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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作  者:陈平原 著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4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301254998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文化  >  文化理论与研究    

标  签:文化  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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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大众媒介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

TOP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曾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TOP目录



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
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

气球?学堂?报章
以“图像”解说“晚清”
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
学问家与舆论家

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
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
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

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类型特征
作为“北京文学地图”的张恨水小说
20世纪中国文学纪事(上篇)

TOP书摘

晚清: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

  考虑到在座的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为了给大家最基本的知识,我准备用一节课的时间,简要讲述晚清的历史。先让大家掌握几条基本线索,以后再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以免诸位茫无头绪。

  一、怎样一个晚清

  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一个晚清。诸位上这门课前,估计都学过近代史。我给诸位开的参考书目里边,有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和《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郭先生原来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他谈“近代”,是从1830年到1950年,这一论述框架,与大陆方面很接近。大陆之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到1949年。区别在哪儿?在于郭先生强调中外交涉,而大陆学者则突出帝国主义的入侵。所以,一个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一个则推到此前中英的贸易争端。都承认鸦片战争的划时代意义,只是相对而言,一注重政治与军事,一强调政治与经济。

  另外一个用得比较多的概念,是“晚清”。作为历史范畴,“晚清”和“近代中国”不一样,前者只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至于“晚清”的起点,有各种说法,但学界大都认同1840年。从台湾到美国的唐德刚先生,写了《晚清七十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在台湾和大陆几乎同时推出。对晚清史事有兴趣的非专业读者,这书值得推荐。这里所说的“晚清”,接近大陆所说的“近代文学”的“近代”;请大家注意,大陆史学界和文学界之谈论“近代”,有很大差别。单就时间跨度而言,前者类似郭廷以,后者接近唐德刚。

  今天就说“晚清”。对于“晚清”的描述,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最直截了当的是“多事之秋”,特别适合于拍电视连续剧,事件特多,且大都惊心动魄。第二个说法是“内忧外患”,国家内部天灾人祸不断,外部入侵更是导致不断地签约、赔款。还有一个说法,那是张之洞提出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种说法略有差异:“多事之秋”带文学色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思想与文化,“内忧外患”注重的是政治与军事。

  为了让诸位对晚清有大致的了解,这里得略微啰唆几句:我们现在谈论的晚清,大体上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五朝。诸位看电视剧,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清宫戏永远是大家的最爱。为什么?离我们很近,比较容易理解;传奇色彩很浓,疑案特多,很适合作家驰骋想象。从民国初年的争辩“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到今天诸位熟悉的纪晓岚智斗和珅。还有各种戏说雍正、乾隆的连续剧。打开电视,你尽管转台,都是辫子。去年春节,北京街头的小孩子,居然也戴起拖了条小辫子的帽子来,可见其影响。清宫清史之所以可以“戏说”,还有一点,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没人抓你的小辫子,说你颠覆了什么什么“真理”或道德信条。因此,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康熙、乾隆等,也就成了今天电视连续剧的最佳男主角。至于晚清乃“多事之秋”,重大历史事件很多,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火烧圆明园、同治中兴、甲午海战、百日维新、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看得你眼花缭乱,惊心动魄,更是适合于拍电影及电视连续剧。

  离开电影院,我们进入大学课堂。要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让诸位对晚清七十年史事有大致的了解,不是很容易。先说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的故事。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念书,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或者美国、欧洲、日本,我想都会提到这至关重要的1840年。谈论这一年,必须同时关注林则徐的广州禁烟,以及英国以军舰作为后盾的贸易政策。英军入侵,是为了政治、为了商务,不完全指向烧鸦片烟这件事。要不然,说成“林则徐烧鸦片烟,导致中英战争”,这说法不对。在当时,英军没有真正成功地进入广州,而是转而到定海,最后在南京进入长江口。1842年兵临南京城,清朝被迫签订了近代中国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诸位知道,《南京条约》有好几项内容,一是赔款,再就是“五口通商”,还有承认先前在广州签订的“穿鼻草约”,也就是割让香港。

