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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传记 女性人物
王光美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知识女性，她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夫人，她是共和国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她是中共历史上最大冤案的受害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推出《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一书，记录了王光美与刘少奇研究专家黄峥的对话。黄峥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多年来对王光美作了系统、条理的访谈，将之记录整理成书并经王光美亲自过目定稿。书里还收录了部分刘源的口述，他经常陪同王光美接受采访，不时补充一些历史细节，以作为王光美回忆的补充。书中附有刘少奇、王光美家属提供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其中相当部分属首度公开。这也是王光美生前唯一一次对自己人生历程所做的系统回忆。本书书名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题写。
《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对刘少奇、王光美生平、思想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都有重大的意义。王光美的口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内容时间跨度很大。回忆内容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讲述的重点，可以说，这些回忆从她的视角再现了毛泽东时代的侧影。
2、涉及人物众多。王光美以刘少奇为中心，也谈到了大批党和国家重要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彭真、贺龙、陈毅、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林彪、陈伯达、高岗、饶漱石、江青、康生的形象在回忆中都有生动的展现。与此同时，王光美还回忆了一些国际友人同我们的交往。
3、涉及重大事件多。北平解放、开国前后、斯大林逝世、高饶事件、中共八大、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包产到户、北戴河会议、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党史、国史研究者以及广大普通读者关注的重要事件，王光美都有详细的回忆和解说。
4、冷静、严谨，不以个人得失来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王光美谈到了一些人和事，她没有把自己的视野和观点局限于个人的层面、范畴，而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尽最大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对这些人和事进行分析。
该书还展现了王光美崇高的精神世界。虽然饱受磨难，但她对爱情的执着、对信仰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挚情都从未改变。
她是一位好妻子。自从选择了刘少奇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她就将自己同丈夫的事业融在了一起。即使在刘少奇同志和整个家庭处于逆境之际，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用王光美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君同舟，风雨无悔！
她是一位好母亲。为了分担刘少奇的压力，支持刘少奇的工作，王光美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深爱着每一个子女，无论她和刘少奇亲生的孩子，还是刘少奇前妻的孩子，她都视如己出。每一个孩子从她那里都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
她更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共产党员。她出身名门，但并不柔弱。自从选择了革命道路，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坎坷，遭到多少误解和折磨，她都从未动摇过对理想、信仰的执着，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
黄峥，江苏省启东市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71年11月起在安徽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工作，1979年3月进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1980年9月毕业后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历任刘少奇研究处处长、第二编研部副主任、当代文献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少奇研究分会副会长等职，1995年获研究员职称，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作品有：《刘少奇一生》《刘少奇传》（两卷，副主编）、《刘少奇年谱》（两卷，副主编）、《刘少奇研究》《王光美访谈录》《刘少奇大辞典》（主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编著）、十二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总撰稿）、十二集电视剧《刘少奇故事》（总策划）、十五集电视剧《刘少奇的国事家事》（总策划、编剧）、大型传记性画册《刘少奇》《薄一波》《万里》《荣毅仁》《王光英》（主编或副主编）等。
我和少奇共同生活近二十年
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少奇要我跟他走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难忘的结婚“仪式”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从西柏坡到香山
少奇第一次上我家
陪少奇去天津视察
在天津的二十八天
关于“四面八方”政策
女儿平平出生
少奇秘密出访苏联
允斌、爱琴从苏联回国
开国之初
捷克大使夫人送的花瓶
1951年冬去南方休假
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
我第一次去苏联
少奇没能参加悼念斯大林活动
所谓“擅自发出文件”问题
关于高饶事件
少奇当选全国人大首任委员长
中共八大前后
少奇1956年访问苏联
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毕业生
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1959年庐山会议
在海南岛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
江中遭遇龙卷风
少奇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1961年湖南农村调查
