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民国人物见闻
我采访蒋介石
我于1927年跨进新闻界的大门，开始在北京国闻通讯社当记者，兼为天津《大公报》采访新闻。那时，北京还在“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统治下，而南方则由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直到1949年他被迫退往台湾，我以记者身分，看到他从兴起到瓦解的全过程。
但在我采访政治新闻的初期，主要是跑太原、广州等地，采访反蒋的内幕新闻，一次也没有去过南京。在国民党的“三巨头”——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中，只和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谈过三次话。蒋介石则仅在采访的公开场合见过屈指可数的几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1928年。那年国民党革命军北伐，“底定平津”。在此以前，日军为破坏北伐，悍然出兵侵占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屠杀我军民以万计，外交交涉员蔡公时遇害。
蒋为了“完成统一大业”，首次偕新婚不久的宋美龄夫人到甫改名为“北平”的北京。
他们的专车为了避开济南——还在日军占领下，从徐州折入陇海线，再由平汉路北上。
他们到北平那天，我随记者群前往采访。西车站——前门外平汉路车站前已搭好彩牌，车水马龙，欢迎者包括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北平政治分会主委张继等云集，自不必说。专车驶进站台，在欢呼声中，蒋手挽新夫人下车，检阅仪仗队，然后出站登车直驶北京饭店。
当年蒋还是一位年轻的总司令，蓄有短髯，军装外披着一贯的黑披风，风度翩翩，与新夫人恰是一对“神仙眷属”。
我在国闻社发了简单的新闻。当时，新闻界最活跃的“时闻社”社长管翼贤（后当汉奸）却着意描述宋美龄穿什么旗袍，着什么鞋，连他们坐的汽车号码也加以发表。他还买通了北京饭店五楼的侍役，蒋何时入睡，何时偕夫人外出，何时某要人谒见，谈了几分钟，都向他报告，时闻社按日发表了蒋的“起居注”。
第三天，蒋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又见了他一面。他出场时怒气冲冲，开头就说：“北平是几代古都，封建传统很浓厚，希望新闻界勿沾染旧习气，对女人评头论足的坏习惯是最要不得，这是对女性的侮辱……”“训斥”了一番后，没有多谈他此行的计划，只简单说要敬谒总理灵柩，告慰总理在天之灵。记者们也噤若寒蝉，不敢提什么问题。招待会就匆匆结束了。
蒋那次到北平，主要“回目”是西山谒灵，打算率同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其他重要将领，瞻拜碧云寺中山先生灵柩（那时南京中山陵尚在规划中），表示北伐大业已经完成。但由于他“一念之差”，或者说是“一念之私”，不仅使这一幕几乎无法“上演”，而且种下了以后多年混战的祸根。当时北伐的主力，是靠冯玉祥将军率领的第二集团军，蒋却竭力抑冯扶阎（锡山），不许第二集团军开入平津。几乎所有河北、平、津的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了阎系人物；只有北平市长一席，给了冯系的何其巩。冯忿忿不平，先以养病为名，逗留在豫北的百泉，几经电催，又在保定下车，说是要祭扫先人之墓。这样，预定的谒灵日期，一改再改。直至已“铁定”举行的那天，蒋、阎、李（宗仁）等已分头出发西山，冯才出站，乘车匆匆赶到。
最近，我带的复旦大学研究生贺越明同志，从旧报中搜集我过去所写的通讯，编次为通讯选，其中《碧云寺祭灵记》一篇中，有一段写道：“蒋介石总司令首先拾级而登，着新武装，罩以玄色披风，神采奕奕。随后者为冯、阎两将军。阎也着黄呢新军服，上将三星耀目，而冯则依然土布棉军服，一身尘土，脸色微黄，不掩病态。其后为李宗仁将军，青年军人气概。紧随他们之后，则有白崇禧、方振武、贺耀祖、张荫梧、楚溪春诸将军。……祭堂肃穆庄严，素烛高烧，香烟缭绕……”
蒋离开北平的前两天，我得知翌晨他将赴陆军大学（原北洋政府所设）对全体师生训话。我先半小时到西直门的陆军大学，访校长黄慕松，要求旁听，得其俞允。9时，蒋由黄陪同进入礼堂，全体起立致敬。蒋和前座的教官们一一握手。黄也介绍了我，也握了手。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和他握手。后来，黄就南下，受到蒋的重用。
蒋拙于言词，宁波口音极重，几乎每句都带有“这个、这个”。演讲约历一小时。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只有我一人，我详记此新闻及蒋演词大意，寄天津《大公报》成为“独家新闻”。