  中西交涉的这条线,暂且放下来,转而谈论“内忧”。接受了一点基督教文化、同时又有很大创新的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的金田村举事,创立了“太平天国”。这可是近代史上的大事,影响极为深远。学界为这事,也吵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先说这件事的大概:1851年广西起义后,太平军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在1853年占领南京,并定都南京。此后,兵分两路,一北伐,一西征;北伐失败,西征同样覆灭。但是,就在太平军举事的同时,北有捻军,南有天地会,南北夹攻,清廷处境十分艰难。用“四面楚歌”来描述1850年代清廷的状态,一点不为过。太平军打出的旗号,带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这样一来,有一批笃信儒家伦理道德的士大夫,不是为了清廷,而是为了中华文化,起而抗争,这就是诸位都知道的曾国藩等人。不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事关中国伦理、儒家文化的存亡,读书人方才开始练兵。湘军与太平军打仗,彼此互有输赢,但1856年的事变,使得太平军从此走下坡路。不满东王杨秀清专横跋扈,韦昌辉、秦日纲联合起来,把他杀了,同时杀了东王手下的两万士兵,还想追杀前来讲理的石达开。天王洪秀全联合其他力量,反过来诛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经过这么一番内讧,太平军主要将领有的被杀,有的出逃,情势于是发生大逆转。

  “内忧”这条线,还有很多后话,暂时搁下,回过头来看看“外患”。传教的限制放松了,可教案不断出现,于是有了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这件大事。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的,对这事的来龙去脉,多少应该有些了解。不过,这里有点蹊跷,以前大陆的研究者不太愿意说,可这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在当年的西方也都招人非议,今天更是成了中国人控诉帝国主义暴行的绝好教材,但事出有因,不能不说。英法联军为什么放火烧园?当年他们打进北京前,曾派了个三十九人的使团和清廷谈判,咸丰皇帝进退失据,他手下的那些大臣更是缺乏国际交往的经验,把三十九人押进天牢不说,还杀了其中的好几个。自古以来,不管东方西方,打仗时不斩来使。我们可好,不但把人家的使节囚禁起来,还干脆杀掉。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杀到囚禁来使的圆明园的天牢时,使节已经死了二十人。为报复清廷,英法联军先是大肆掠夺,后又放火把圆明园烧毁。

  关于这件事,我想说三点:第一,英法联军残暴;第二,清廷昏聩无能;第三,最后彻底毁了圆明园的,不仅是英法联军,还包括中国人自己。圆明园遗址公园,今天是北京的一处重要景观,诸位有机会去游学,一定得去看看。可请大家注意,现在的模样,不是英法联军烧后的样子,是很多中国人趁火打劫的结果。诸位要是到东北看张作霖的墓,那里的石人石马是圆明园的;到河南袁世凯的墓上看,那墓道两边的很多石刻也是圆明园的;当然,北大校园里那对很漂亮的华表,也来自圆明园。也就是说,当年英法联军把园里的珍宝抢了,把园子烧了,随后的几十年,中国官吏把地上能拿的东西都搬回家。这种历史文化遗迹,看了让人感慨万端。现在的圆明园里,真正的古建筑很少。前些年勘察,发现一座小庙,还有三十几间房子,那是清代的东西,因长期作为工厂的仓库,堆放东西,所以保留下来了,目前正加紧修复。据说圆明园正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可发现一个问题,只有遗址,地上的东西大都没了。有人建议,把失散在全国各地的圆明园的东西全要回来,可这么一来,得拆好多校园或陵墓,那可都是重点文物单位。看来只能这样,用如此破烂不堪的遗址,警醒世人英法联军的残暴与国人的愚昧。

  好,前面说到,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对于此前自认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人来说,是特别大的打击。这部分先按下不表,我们回到太平军。