借宿王家湾猪场
参观韶山毛泽东主席旧居
在天华大队十八天
少奇四十年后重回故乡
再见家乡父老乡亲
祭扫母亲和看望姐姐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东北林区调查
七千人大会
陈云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关于“包产到户”
1962年北戴河会议
出访东南亚之前江青约我谈话
宋庆龄和我们一家的友谊
访问印度尼西亚
访问缅甸
访问柬埔寨
少奇和胡志明的友谊
从西楼搬家到福禄居
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四清”运动开始了
少奇要我下基层
我到桃园大队参加“四清”
关于“桃园经验”
制定《二十三条》前后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
访问巴基斯坦
《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围绕工作组的争论
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不堪回首的岁月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得到人民信任是最大幸福
附录
王光美年表
后记
光映日月 美留人间
——印象王光美
不堪回首的岁月
少奇受到的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折磨，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为了党的利益，“文革”开始时，少奇同志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开脱别人。后一段，他努力想使干部早点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当时，少奇同志面对的是他所热爱的群众，他不能与之对立；对他爱护的干部不能说好，对他仇恨的奸臣又不能痛骂。看到党和人民受到灾难，他无能为力。在他的一生中，最后这一段，是最严酷的考验，最艰苦的斗争。
黄峥：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王光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
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有一天，陈伯达约我到钓鱼台谈了一次话。他没有讲什么重要问题，只是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事，还讲了一位“秀才”怎么去见情妇的逸闻。我以前在一些事情上帮助过陈伯达。他这次找我谈话，好像是因为随着运动的进展，马上要批判我了，他用这种方式答谢我一下。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他的检讨，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的，尽管他思想上并没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作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作了决定，或者在作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作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黄峥：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说过：“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大批少奇、小平同志，把问题越搞越大。
王光美：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黄峥：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好像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并把这一口号推向全国。
王光美：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少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
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少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民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我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
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
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1967年1月份，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几次勒令少奇同志去作检查。少奇给毛主席写信请示：“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主席将这封信批示给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总理很快找建工学院的造反派谈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
就在这期间，戚本禹却指使中南海一些人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几次到我们家批斗少奇和我。造反派让我们低头弯腰，叫少奇同志背语录本上的某页某段。少奇同志回答说：“要我背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主席的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起了什么作用？随便哪一篇我都能回答你们，我是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主任。”少奇的话噎得造反派哑口无言。他们只得把少奇赶走，单斗我一个人。
1967年元旦以后，造反派几次来批斗、质问少奇。少奇同志在回答问题时，总是站在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看到许多老干部被打倒，他痛心地说：“这些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搞损失太大了。”他多次表示：只要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我可以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理。