1932年初，我由《大公报》派往汉口，当特派记者历四整年。蒋在汉口设“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还在国外的张学良将军为副司令（旋即回国就任代行总司令职权）。蒋由南昌经九江乘军舰抵汉履任时，我曾到码头采访。码头戒严，文武百官毕集，自不待絮述。我还记得一事：当时汉口公安局长兼总部总务处长陈希曾，为蒋的后辈亲信（陈其美先生之侄，果夫、立夫之堂弟），在场指挥一切。不知因何事引起蒋的恼怒，突然松开宋美龄夫人的手，对陈踢了一脚，还加上一句“娘希匹”！我听到他这句口头禅，仅此一次。
他在汉口驻节的时间并不长（约三四个月就仍回南昌去了），而外间流传他的轶事却不少。举例言之，如他因鄂东军事失利，再度起用罢黜的徐庭瑶。召见时，徐呐呐絮述他指挥失机的原因。蒋不待他讲完，就拍桌子申斥“强辩”！因宁波口音，徐误听为“枪毙”，立即面如土色，两腿瘫痪。蒋见到他的神色，知道误会了，马上改口说：“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派你去当第一路军总司令，好好干！”徐才如梦初醒，喜洋洋地去重新带兵。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是在1946年初，他从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在上海露面。有一天，在三马路市府（原公共租界工部局旧址）大客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我当时还在《大公报》任总编辑。他讲些什么，记者们提出什么问题，我现在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文汇报》年轻记者唐海曾发问：“现在全国团结建国，请问主席，张学良将军何时可以释放。”我侧目看蒋的脸色立时煞白，怒容满面，后立的戴笠、唐纵等都两目射出凶光。招待会就此收场。
当晚，《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兄邀我（那时我还协助严照顾《文汇报》的事，翌年3月，才向《大公报》辞职，再主持《文汇报》）同去见张道藩，请其代为解释。张还一再说：“唐海不是共产党，你们能担保么？”
1947年5月，《文汇报》被封闭。翌年春，我冒险去港，筹备创刊香港《文汇报》，1948年三大战役以后，蒋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而南京政府旋即土崩瓦解，自然我和蒋再无见面的机会了。
从交易所到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上海有交易所，始于一九一八年，是日本人开设的，名“上海取引所”，设在上海三马路，经营证券和物品买卖，投机倒把，赚了不少钱。
那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不久，一贫如洗，和戴季陶一起在张静江家当清客。张是南浔富商，在巴黎开设豆品公司，并在浙江上海做贩运丝、盐的生意，那时和他的兄弟张澹如在沪设“张源恒盐栈”等字号，经营批发买卖。
一九一九年，戴、蒋等看到日商“取引所”为暴利之薮，乃向张氏兄弟建议效尤创办，于是由张联系当时上海商界“闻人”虞洽卿等，组织“协进会”，筹备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向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备案，一九二○年得到批准，即于是年七月正式成立。虞洽卿任理事长，闻兰亭、盛丕华、周佩箴、张澹如等十七人为理事。场内交易由经纪人经手，当时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为陈果夫，其老板为蒋介石；第四十五号经纪人为张秉三，他的老板就是张静江兄弟。经纪人在场内交易时，头戴白布帽子，帽上标明号码。所有这些，都是按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规定的。交易所开幕前，还办了一个“所员养成所”，请日本人山田等当教员，训练这些经纪人和其他职员。
这个交易所名为华商，实际上依旧是日本财团欺骗压榨中国人的机关，虞洽卿、蒋介石等实质上是当了买办，分享一些唾余而已。这个交易所的资本额定五百万元，分为十万股，开办时先收二万五千股，规定日方先出资八十七万五千元，约占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华方担任三十七万五千元，约占股额的百分之三十。事实上，当时虞、蒋等都未拿出钱，而是以日方的股款向银行押做了十几万元，作为华方的股款（全部为“协进社”所有）。
交易所的业务名义上是一切证券和物品，实际上买进卖出者主要为该所股票（称“本所股”）。当时上海游资充斥，都集中于股票，以交易所为弋利之所。从一九二○年七月到一九二一年中，“本所股”由每股三十多元逐渐上涨至一百二十元，除日商大获暴利外，虞、蒋等这些人也大发横财，他们抛进抛出，翻云覆雨，害得一些商人倾家荡产，跳黄浦江自杀的日有所闻，而他们自己却日进斗金。蒋介石、戴季陶在上海做交易所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天天吃花酒、坐汽车，俨然是富商了。
