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家诗钞（套装上下册）

　　《十八家诗钞》这部书，曾国藩最先的构想产生在咸丰年间。据曾国藩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余在京抄成十八家诗”这句话，可知此书成书当在咸丰二年六月前。

　　曾氏所选的这十八家，都是他本人极为喜爱的诗人。他在自己的文字中多次对他们的诗作表示赞誉，对他们的人品表示敬仰。他说：“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之奇观。”又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在曾氏心中的地位，看到他对自己所敬重的诗人之珍爱。

　　《十八家诗钞》是一部古代诗歌选集。清代曾国藩编选。共28卷。十八家为魏晋南北朝的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六家﹐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八家﹐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金代元好问一家﹐共选古﹑近体诗6599首﹐有少量评点和校注。此书分诗体﹐各体中按入选诗人时代先後编次。书前无序例﹐但选录标准以及选者旨趣﹐书中体现得很明显。第一﹐它不同於一般选本之广泛采录优秀诗篇﹐而是在每一时期内选取一些大家﹐以代表这个时代诗歌的主要风貌。第二﹐在十八家中﹐除杜甫外﹐入选的诗篇﹐均选取其一种或数种诗体﹐不求众体兼备﹐以突出重点﹐标志其主要成就。如李白不取其七律﹐宋代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不取其五古﹐而唐王维﹑孟浩然仅取其五律﹐金元好问仅取其七律﹐去取之间﹐都是经过慎重别择的。唯七绝一体﹐於唐代取李白﹑杜甫而遗李商隐﹔於杜牧﹐取七律而不取七绝﹐则殊令人费解。第三﹐书中所选历代诗人虽仅十八家﹐但选者较能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史上的现象。例如五言古诗发展到唐代﹐汉魏以来自然浑成的诗风﹐一变而为排比铺陈﹑发扬蹈厉的风格﹐并逐渐趋向散文化。明代李攀龙所谓“唐无五言古诗”(《唐诗选序》)﹐意即指此。此书於唐人五古﹐除李白外﹐仅选杜甫﹑韩愈两家﹐这就体现了唐诗变新的特色。於此不难窥见选者旨意所在。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一生著述颇多，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着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其中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曾国藩留在近代史册上的痕迹，色彩最浓的一笔，毫无疑问是他的军功。这位有着赫赫军功的一等毅勇侯，实际上却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人。他从父亲的私塾到唐氏家塾到涟滨书院到岳麓书院，受过正规的系统的学院教育。他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到翰林，走过正途的完整的科举道路。直到三十九岁之前，他都是一个专职的皇帝文学侍从。咸丰二年底，曾氏接到朝廷令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大臣的上谕，他最初的态度是一口拒绝。让他作出违旨决定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不识兵戎的文职身份。尽管还有其他种种原因在起着作用，但我相信，占第一位的一定是这个，因为这是近于本能性的反应。对于一个业已四十二岁身处高位的中年人，弃文就武、投笔从戎，谈何容易！所以我历来认为，对曾氏的研究，无论视他为政治家也罢，军事家也罢，都不能忽视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一位词臣，一介文人。最能体现他的词臣学养、文人情怀的，除开他自己创作的诗文外，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部诗文选本：《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钞》。

　　《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创意于咸丰元年初曾氏供职京师六部期间，成书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安徽宿松军营。在此之前，有一部影响很大的古文选本名日《古文辞类纂》，编者乃大名鼎鼎的桐城文派主将姚鼐。曾氏对姚很敬重，说过“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的话，并将姚列为他所认可的三十二个圣哲之一。姚对曾氏的最大启发，是姚所提出的文章有阳刚与阴柔之分的观点。曾氏在姚的基础上，参照邵雍的四象之说，又将阳刚分为太阳、少阳，阴柔分成太阴、少阴四类。太阳代表气势，少阳代表趣味，太阴代表识度，少阴代表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