1967年1月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以后，少奇同志明显地消瘦了。不知为什么，报纸上批判经济主义，又莫明其妙地扯上少奇。少奇看后说：“现在批经济主义是什么意思？我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又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回乡种地嘛！早点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少受损失。”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还问平平的腿好了没有？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具体推荐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写的《机械人》。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刘源：大概就是那段时间，有一天，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在路上遇见亭亭，对她说：“毛主席找我爸爸谈话了，要他‘为革命当黑帮’。”亭亭回家在吃饭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了，我也在。妈妈不大相信，追问亭亭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是那样说的吗？爸爸说了一句：“她哪儿编得出来？”
王光美：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大约1月16、17日，中南海电话局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要拆少奇同志办公室的电话。这部电话是少奇同志同周总理、党中央联系的唯一工具。少奇很生气，不让他们拆，坚持要得到总理或主席的批准才能拆。来人只好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两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电话强行拆去。
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刘源：有一阵子，是我去医务室为爸爸妈妈取药，包括安眠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吃安眠药才能人睡，而且用量比较大，但医务室不多给，总是不够。有一天妈妈开了个单子，让我到街上买药，大概有五六种，其中也有安眠药，舒乐安定之类。我去了同仁堂等几个药店，还是没有买齐，只买到三种。但安眠药倒是买来了，一共六瓶，回来交给了妈妈。那时我和郝苗叔叔住一个屋子，饭后坐在床上聊天，我就说起上街买药的事。郝苗问买什么药，我说安眠药最多，六瓶。郝苗一听大惊，责备我说：“你怎么干这傻事呀？”我愣了，说：“我怎么啦？”一时没醒过神来。等我明白后，吓了一跳，立时觉得浑身发麻，赶紧跑去向妈妈要药。妈妈明白了我的意思，说：“爸爸妈妈不会走那条路的，你放心。”可我还是不干，坚决要求把安眠药拿回来，我说：“药我拿着，你们要，我随时给。”
黄峥：毛主席在1967年2月中旬还讲过，九大时还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我的分析，1967年3月份以后，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逐渐被江青一伙所控制。毛主席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王光美：1967年3月份，一份造反小报揭发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少奇讲过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看到后，于3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4月1日，各报刊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大肆攻击污蔑少奇。少奇同志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有一天，我们家的一个卫士不知为什么事一生气，把家里几个房间的门都锁了。平时，我们家的房门都不锁，对身边工作人员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弄得我们进不去卧室。少奇同志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秘书送去。信上说：我看了中南海的一些大字报，感到很不安，这里是中央所在地，很不严肃；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他们已经把我当敌人了，怎么办？第二天收到了总理的回信：“少奇同志：要克制自己，好好休息。你提出的问题，我已报告了毛主席。”
4月6日晚，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身边工作人员成立了“南海卫东造反队”，到少奇同志办公室，面对面地质问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要求写出书面材料。他们还要少奇同志改变作息时间、打扫卫生、自己打饭等。4月13日，他们见少奇还没有写出书面交待，再次批斗了少奇。少奇在回答问题时争辩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当问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时，少奇发了脾气，说：“提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他们还问，这事是中央谁批准的？少奇说：是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毛主席也知道。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由于改变作息时间，安眠药给得少，少奇同志几天没有睡好觉，再加上这件事的刺激，4月8日晚上突发神经性昏厥，面色青灰，嘴唇发黑。我赶紧通知门诊部。大夫来给了几片药。少奇几个小时后才恢复。
……
光映日月美留人间
——印象王光美
2006年金秋10月明媚的一天，王光美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仿佛看见，她披着金色的阳光，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驾鹤西去了。
早在1983年11月，我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名工作人员，随同她去湖南、江西，参加刘少奇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此后我又多次随同她外出，平时在北京也经常见面。这中间，我多次听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回忆和少奇一起工作、生活的情景。1998年中央电视台摄制大型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作为总撰稿，又对她作了系统采访。当我将这些内容整理成《王光美访谈录》（即《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于2006年初公开出版的时候，社会反响之强烈出乎我的意料。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报道。《新华文摘》总编辑张耀铭先生在安排转载的同时，特地给我来信，称赞《王光美访谈录》“颇为大气，内容丰富；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我想，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反映，不仅因为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节，更重要的是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感人故事的真实的王光美。
