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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时事评论员、著名专栏作家。有人说他是“一尊老炮”，有人称他为“最后的侠士”。2002年10月，加盟凤凰卫视，主持《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2011年6月，出任香港卫视副总裁兼执行台长。2013年，成立锦绣麒麟传媒，正式进军新媒体，携手腾讯视频推出“锦麟”节目群，策划《天天看》、《夜夜谈》等多档节目。
序：最后的侠士 / 徐列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创办时，“有报天天读”已经闻名遐迩，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广州大排档的服务生们都能认出这个读报的“糟老头”——杨锦麟。自然地，他也就被纳入到我们的拟访名单中。没多久，记者任田小姐妙笔生花地使之跃然纸上——第三期的报道中出现了老杨的形象。同去采访的何三畏先生，此时正在主持“来信”栏目，我请他向老杨约稿，点评一下每期的封面文章。也许是初次相见的两位时评家互生了好感，老杨爽快地答应了。谁也没料到，这一写就是十年。
一个专栏写了十年，这在当下的纸媒已不多见。是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而非此人不可吗（已有读者提出疑义）？似乎也说不上。三百字的“来信”，换个人也能写。我想，双方最终无法割舍的还是一个“情”字。
老杨是性情中人，豪爽义气。他喜欢什么，便会倾注全情义无反顾，这时的他，是一个不会说“不”的人，一个不会拒绝别人的人。《南方人物周刊》有幸成为他的“情”刊，于是，“来信”一写十年，且将源源不断地写下去。
事实上，我给老杨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十年前的某一天，老杨到广州，那时《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不久，他的来信也才刚刚起笔，但他在“有报天天读”上的大力推介，让一本新刊广为人知，我为此心存感激。那天，我开车带杨子、静波去老杨下榻的酒店接他出来吃饭，因为一时找不到停车位，只能请他们二位去大堂接，我在车里等。待见到老杨，他第一句话就是：一位“党工”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他解释，党的工作者！显然话里带着怨气——架子大啊，让手下来接。等上车后，他发现我竟是司机，而且开的是私家车，那股怨气顿时烟消云散。
是夜，他喝得很high，我们也聊得投机，友情便在那晚播下了种子，历经十年风雨，愈发根深叶茂、相生相依。
情生情动向来都是感性的，唯有相同的价值观才能使友情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过往的二十多年，南方报业作为中国传媒界的良心，令众多知识分子心生敬意、呵护有加，老杨自然是其中一分子。通过与《南方人物周刊》的结缘，他认识了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范以锦、江艺平等众多南方报人，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他与“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之后，凡“南方”有约，他都欣然前往——主持论坛、参与公益、为书写序，不一而足。他甚至带着摄制组，在289大院拍下了关于《南方周末》的专题。该片因故未能播出，他一直耿耿于怀。这倒不是因为辛苦的劳作没能得到回报，而是片中寄托了他对中国新闻界的认知与情感，以及对289大院最后几缕清流的敬意。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半年时，我因某期封面文章出事被降职，老杨第一时间在自己主持的栏目里含蓄地播报了这一消息。之后的“有报天天读”里，《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时常被他重点推荐，有朋友还告知，该栏目多次提到我。我知道，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南方”的致意和对管制的蔑视。这之后的“来信”已经不仅仅是三百字的约稿，而是他和《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约定：再难也要坚持，只要你们继续出，我就一直写。
作为从内地出去的香港传媒人，老杨最能体会新闻自由的可贵和大陆传媒人的困境。一次饭局上，聊到我正面临的某种出局可能，老杨潸然泪下，并嘱咐我的同事，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他。这个坚强的汉子情到深处还原了纯真的本性。