但好景不长，到一九二二年开春，“本所股”一度涨到二百多元后，就逐步回落，蒋等搞了一个“多头公司”，拼命买进，企图背城借一，甚至开了不少空头支票，以抵到期缴款，到是年二月，交易所内部空虚的真相已无法掩盖，“本所股”一泻千里，于是这个开张不到两年的交易所就宣告破产，“方卿原是旧方卿”，一度高车驷马的蒋介石，又回到了初到上海时的地位。
交易所破产前，虞洽卿曾集电日方股东告急，后来日方汇给虞一百万元，作为清理之费。蒋介石听到这消息，就纠集几个也破了产的经纪人，雇了一百个打手，准备在交易所开理事会时当场捣乱。这风声被虞听到，知道蒋有黄金荣为靠山，不可轻敌，于是找出当时法租界的“大亨”之一李征五出面调停，蒋提出条件，要二十万元清理债务后，从此不再在上海混，“开码头”到广东去，经往返磋商，决定由虞送六万元给蒋作为赴粤的旅费。蒋得到这六万元后，在大东旅社开一房间，把这些合伙的经纪人找来，碰杯庆贺，大家想和蒋分赃，哪知蒋趁他们酒醉昏昏的时候，从后门溜出，乘车直上了南行的轮船。直到一九二七年才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重来上海。在他重到上海以前，他的老朋友阿德哥（虞洽卿）曾赶往九江迎候，代表外国送了蒋一笔钱，作为蒋保护他们的代价，这笔钱当然不止六万元，而是八千万元了。而且，这八千万还仅仅是一笔“见面礼”而已。
蒋介石翻云覆雨的本领
一九二八年七月的碧云寺谒灵典礼（那时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还厝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后来迁葬南京中山陵），是国民党各派军阀“团结”的顶点。那时，我当新闻记者还不久，“躬与其盛”。蒋、冯、阎和李宗仁这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都参加。这次谒灵后，接着他们四个人又在北京小汤山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东北问题和裁兵问题。同年十二月，在南京举行第一次编遣会议。从此以后，文戏收场，武戏就开锣了。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蒋和桂系的战争，五月爆发第一次蒋冯战争。七月发生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十月又发生冯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发动的反蒋战争。接着，是一九三○年阎冯、汪（汪精卫）等在北平成立扩大会议，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一九三一年夏又有广州成立反蒋的非常会议，直到是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军阀间的大混战才暂时告一段落。以上所举，还只是他们演出的几出大武戏，至于由蒋导演、串演的小规模武行戏，那就举不胜举了。
蒋、冯、阎之间的火并，主要由于蒋的排除异己，联甲倒乙，其导火线是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蒋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表面是裁减军队，减轻国库负担，实际上是要扩“编”自己的实力，“遣”散别人的部队。当时，论部队的训练和实力，首推冯玉祥部。在编遣会议上，冯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的方案，而蒋则授意阎另提一方案，主张第一二三四集团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中央编遣区，也编十一个师。这个方案，当然最有利于蒋介石的扩充实力，最不利的是冯，冯因此托病离开南京，编遣会议无形解体。
分裂的另一个导火线是平津的地盘问题。北伐军打下平津，主要靠冯玉祥的力量，蒋原来答应平津打下后交给冯玉祥，但一九二八年五月蒋、阎在石家庄会谈后，忽然变计，决定把平津和河北省的地盘交给阎，宣布阎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冯系只由何其巩担任北平市长。
这两件事，是以后连年军阀混战的主要根源。
蒋所以能够风云际会，爬上“最高领袖”的地位，建立他的王朝，主要就靠他在交易所学来的一套买空卖空、多头空头的本领，加上江浙财阀的捧场，外国的撑腰。
他在国民党内部，先是利用汪精卫，挤走胡汉民，一九二七年又利用胡汉民，对抗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把胡囚禁汤山，重新接纳了汪，一起搞所谓“安内攘外”，实质上是坚决对日妥协的勾当。抗战期中，他纵汪投敌，和汪一起串演“曲线救国”的双簧。他这样朝云暮雨，朝三暮四，正像他当年做股票买卖一样，忽而抛空，忽而大批收进，“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是对他当时当地有利。
