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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

作  者:[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 著

译  者:蔡静仪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年06月

定  价:49.00

I S B N :9787510094774

所属分类: 历史  >  中国史    

标  签:历史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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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讲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统治中国的十年间,以江浙财阀为首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之间金钱与权力的联合,以及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与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蒋介石初入上海时,为了获取资金开始寻求上海资本家的支持。但随着南京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上海资本家采取政治抑制政策,以及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绑架勒索,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开始走向对立和斗争:他们依靠宋子文谋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反对国民政府巨额的财政要索和军费开支。然而,在国民政府的政治抑制和经济打压下,上海资本家被迫沦为政府的附庸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TOP作者简介

  帕克斯·M.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美国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1975—1976年在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执教,1976年至今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任历史系教授。著有《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日本新秩序下的中国资本家》等专著。

TOP目录

推荐序:一个阶层的速朽

第二版前言

序 言

 

第一章 上海资本家的起源和发展

 上海资本家的组织和政治权力

 国民党统治前夜的上海资本家

第二章 国民党到达上海,1927—1928年

 蒋介石和上海资本家的联盟,1927年3—4月

 蒋介石辞职与1927年秋季中国资本家的暂时喘息

 对上海资本家压力的再次恢复,1928年1—6月

第三章 宋子文和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

 宋对上海资本家的政治动员

 上海资本家的政治行动

 压制上海资本家

第四章 宋子文的财政政策

 宋子文的赤字财政政策,1928—1932年

 上海的金融家和宋的赤字财政政策

 上海银行业的机构和宋子文的合作政策

 宋和工商业资本家的关系

第五章 宋子文和上海银行家,1931—1933年

 广州的分裂运动和上海公债市场

 上海公债行情的暴跌,1931—1932年

 孙科政府和上海银行家

 宋子文复职和整理公债

 宋子文与蒋介石在政策上的争执

 上海银行界反对军费开支的斗争

 宋子文反对赤字开支失败

 宋的抗日经济计划

 宋的辞职

 宋子文辞职的影响

第六章 中国的白银危机和经济萧条

 银价的上涨和经济萧条

 上海金融家和经济萧条

 上海工业家和经济萧条

 上海商界和经济萧条

 上海金融、工业和商业资本家的联合与经济萧条

第七章 孔祥熙和上海金融家

 孔的赤字开支政策和上海金融界

 1935年3月的银行业改组

 1935年6月的小改组与政府进一步接管商业银行

 法币改革和四行集团的组成

 南京政府和上海银行家,1936—1937年:政府控制的增大

 南京政府接管银行业后的影响

 1935年后的个别资本家

第八章 南京政府和上海的工商资本家

 南京政府的经济救济计划和上海工商业资本家

 宋子文和南京政府增强对工商业的控制

 宋子文集团中的中国建设银公司

 宋氏集团中的中国银行及其有关活动

 孔祥熙集团

 蒋介石集团——全国资源委员会

 实业部集团

 政府举办工商业对上海资本家的冲击

 南京政府举办的工商业成为官僚资本主义

第九章 结束语

 

注 释

参考书目

译后记

TOP书摘

蒋介石和上海资本家的联盟

  1927年3-4月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与虞洽卿及商界的其他头面人物见面,希望获得他们的经济援助,以与武汉政权决裂。资本家们合力给其以支持,以虞洽卿、王震为首组成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的商业、银行业和工业团体在内的商业联合会。

  1927年3月27日,虞在商业联合会报告他和蒋介石商谈的情况。两天后商联会的代表团会见了蒋介石,表示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经济支援。据《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了上海"立即恢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蒋许下的"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51927年4月1日至4日,商人和银行家垫付了第一笔为数三百万元的短期借款。

  蒋介石凭借这笔经济援助,发动了对付共产党控制的上海工会的"四一二政变"。他并不完全信赖自己的军队,并力求避免和守卫上海西部地区的外国军队的冲突,乃求助于他早有密切联系的上海强大的下层社会组织--青帮。蒋到上海不久,就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啸天)会晤青帮的头目。7下层社会组织的头子杜月笙(镛)与杨虎会商后,纠集青帮成员加入中华共进会。1927年4月12日上午3时,这个组织的武装特务开始在华界闸北和南市进攻工人纠察队。同日上午10时,工人纠察队全部被击败。

  蒋介石在青帮的帮助下,成功地击败了上海的共产党人。蒋介石就这样实现了他原先所做的"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后,1927年4月25日,他从上海资本家那里又获得了第二笔贷款七百万元。9这两笔贷款对于非常需要现款的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

