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上下）

《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的、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曾国藩在教子书中推荐的一些古书，《杂钞》不仅选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了某一文章部类，使读者不仅便于集中阅读，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一生著述颇多，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着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其中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毛泽东对《杂钞》的优点评价很高，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认为，国学的内容，包括“道”与“文”两个方面，但《类纂》只包含了“文”这一方面，而《杂钞》则二者兼之，所以《杂钞》很可贵。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把《杂钞》作为研习国学的入门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杂钞》中包含了“道”与“文”两个方面的文章。又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所说的“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一语，就是对这部书的编选功力的精当的评语。“抡”者，选择也，选编也。这句评语的意思是：《经史百家杂钞》已经把从古时到清代的经、史、子、集几方面的精华都囊括其中了。曾国藩与《类纂》的编者姚鼐在编书眼光上有很大不同，曾国藩虽也着眼于文学辞章，但因他主要是个政治家，因而在编纂《杂钞》时，在相当程度上用的是政治家的眼光，姚鼐则主要用的是辞章家的眼光。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杂钞》，说《杂钞》比《类纂》好，也是因为他不仅仅着眼于辞章，更重要的是以一种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和取舍二书。《经史百家杂钞》出版以后，也曾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广泛、深远的影响，对这一点，今人则知之甚少。《杂钞》出版以后，备受文人学子的欢迎，使许多希望得国学之门而入的读书人有了一部精粹、实用的入门书。毛泽东就是这许许多多学子中的一个。由于《杂钞》的部头较大，定价较高，为了适应一般贫寒士子的阅读要求，一些书坊还出了《杂钞》的简编本。曾国藩曾经手录这部简编本，送给友人。

　　曾国藩家书中的教子书部分，其中许多内容是教子读书的，曾国藩不仅告诫子女要做读书种子，而且精心推荐了阅读书目或篇目。但这些阅读书目或篇目，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而且散见于教子书中，今人不易查找。《经史百家杂钞》则是一部集中了许多名篇的、系统性很强的国学读本。曾国藩在教子书中推荐的一些古书，《杂钞》不仅选入了其中的一些篇章，而且将这些篇章系统地归入了某一文章部类，使读者不仅便于集中阅读，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些篇章在整个古代文章中的位置。例如，曾国藩在一封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提到，五经四书之外尚有十一种必读书，其中《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最宜熟读”。在《经史百家杂钞》中，曾国藩便精选了这四种书中的一些名篇，并将其归入某一文章部类。如在《史记》选的《太史公自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归入了“序跋之属”；《汉书》中选的《封燕然山铭》、《高祖泗水亭碑铭》，归入了“词赋之属”；《庄子》中选的《逍遥游》、《马蹄》归入了“论著之属”；《韩文》中选的《进士策问十三首》、《祭鳄鱼文》，归入了“诏令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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