他搞军队，也靠这套本领。北伐的时候，他的嫡系部队并不多，而且质素很差，虚有其表，北伐军攻下武汉，主要靠叶挺所在的铁军；攻下南昌、南京，也主要靠第四军和程潜的第六军，蒋嫡系的第一军从福建、浙江到上海全部是“跟进”的，根本没有打什么硬仗。
当时的军事头领中，论实力，除阎锡山以外，都比蒋强，但在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的三年军阀混战中，一个个都被他收拾过一次到几次，都不断削弱下去，最后都无法单独和他对抗。他靠的什么？首先是靠拥有江浙的地盘，据“中央”的名义，经济力量比较雄厚，有外国的支援，江浙财阀的捧场，他用这些钱去进行分化敌人。
一九二九年初蒋桂战争前，桂系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特别是白崇禧在冀东大批收编了张宗昌残部，李宗仁赶走张发奎、唐生智控制武汉以后，从两广、两湖一直到河北省东部，控制了半壁天下；而且由于冯那时因编遣问题，和蒋翻脸，冯与桂系也有一定的默契（李宗仁曾派代表到河北辉县的百泉村去访冯，约定共同倒蒋）。但在长江中下游蒋桂军开始接触前，蒋派要员到冯当时“养病”的华山，甘辞重币，请冯“拔刀相助”，许冯于打败桂系以后，把两湖的地盘给冯。冯当时也想“坐山观虎斗”，派韩复榘带兵从河南南下，等待“接收”武汉。正在这时，蒋走了另一着棋，收买了桂系的李明瑞部，从内部倒戈，使李、白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蒋、冯的火并，也因蒋攻破了冯的内部堡垒而告一段落。蒋全力争取和收买的目标就是韩复榘和石友三。
韩、石都是跟着冯一步步从士兵升到军师长地位的，那时韩已当上河南省政府主席，石也当了师长兼总指挥。冯平时对待部下是很严的，中下级军官犯了纪律都要打军棍。像韩、石这样的“方面大员”，见了冯都不敢坐着讲话。韩当上河南省主席后，曾在洛阳娶了一个女伶妾，被冯听到了，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石友三当上军师长后，成天瞒着冯打牌吃花酒。总之，那时冯的高级将领中，很有一部分人像被管束惯了的顽皮孩子一样，一旦羽毛丰满了，从西北的苦环境走进中原和平津等大中城市，接触到花花世界，看到蒋的军政人员的腐化生活后，都不免垂涎三尺，有的就偷偷地“学习”起来，像石友三那样的人，一经接触这种腐化生活，就不知伊于胡底，小老婆搞了几个，大烟也抽上了。他们见到冯这个严父式的老上司，真如芒刺在背，时刻想从他的手掌里跳出去。
蒋介石在冯、阎等的部下，早布置有密探和特务，他了解到冯的内部有这些矛盾，就抓住机会，充分施展拉拢分化的手法。一九三○年三月，冯派韩率领十三万大军从河南直趋湖北，和蒋部“夹击”桂系（实际是冯要蒋履行诺言，让予武汉的地盘），当韩部开到广水时，桂系已由李明瑞的倒戈而瓦解，已搞到了武汉，蒋电邀韩到武汉见面。韩到汉口后，蒋设盛宴款待，宋美龄亲自招待，敬酒夹菜，把韩搞得晕头转向。当时，就由蒋伯诚从中拉拢，送给韩二百万元，另外，还答应以后每月给以“协饷”六十万元。同时，蒋也派人送给石友三一百万元，答应以后也每月送六十万元。就这样收买了这两个人。到是年五月冯揭起“讨蒋救党”的旗帜后，韩即率部由陕县东开，宣布就任蒋委任的西北军总指挥，石也率部由南阳东移豫东南，脱离冯的指挥，宣布就任蒋委任的十三军军长。听说那时冯正在华阴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量讨蒋军事计划，他在会上还很有自信地说：“以前由于我离开部队，张之江和鹿钟麟意见不合，以致不得不退出南口，大家吃了几年苦。这次的军事，由我自己主持，不会再发生这类的事了。”正讲到这里，忽报韩、石投蒋，率部东开，冯当时长叹一声说：“全盘计划都完了！”说罢，泪如雨下。
蒋介石凭他在交易所练就的这一套功夫，善于选择时机，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又善于使用挑拨、分化、收买等十八般解数，从内部瓦解最主要的敌人。当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时，即使是他最切齿的敌人，也不轻于下手；不仅如此，他还会利用这些敌人的力量去打击另一批敌人。他明知李、白、冯、阎等都是坚决反对他的，他也决心要一一把他们吃掉才甘心，但他自审力量有限，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敌人都打倒，于是就利用他们之间的弱点和彼此的利害冲突，争取一些敌人作为暂时的朋友，利用他们来消灭当前主要的敌人。从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先利用冯玉祥打垮桂系，又利用唐生智打败冯玉祥；冯失败后，唐生智联合石友三反蒋，蒋又收买阎锡山，出兵夹击唐、石。在阎锡山最后不得不公开揭起反蒋的旗帜以前，蒋又利用冯部对阎的愤恨，挑起他们起来反阎，要不是冯从太原秘密赶到潼关，说服部下，亲自主持讨蒋的军事，蒋介石很可能又利用冯的部下把阎消灭了。
和蒋经国先生的交往
我因职业关系，过去和蒋经国先生有过一段交往。有些读者来信，希望我介绍一下这位“台湾当局”。现不揣愚陋，就谈个梗概吧。