  蒋介石为了取得资本家的支持,缠住了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宋于1925年在广东任职,1926年12月同党的文职领导人员到达武汉。1927年4月初,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夕,宋子文作为劝阻分裂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奉命来到上海。蒋介石和武汉政权的决裂使宋子文处境相当狼狈。这个年轻的从哈佛大学训练出来的宋子文在上海拥有强大的工商业利权,并和上海资本家有密切的关系。武汉政权的许多人认为他将站在蒋的一边,并企图削除他的权力。在另一方面,宋的姊姊、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武汉政权的重要领导人,蒋介石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

  宋子文到达上海后,立即力图行使财政部长的权力,和资本家头面人物恢复联系。宋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设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一个关于政府债券的,一个关于国家预算的,一个关于银行业和商业的。上海金融界、商业家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都被邀参加。

  蒋介石对宋的行动非常怀疑,认为他起着武汉政权代理人的作用。实际上,宋或许确实是希望能迫使蒋介石和武汉政权进行谈判。当上海银行家要求宋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他拒绝了。于是蒋就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12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银行界领袖人物钱永铭为次长。13宋子文于是返回武汉,不久离开中国去了日本。

  蒋介石和武汉政权的斗争在1927年4月下旬和5月激化了。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建立政府,自称是合法的国民党政权。接着他发动清党政策,在他的统治地区内消灭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另一方面,武汉政权猛烈攻击蒋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对他的政府的合法性提出争论。武汉的宣传人员还指责蒋介石和上海资本家的合作关系,宣称这是一种压迫工人和农民的"违法关系"15。

  蒋介石和资本家的联合,实际上很快就宣告结束。他为了获得资金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但是他的要求超过银行家所乐意提供贷款的限度,而且当说服无效时,就用强迫手段去强取硬索。他把原来用于对付工会和共产党的那股恐怖风浪转而用来对付资本家。新闻记者索科尔斯基曾经写道:"各种迫害的方式都在搜捕共产党的借口下使用了出来。许多人被绑架并被迫献出大量的军事贷款,……这种反共的恐怖手段使上海和江苏的人民感受到近代以来绝无仅有的恐惧。"

  严重的压力迫使商人向国民党捐款。中国招商轮船局董事、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傅宗耀(筱庵)是上海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南京当局要求傅以自己的企业、私人资产以及同总商会的关系来协助承担一千万元的贷款。傅拒绝时,蒋介石就以傅曾为军阀筹款为借口,亲自下令逮捕他并没收他的财产。傅逃往公共租界避难,随后逃到大连。傅虽然转移了很多财产托庇于外国人名下,他的损失还是相当大的。最后,他为了洗刷他的名声,终于向国民党国库捐出了一大笔财产。

  傅的逃走,给南京政府控制总商会提供了借口。1927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宣布傅当选总商会会长无效,应予作废,政府控制的管理委员会接管了这个曾经是上海资本家最有力的喉舌--总商会。四个政府官员(淞沪警察厅长、外交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国民党政治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商界代表三人被指定为委员,后者是蒋的至好虞洽卿、王震,以及上海广东帮的头面人物冯佩熹(少山)。18这一更动使蒋稳固地控制了商会,并且堵住了那些反对南京敲诈勒索政策的人们的嘴。国民党军队也于1927年4月接管了中国招商轮船局。傅宗耀曾经是该局的董事并且是最大的股东。后来招商局移交给了交通部。

  南京政府经常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上海资本家购买它发行的公债。1927年5月1日,财政部发行三千万元短期公债,月息七厘,本利自1927年6月开始在三十个月内还清。发行的公债其票面额数从十元至一万元不等,以来自上海海关2。5%附加税的政府收入作担保。20公债虽订有合理的书面条例,但对于1927年5月的上海银行家来说,这显然是一项不可靠的投资。如果蒋的政权一旦垮台,公债就一文不值。

  1927年5月18日蒋介石从南京到上海后,国民党官员们运用强硬的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的国库券。江苏财政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对各大银行、商业、工业单位分配了各不相同的定额。

  政府办事人员逐店逐厂地去征集资金。例如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被指定购买一百六十五万元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22闸北水电公司被指定二十五万元,华商保险公司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二十五万元;南市电器公司三十万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十万元,广东商联会三十万元,先施公司二十五万元,商务印书馆二十万元,永安公司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十万元,丝茧公所十万元。

  恐怖的风浪把很多商人卷入了漩涡。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个颜料富商石宝顺(音)的儿子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在石答应向国家捐献二十万元后,241927年5月19日获得释放。上海和无锡的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以奸商并曾资助过军阀的罪名被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没收荣在无锡的面粉厂。在荣捐款二十五万元给政府国库后,这个命令便取消了。251927年5月16日著名酒商赵志永(音)被军事当局逮捕,据传说他捐了二十万元后获得释放。