《王光美访谈录》刚出版的时候，光美的身体还不错。她高兴地亲笔签名将书送给一些亲友，其中特别为我签了一部分。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半年多，她娓娓而谈的亲切面容还在眼前，人却与世长辞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就在她去世十天前，我去北京医院看她。当时她已经处于昏迷状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但脸色安详，没有痛苦表情。这使我不免存有一线希望，期待能出现化险为夷的奇迹，就像她曾经度过的许多磨难一样。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令人非常欣慰的是，党和人民给予光美很高的评价。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前来悼念。无论是设在医院的灵堂，还是在八宝山遗体告别现场，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向这位可敬的老人作最后的送别。熙熙攘攘的吊唁人群，重重叠叠的花篮花圈，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人们说，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浏览网络，相关的消息、议论铺天盖地，对光美赞赏有加，好评如潮。在网络舆论如虎口的今天，这样的结果实属难得。
刘少奇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最大的痛苦是被人民误解。”说来也巧，光美晚年从事的事业就叫“幸福工程”。应该说，她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得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我重新翻阅《王光美访谈录》，回味她所谈的件件往事、幕幕情景，不禁思绪万千。我在想，她身后留给这个世界、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或者说，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梳理时空交错、头绪纷繁的图文信息，她的形象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她是一个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的人
这是光美留给我的深刻印象。众所周知，共产党是靠领导穷人闹革命打下红色江山的。革命队伍里大多数人出身贫苦，可王光美不是。她出身的家庭，可谓名门望族，既有社会地位又有钱。但她自从加入革命队伍，特别是成为共产党员之后，完全接受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从此矢志不渝，从未动摇。
“文革”开始不久，她就被捕入狱，身陷囹圄长达十二年。她向我描述过狱中的情景：一间很小的单人牢房，牢房铁门的上方是监视的窗口，下方是递饭的窗口。平时每天就是在床沿上枯坐发呆，还必须脸朝门口，不准躺下，不准靠墙，前后左右“四不靠”。伙食一般就是窝头、玉米面加白菜、萝卜。可气的是每次给的量没准儿，要么少得不够吃，要么给得特多，又必须吃光。最让人感到受辱的，是大小便也会有眼睛监视着。这对一个从小生活在优越环境的女性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折磨！挨过这可怕的十二年，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就是那样恶劣的环境和难熬的岁月，她对党和人民的信念始终坚定。面对沉重的打击、天大的委屈，她不低头，不服软。她一直记着她深爱的丈夫刘少奇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光美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总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所以我决心不管遭受多大的冤屈和磨难，也要坚持活下去。”
就是凭着这种坚韧的信念和意志，她挺过来了。
她是一个爱情忠贞、情谊深长的人
在访谈王光美的过程中，我不时被她对刘少奇的痴情所感动。
光美说，她在遇到少奇之前，虽然不乏追求者，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自从和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光美对丈夫可谓一往情深，忠贞不渝。为了支持少奇的工作，她放弃了自己物理、外语方面的专业，一心一意做好少奇的秘书。少奇喜欢吃什么，她也跟着吃什么；少奇习惯夜间工作，她也陪着熬夜，几十年如一日。少奇平常讲话带有很浓的湖南口音，家里人都听不大懂，只有她心领神会，所以少奇和孩子们谈话还要她翻译。
确实，在光美的观念中，少奇的事业就是她的一切，为少奇工作就是她的全部。少奇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是她时刻牵挂心头的大事。1963年11月，刘少奇要她去基层参加“四清”工作队。光美对我谈到她当时的心情：“想到这次下去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从没有离开家这么长时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我不在了谁能照顾好他呀？没人提醒他及时穿衣戴帽，他是很容易受凉感冒的！夜间起来摔倒了怎么办？”可事已至此，送她出发的汽车就在门外等着，她只得含着泪，咬咬牙，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怕什么偏来什么。一天，光美在乡下突然接到刘少奇卫士长的电话：“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当时她接到电话，脑袋顿时“嗡”的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可是，当地不通公路，没有汽车，她一直到傍晚也没有弄到回北京的车辆。听说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她立刻心急火燎地跑到那里，向机场领导请求帮助。机场领导一听，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她送回了北京。
“文革”当中，刘少奇和她受到诬陷迫害。不管社会上怎么说，她坚信丈夫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绝不会是坏人。无论是在造反派面前，还是在批斗会上，她都尽力为丈夫辩护。
1967年8月5日，是造反派批斗刘少奇夫妇最凶狠的一次。光美遭到造反派的拳打脚踢，但当她瞥见另一侧的少奇被挤打得东倒西歪时，对造反派的愤懑和对丈夫的爱怜刹那间一齐涌上心头，她猛然从造反派手中挣脱出来，不顾一切地冲到丈夫身边，紧紧抓住少奇的手，死死不放……
她对少奇的绵绵情谊，到晚年更历久弥深。在她的客厅里、卧室里，一直都挂着少奇的遗像。她对我说：“我的房间里挂着少奇的照片。有时候我仿佛感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不倦地工作。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她是一个胸怀宽阔、性格开朗的人
王光美确实有着令人着迷的人格魅力。我十分敬佩她的性格：实在、爽快、豁达。每次见面，她总是脸上挂着笑容。每每谈到国家发展的好形势，谈到子女们的出息，或者听到高兴的事、有趣的话，她会很开心地笑，甚至爽朗地大笑。她长期生活在高雅的上流社会，却也饱尝了多年的铁窗生涯，但她能以坦然、宽容的心态面对，从不怨天尤人。
光美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其落差之大，难得有人能和她相比。为了投身革命，她从生活在大城市的“大宅门”，飞行几小时之后骤然到了黄土高坡的窑洞土炕；“四清”运动中，她从警卫森严的中南海，一下子住进农民家里；“文革”开始，她更是从国家主席夫人，莫名其妙地沦为阶下囚。这样巨大的反差，她竟能很快调整心态，尽量适应新的环境，可以说经得起富贵，受得了贫贱。