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被称为“四公子”1之一；到了20世纪40年代，蒋经国也以“太子”闻名，两人的出身似乎颇相似。所不同的，张年轻时，一帆风顺，进入中年，思想、识见日趋成熟时，忽然被迫从政治舞台退隐了；蒋则在青年时代历经坎坷，以后就步步上升，现在早已继“老蒋”之后，成为台湾的“最高当局”了。
谈“小蒋”，该先从“老蒋”谈起。
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称沪军都督。蒋介石和他后来的挚友张群、黄郛等人，都是都督府的得力干将。不久，陈即下台，1915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和陈立夫因世交关系，一直受到蒋的提携。
也正在辛亥那一年，蒋的大儿子经国出世。翌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所以，经国比民国大1岁，现在已经75岁了。
1920年，他到上海，就学于当时有名的万竹小学（是现在的重点学校南市区实验中心小学的前身）。当时，蒋介石正追随孙中山在粤工作，托在沪经商的陈果夫就近予以照料。1924年他在万竹毕业后，曾一度入梵王渡路的圣约翰中学读书。
先是，列宁曾派代表于1922年来华与退居上海的孙中山联系，孙先生为避反动派耳目，派廖仲恺去日本温泉与之秘密商谈，开始酝酿实行“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翌年8月，蒋介石奉派赴苏，考察军事，年底归国。那时，孙先生已驱走军阀陈炯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命廖仲恺与蒋一起筹设黄埔军官学校，廖任党代表，蒋任校长。
那时，有不少人准备派自己的儿子赴苏留学，蒋亦为其中之一。
因此，15岁的蒋经国，于1925年初赴北京，住在吴稚晖家里，补习语文，经过约半年的联络、准备，才辗转经海参崴、西伯利亚到了莫斯科。就在那年3月，孙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为了纪念他，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改称中山大学，蒋经国就入这个学校学习。
不到两年，一场灾祸突然降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反共反苏，使这个17岁的青年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被贬到西伯利亚当列兵，在这冰天雪地里，被折磨了好多年，1935年，同矿场女工费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1937年中国抗战前夕，他获准回国。在苏联一共经历了13个年头，可以说：“困苦艰难，备尝之矣。”
回国后，他父亲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曾国藩）家书》这类的古书。算是“补补课”，或者也可说是“洗脑筋”吧，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
上海沦陷后，才把他调离故乡，先在南昌做些一般工作，1938年被任命为赣县县长。翌年，升任赣南专区行政专员。直到1944年日阀发动湘桂战争时，才被调到重庆，任“青年军”政工班主任。
他在赣南，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仿佛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沙漠里的“绿洲”。
就在这段期间，我和他认识了。
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馆拜访。通名之下，才知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30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犹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多钟头了。”我惶惑地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岗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36，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受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看访朋友，知道蒋早已到渝，而且也在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1945年春，他曾随宋子文（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赴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了外蒙古问题，他还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谒见斯大林。听说，斯大林曾对他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进步会比任何国家都快，中国人民是很优秀的。”又说：“一切在于国力，什么条约都是靠不住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任为东北外交特派员，曾和苏方多次折冲。以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做他父亲的得力助手。