  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三岁儿子被绑架,被要求给党国事业捐款五十万元。富有的棉纺厂主徐宝真(音)的一个儿子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逮捕,被勒索了六十七万元。27采用逮捕和以逮捕进行威胁的手段向商人和官绅勒索钱财的实际结果,根据美国领事的说法,"是有钱阶级中的一种确确实实的恐怖统治"。

  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道说:"有钱的中国人可能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者在马路上神秘地失踪……大富翁竟当作'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查普曼报道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29。南京政府为防止对这种筹款策略有所非难,实行了对地方报纸的新闻检查。例如上海《新闻报》曾因为刊登一份关于国民党当局的贷款清单而被禁止发行。

  另一个攫取商人钱财的手法是1927年6月开始的抵制日货。东京政府因害怕北伐会损伤它在山东的利益,于5月下旬派遣关东军进入山东。这个行动导致了中国几个城市巨大的示威运动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了禁止购买日货的布告,并在1927年6月28日组织了一个"反对日货大同盟"。民众关心日本出兵山东是完全正当的,可是上海市党部却把拒购日货也当作了榨取上海商人更多的捐款的方便手段。大同盟指派检查人员到各中国商品检查日货。大同盟利用这种检查权在所有商人阶级--从百万富翁到小店主中,以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进行勒索罚金和敲诈。公共租界边界设置了一些木笼,贴着"出租给洋奴的木笼"的条子,以恐吓公共租界的商人。大同盟申言势必要逮捕那些违反抵制日货或者持有不赞成大同盟的意见的商人。

  第二个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是在当地军事当局主持下成立的。它着手进行一项逮捕商人和把他们拘留起来处以罚款的计划。1927年7月19日,经营布匹的富商俞鸿英(音)被该组织逮捕,拘留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一个多星期,直到他捐款十五万元给蒋作北伐军费为止。该组织还逮捕了上海一个富有糖商的儿子洪政栋(音),一直拘留到他家捐款十五万元为止。上海美国领事曾于1927年6月30日报告说,"每天都有新的受害者被捕,都在捐献了不同数目的现金之后获得释放"。

  蒋介石和青帮的联盟使他对上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国民党特务不能在租界地区公开行动,但对于下层社会组织来说,法律规定却不是什么障碍。青帮是晚清时期长江下游一带漕运工人中的一种秘密组织,它可能和哥老会有联系。青帮最初和其他秘密组织相似,它具有辈分的等级结构、帮会中的行话、烦琐的入帮手续和各种佛教仪式等特点。但是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初期,随着上海的勃然兴起,这种组织的传统特性在这个城市中已经破坏,成为一种下层社会的罪恶组织。青帮的主要收入是鸦片交易,并且伸入到赌博、妓院、保镖和绑架富户的种种行当之中。青帮还控制着外国租界的一大帮乞丐。他们准许乞丐在划定的地点行乞,乞丐则帮助他们在"劝说"商人拿出"保护"费时替他们盯梢、监视和把风作为报效。20年代后期,上海的青帮人数据说有两万至十万之多。它的头目是黄金荣,惯称"黄麻皮",以及他的两个亲密心腹杜月笙和张啸林。

  上海司法界的特殊状况削弱了警察的权力,使青帮得到了方便。这个城市三个地区的警察都禁止进入其他两个地区。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移交罪犯,需要经过复杂而且很少应用的引渡手续。在这种法律手续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有效地实施法律是不可能的。况且,管理着上海大部分地区的外国人只顾赚钱,对于中国居民的福利是漠不关心的。尤其是法租界宁愿利用地下社会势力,而不是去压制他们。法租界派黄金荣为巡捕房侦探长。黄运用青帮头子的势力去保护法租界的法国侨民和财富,这样对法国领事来说,可以减去很多执行法律的费用。同时,黄既能够轻而易举地扑灭那些不属于青帮控制的罪恶活动,又可以保护与青帮有关的那些活动。这种做法的结果使鸦片在法租界可以公开贩卖,甚至使鸦片贩子可以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写在鸦片的包装上面。

  在这十年当中,蒋介石和青帮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经常和青帮头目会晤。谣传说他早年就在上海加入了下层社会组织。青帮不仅对于压迫商人阶级起过作用,对于压制上海工人暴动也是起了作用的。37"四一二政变"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组织了共进会以代替原来的激进工会。这个步骤竟然取得了如古尔利所说的"整个30年代中劳工始终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38那样的成效。青帮还继续帮助镇压在外国租界的共产党人。于是蒋授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名义作为酬劳。这些称号是非常尊贵的,可是,这正如汪一驹评论所说的那样,"下层社会组织得到国家政治上的正式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

