架者。类似的行为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对依恋的需要甚至可能超越理性的力量。
在人类婴儿身上也许找不到苏利文实验中的老鼠宝宝那样明显的敏感期，但是，类似的“知觉收窄或缩小”现象确实在其他敏感期中存在。还记得吗，随着视觉、语言和情绪知觉等能力的发展，幼儿的心智逐渐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广泛吸收信息向更专注于某些对象转变。婴儿的依恋也遵循类似路径。在生命的头几个月里，各种各样的人都能给婴儿带去安慰。但到了七八个月以后，他们开始学会认人，这一最初的分辨过程让他们将依恋的行为寄托在首要照料者身上。他们一下就能分出“妈妈”和陌生人，而且当然只要妈妈。再过几个月，分离焦虑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愈加明显。尽管如此，时间、未来这样的概念对婴儿来说还是模糊的——“我不知道妈妈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反正她还会回来呢”。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依恋关系有两个明显特征：在有陌生人的环境里他会害怕（陌生人焦虑），在照料者离开时他会显得烦躁不安（分离抗议和分离焦虑）。因此，在生命的第一年中，婴儿逐渐把依恋系统的具体对象投射在了其主要照料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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