那时，我先任复刊后的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不久又重回《文汇报》主持“笔政”，宣传民主，反对内战，和他所走的道路南辕北辙，自然不会再见面了。
1948年金圆券发行时，上海《文汇报》早已被封，我已赴香港创办和主持《文汇报》，曾对金圆券出笼的内幕尽情揭露，算定它的寿命不长。蒋奉命任上海经济专员，曾大张旗鼓，声言要雷厉风行大打“老虎”，而真正的“老虎”如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之流，却乘机倒买黄金、外汇，大发其财。金圆券这个怪物，果然不到三个月就“寿终正寝”，他也只得偃旗息鼓，转移阵地。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在“三大战役”后急转直下，南京政府土崩瓦解，蒋介石于1949年1月宣告“下野”。他陪着他父亲退居溪口，历涉故乡的名胜、山水，直到4月底才离开。那时，百万雄师已渡江驰骋于江南平原。他们父子在上海解放前夕离沪，还去舟山、定海等处作最后的勾留。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
30年来，云天阻隔，只知道蒋经国的权位日益上升，由行政院副院长而院长，最后继蒋介石任国民党总裁和“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最高权力的“台湾当局”。而海外传来消息，说特别在他当政以后，台湾的经济颇有“起飞”，与韩国、香港、新加坡并称亚洲的四只“小老虎”。看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和传来的有关他的一鳞半爪的言行，似乎他比老蒋灵活些了。
作为一个有过一段交往的旧相识，我对他颇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他是否能在晚年，把台湾海峡这条隔绝的绳子抽掉？他还可以及时回来看看大陆的景色，重新欣赏四明的山水，和故乡父老重叙旧谊呢！看他青壮年时的经历和他强烈的民族感情，看内外情势，我以为是可以做得到的。
听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不向历史交白卷》。我很欣赏这个命题。作为一个有抱负、有骨气的中国人，向历史交的卷子，我认为，首先应该“写”出为子孙万代打稳基业的“文章”。
今天的中国，是站起来了，和旧中国，是不能相比了。这已为国内外亿万同胞所共睹。但应该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的国力，还不够雄厚。
如何争取时间，将国防和国民经济各部门，都以现代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把国家建设得更富强，使人民生活得更自由、富裕，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今天的头等大事。在这一极其光辉的考卷面前，过去的是非、恩怨、荣辱，算得了什么！
我觉得，就大陆这边来说，35年来所走的道路，虽然有曲折，但总的说来，是走的“阳关道”。我们并不说那边走的就是“独木桥”；反过来说，也应如此。这些，不妨留待历史来评断，继续让事实来考验。根本的一点是，我们都姓“黄”，都是炎夏的子孙，是骨肉同胞，应该在共同的民族旗帜下，共同“写”好这篇急不可缓的“文章”。在祖国统一这个大前提下，其他的枝节问题就好办了。不妨有一段时期，各行其是，互相观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也就是邓小平主任最近在会见美国专家和学者时所说，中国统一以后，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可以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双方互不伤害。这样，力量不仅不对销，而是一加一等于二，更加强大。待到水到渠成，自然万流归宗。到了那个时候，大家可以自豪地说，对历史交了一份辉煌灿烂、情文并茂的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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