  据一些报告说,青帮已获得了鸦片专卖权的酬劳。1927年8月初,南京政府宣布了三年之内禁绝抽鸦片的计划。所有鸦片买卖都交给鸦片专卖局,吸毒人都须到该局登记。这样就可以逐渐断绝。

  事实上,这种计划显然是一种垄断鸦片贩卖,由南京政府和青帮分享利益的手段。张啸林被任命为这个新局的首脑,同时财政部授权给一家主要由青帮头目所办的私人公司经营这项专利买卖。甚至登记手续也变成了取利的手段。烟民到局登记者,有钱的每年交纳三十元,一般的平民交纳二十元,就可以买到鸦片并免被拘留。偶尔吸食鸦片的人,每盏烟灯交纳三角。

  杜月笙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青帮头目,他同蒋介石也最为接近。杜虽出身贫贱,未受过教育,却是一名强有力的下层社会的头目。他十几岁时就被黄金荣看中,后来黄把许多赌场和鸦片生意交给他掌管。杜在秘密社会中的辈分虽然很低,他的个人才能使他成为青帮中最强有力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虽然如此,杜却从来没有取代被他尊为长辈的黄金荣的地位的企图。

  杜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神气十足的大亨。他常常光顾餐馆,并总有三四个身着貂皮大衣和手戴宝石戒指的歌女陪着,还跟着一大群保镖。了解杜的一位西方观察者说:

  一车先遣保镖开到餐馆,从厨房到衣帽间先"察看"一番,然后站好位置等待着这位老板。杜自己经常乘坐一辆大型防弹轿车外出,……跟在这位头领的轿车后面的是第二车保镖。如果没有这些保镖环卫着,他决不下车的。然后,杜在左右簇拥下,才敢穿过人行道,进入每个门口和角落都有他手下的人把守着的餐馆。他和他的同伴在前桌就座时,左右两旁和后面都坐着他的保镖,露着显眼的枪支。

  尽管杜月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下层社会组织的头目,他却利用他与政府的关系扩展到合法的商业活动中去。1929年2月他创设了中汇银行,自任总经理兼董事长。他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几个物品交易所和十多家重要银行的董事。后来他又任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商会和中国银行的董事。杜也和权力很大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头子戴笠(雨农)私交甚密。杜的下层社会关系和他的合法商业势力,以及强有力的政治关系,使他成为国民党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

  蒋介石控制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是他手中的另一有力的武器。这个法院是原由外国人任命的审判办理居住租界内中国人诉讼的审判机关。"五卅惨案"发生后,该法院由当地的中国当局接管。虽然公共租界的警厅力量仍在外国政府控制之下,蒋介石却能操纵临时法院来否决租界当局所做的不利于中国人的法律行为。国民党特务在租界进行隐蔽活动可能被巡捕逮捕,但是南京任命的临时法院法官可以拒绝受理。例如1927年6月一名国民党官员访问外国租界的知名人物顾福廷(音),强迫他认购政府公债。顾予以拒绝并打电话招来巡捕逮捕了这个南京官员。可是,这个政府代表很快就被法院释放,并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随即下令以反革命的罪名将顾逮捕。

  南京还利用他控制的临时法院在外国人租界地区收取捐税。1927年6月20日,南京政府颁布了一项特别的税(当时称房租济饷通知--译者注),要求所有在公共租界的房产主立刻付出相当于他们所有房产两个月租金税款,可是南京政府缺乏直接征税的权力。于是政府声称,除非房产主付出这种房租捐,否则临时法院将不受理房产主提出的关于房客拒付租金或者房主要求收回租屋的案件。蒋介石同青帮的联盟,再结合着他对法院的控制,使他牢牢地控制住了住在租界地区的中国资本家。

  尽管蒋介石对商人勒索现款,他的需要仍然急速增长。据估计,他的军事开支,1927年的春夏两季平均每月需两千万元。48于是南京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税源。进口税的税率提高了,新的奢侈品税公布了,卷烟税也提高50%,49这些新税往往给商人和实业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卷烟税为害尤烈,因为外国公司特别是强大的英美烟草公司成功地拒绝纳税。1928年3月,虽然卷烟税降低了一半多,外国商号也同意交纳了,但是其税率对外国公司的照顾仍然超过中国公司。1927年以前曾经有过显著发展的中国卷烟工业,到1929年卷烟工厂大量倒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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