她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可高可低、荣辱不惊呢？我想，这是由于她生性乐观、坚韧，特别是在她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就把自己的生命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所以能客观看待历史，积极面对未来，而把个人的恩怨得失抛在一边。
她平反恢复工作后不久的1983年11月，我随她去湖南。在长沙参加完正式活动，她就提出要去韶山。我们都跟随她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她还向我们回忆1961年陪同少奇第一次来参观时的情景，并且高兴地同故居工作人员和参观群众一起合影。随后我们又去了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一路上她很注意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发表意见，维护毛泽东的威望。
回到北京后，她听说毛泽东、江青的女儿李讷一个人生活比较困难，便带着一些日用品上门看望，问寒问暖。她还多方托人关心李讷的婚事。后来李讷结婚，她非常高兴，特意送了礼品。2004年6月，她和儿子刘源、女儿刘亭一起，约请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及其子女，在北京京都信苑饭店聚会。在光美作为两家唯一健在长辈的慈爱光环下，毛、刘两家的后代相见甚欢，亲如一家。其氛围之和谐，令人感动。
目睹中国改革开放的喜人局面，光美赞赏不已。她始终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完全符合少奇的治国理念，是将少奇的遗愿变成了现实。因此，她不顾年迈体弱，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国家发展事业。无论是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常委，还是连续十年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她都尽心竭力，以自己的声望和智慧服务社会。她以七十多岁高龄，为“幸福工程”四处奔走，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贫困母亲这一弱势群体，并且拿出年轻时下乡搞土改的劲头，先后到陕西大荔县、福建安溪县、河南三门峡、北京郊区门头沟等地的贫困母亲的家里，给她们送去温暖和帮助。这一切，在她做来是那么的自然、由衷。每次她向我谈到这些，都会露出醉人的笑容。
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生活简朴的人
有一个广为传颂的真实故事：1959年的一天，国家主席刘少奇紧紧握住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你淘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少奇的这种平等观念、平民意识，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光美。她早已把自己看作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在日常交往中，她对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热情相迎，真诚相待。
时传祥的妻子崔秀庭是一位农村妇女，后来从山东老家随儿子迁来北京。光美和她亲如家人，前些年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去看望崔秀庭，还特意在除夕之夜登门和她一起包饺子过年。
从1958年起在刘少奇家带小孩的保姆赵淑君，也是一位农村妇女。少奇平反后，光美立即把赵淑君找了回来，让她住在自己家里，同她姐妹相称，把她当成自己家庭的一员。赵阿姨如今仍住在光美卧室斜对面的那个房间里。光美的孩子们继承母亲的传统，像以前一样关心、照顾她。赵阿姨已年过八十，身体各种毛病也多起来了。孩子们为此特意安排小保姆侍候她。
和光美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在她身上看不见贵族小姐的影子，看不见国家主席夫人的架子。我在认识她以前，看过刘少奇和她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电影。电影中她的形象雍容华贵，光彩照人，其中有她穿旗袍、戴项链的镜头。我当时便以为生活中的王光美也是这个样子，想象她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架势。其实大错特错。
每次和光美交谈，都非常轻松愉快。她待人谦逊随和，生活简单朴素，彻底颠覆了我原先的想象。二十多年来，我和她经常见面，从没有见过她化妆、戴首饰、穿旗袍。早几年，她的穿着几乎没有变化，总是蓝外套、白衬衣。改革开放以后她的衣服色彩稍多了一些，但也都是很一般的式样、料子，有时穿的还是女儿淘汰下来的衣服。她吃东西也很普通、随便，有什么吃什么。有几次在她家谈话正赶上吃饭的时间，她便留我一起吃。一般晚饭是稀饭、包子、烤白薯和小菜，中饭往往是一种类似“东北乱炖”的汤菜和米饭。记得吃得最好的一次，是从外面买回来一只烤鸭。
光美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经常要去全国各地。她外出不爱游山玩水，对于那些亭台楼阁、宫殿庙宇没有什么兴趣。她喜欢去的地方，是工厂、农村、学校等等老百姓工作生活的场所。
光美说，她有个怪脾气，就是不喜欢摸钱，对钱的多少没有概念。她辅仁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每次通知她去领薪水，她竟很不好意思，也不问多少，低着头拿了就回去交给家里。
她也没有攒过钱。当年，刘少奇的工资四百多元，她一百多元。每月领到工资，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将几项固定开支付掉：交给卫士组一百元，用来为少奇买香烟、茶叶和一些小日用品；交给厨师一百五十元，作为全家一个月的伙食费；交给她母亲一百三十元，由她母亲统一安排家里五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付给赵淑君阿姨工资三十元；上交少奇、光美两人的党费二十五元；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等四十多元。这些基本开支就去掉四百多元。这还不包括添置一些大的用具、衣服和接济亲友。所以，在王光美当家的日子里，根本没有积蓄。有几次，报纸和出版社曾给刘少奇发来稿费，但少奇不让留，全部上交了。
光美继承丈夫的做法，前几年出版《刘少奇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所得稿费也全部上交了。不仅如此，她还总想捐钱。她担任“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不久，就把她母亲留下的六件古董拍卖后捐了。以后她又多次捐钱捐物，但她总感到捐得不够，常为自己没有东西捐感到遗憾。一次，女儿刘亭因银行卡挂失在家里打了个国际长途电话，她听到后说：“这个电话是公家配给我的，你打长途应该交费。”女儿见她这么认真，就笑着把身上的五百美元给了她。光美隔天就把这五百美元捐给了“幸福工程”组委会。
“一滴水可以映射出太阳的光辉。”光美留给我们的，是平凡而光荣、朴实而美好的印象。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她不愧是中国杰出的、深受人们爱戴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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