在一个功利至上的欲望年代，老杨重情重义，不媚权贵，秉持理想而行，从而造就了这个时代最后的侠士。这份精神的馈赠与情感的力量让我受用终生。
十年，命运起起伏伏，“人物”依然前行。我相信人心的力量，相信只要有老杨这样的人，希望就会永存，社会才不至于那么不堪。
多年后，当老杨把一篇纪念其父的万字长文托付给本刊时，亲自操刀的我不敢怠慢，将大作略做删节，发在了本刊的著名栏目“逝者”上。过后，有同事开玩笑：徐老师这是以权谋私啊，“逝者”都是1个P，这篇文章却用了4个。我说对，我是以权谋私，但比起老杨对《南方人物周刊》付出的心血，这4个P的篇幅又算得了什么！
人世间总有一种情是无以回报的。
因为它不需要回报。
后记：期待下一个十年 / 杨锦麟
与《南方人物周刊》结缘于2004年。读报生涯的第二年，我第一次接受该周刊记者任田的访问，地点在深圳靠近罗湖口岸的某家酒楼二层，记得陪同访问的还有何三畏。
之后到了广州，和《南方人物周刊》的徐列、杨子、万静波等一众人，在白云山麓湖附近的酒家喝大酒吃羊肉。其时虽人到中年，却依旧气盛逞强，加上空腹饮酒，且喝的二锅头似有假酒之嫌，结果烂醉，在徐列的座驾上吐得一塌糊涂，竟忘了是怎么回到酒店的。
估计是在半醉半醒时分，贸贸然接受了徐列邀我写“来信”的邀请。没记错的话，发出第一篇“来信”后不久，我将两瓶在香港免税店买的二锅头托人捎到广州，好让徐列们知道真酒的醇香与在下为人处事的真诚。
就这样开始了“来信”的写作，而“来信”也写了整整十年。
内地作者的稿费，与香港比，并不算多，《南方人物周刊》的稿费十年如一，从不调整。碍于情面，也顾及义气，我也不做“维权”的尝试和努力。同道中人，友情为重，这三百字的“来信”，志不在稿费，而在与南方报人的惺惺相惜、臭味相投，以及媒体人之间一诺千金的道义和友情。
十年间，除有几篇因在海外出差无法如期交稿而让编辑代笔外，绝大部分的“来信”，都是在繁忙工作余暇，忽来灵感，一挥而就的。拍摄“走读大中华”的那几年，很多稿子，都是在往返的航班里，在颠簸的山路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手机短信发出的。曾几度欲罢而不能，因徐列总是好言相劝：不可半途而废，人在阵地在，要与周刊共存亡。如此“上纲上线”、义正辞严，实在不敢掷笔而去。
记得是2010年，北大教授孔君对《南方人物周刊》破口大骂，一时引起众怒，公道自在人心。我即刻在微博上旗帜鲜明地表态：“我给这本周刊写了六年的来信，说实在的，我还愿意继续写下去。”
在众所周知的各种“夹击”下，《南方周末》如今已显得老气横秋、步履蹒跚，旗下堪称创意产业且有一点亮色的，唯《南方人物周刊》。它能坚韧不拔地活到今天，我深知其中甘苦，尽管徐列从不和我谈及，但他和他的团队的酸甜苦辣，我依然点滴心头。
2005年，徐列因某期封面文章而遭降职处分，但《南方人物周刊》依然一本初衷，始终以90度姿势坚毅前行。我的“来信”如果戛然而止，中途退出，实在不够仗义。于是，硬着头皮，写到了今天。于是，从五十岁写到了六十岁，且还将继续写下去。
徐列告诉我，“来信”终于写出了一点影响力。数年前，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曾有位部级官员亲口告诉我，他订阅《南方人物周刊》多年，每期必看我的“来信”，对文字及立意肯定有加。当时嘴上循例表示谦逊，内心却不免有些小小得意。区区三百字，只要用心，也是能写出一点味道的。
新星出版社资深编辑陈卓，在《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十周年之际，将十年间的四百多篇“来信”精选编辑出版，此乃好事一桩。很多文字，我写完之后，多半忘了内容，此番结集成册，也算是对十年来文字思绪的一次重新整理，更是对《南方人物周刊》十年历程的见证与记录。
当然，读者诸君若在网上搜索，总能即刻找到这样的话：“为什么《南方人物周刊》来信的作者总是杨锦麟，好像千年不变，好奇怪。这个老头很一般啊，这个杂志是约不到什么人来写稿吗？”
借此机会，将我和《南方人物周刊》之间的渊源和“来信”的来龙去脉，做一如实交代，读者诸君便可知道究竟了。这当然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而是媒体同仁间的一种承诺。其实，想要拥有这“一席之地”，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如果读者不喜欢，我不会赖着不走。
本书最初的名字是《一尊老炮》，后编辑觉得“老炮”之称不妥，认为本人既不算老，也不爱“放炮”，即使偶尔放上几炮，也很温柔，且弹无虚发，故改为现在的《杨言》。我亦觉“杨言”更加内敛有嚼头。其实，所扬之言，无非几句接地气见性情的大实话罢了。就冲这一点，这本小书或许还有值得一读的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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