  在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前,号称精锐的八旗军不堪一击。太平军内讧,湘军特能打仗,再加上当时上海的洋人组成了洋枪队帮助清廷,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派遣部将安徽人李鸿章到上海去联合洋枪队,这件事对以后的政局影响很大。诸位知道,李鸿章是晚清政局的关键人物,他所率领的淮军,以及曾国藩的湘军,袁世凯的新军,取代八旗兵,成为清末民初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太平军直接促成了湘军、淮军的崛起,同时使得李鸿章到上海跟外国人打交道、办洋务,这可都是晚清的重大转折。1864年,南京城破,洪秀全自杀。此后,太平军遗部继续作战,天地会、捻军等仍在活动,一直到1877年,大局方才稳定。这场内战,总共打了二十八年,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局部地区的,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是中国最为富裕的江南一带,战事长的十年八年,短的也有三四年。这场动乱,使得中国的经济大倒退,人口减少,文化消沉,江南藏书多毁于战火,国势衰微,危若累卵。

  关于太平军的功过,历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早先,晚清的革命派章太炎等人,为了反对清廷,对太平军大加表扬。后来,共产党掌握政权,“太平天国”更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备受称颂。一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大陆学界方才开始反省太平军的负面作用。其中,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里,称近代中国的主流是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走近代化之路,而洪秀全的宗教宣传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逆历史潮流而行,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不值得颂扬。请大家注意,几十年来,中国人极力歌颂太平军,到了世纪末,方才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宗教政策,以及对整个经济环境的破坏,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当然,这跟当下中国社会及思想的转变大有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扩大国际交往,淡化意识形态,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等。最近十年,中国学界谈论太平军,不再一边倒,有人继续表彰,有人严厉批评。

  按下太平天国不表,回到清朝的内部事务。1861年,短命的咸丰皇帝死了,那拉氏和恭亲王联手,把大臣肃顺等人杀了,这个故事,我相信看电视连续剧的人耳熟能详。同治皇帝即位,开始了晚清比较光鲜的一段时期,史家称为“同治中兴”。所谓“同治中兴”,关键在于洋务运动,造船、制炮、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等。跟这些相配合的,我想也是诸位和我比较关心的,还有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京师以及各地的同文馆,起先只是学外文的,后来才增加物理、化学等学科。在京师同文馆的发展过程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起了很大作用;他也是后来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对这所大学的创立起了很大作用。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除了开矿、造船、办学校,翻译西书也是洋务运动最值得一提的功绩。本来,“同治中兴”给了很多中国人希望,以为中国的改革可以获得成功;可1894年的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得清廷内部的自我改革遭到重大打击。1895年在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割让台湾的这段历史,诸位肯定比我熟悉;至于赔款的二万万两,到底是多大的数字?略为估算,大致相当于中国当时两年国民收入的总和,或者说等于日本当时三年的国民收入总和。一边赔了两年,一边赚了三年,此后,日本把这笔钱放在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而中国则因这笔赔款一蹶不振。在我看来,甲午海战的结局,既使得日本得以迅速现代化,也堵死了中国在东亚崛起的可能性。因此,这不只是海军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命运的大逆转。我说晚清中国“内忧外患”,内有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外则是一次次的签约、赔款。而所有对中国的打击最沉重的,很可能是日本的这一次。

  到了这一步,不能不改,于是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清廷的这场自我革新,只推行了百日便以失败告终。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这其中有路线的斗争,也有利益的扞格。为什么这么说?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大大损伤了既得利益者,即便没有袁世凯告密,照样会有政变。当时很多主张改革的地方大员,对康有为孤注一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此前康有为没做过官,没有实际从政的经验,只凭理念与激情,一天好几道命令,弄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这是一个改革家,很有理想,也很果敢,希望在短时间内,借助皇帝的力量重整山河,按照自己的理想治理国家。可这一没有配套措施、触犯很多人实际利益的改革,导致了旧派(后党)重新聚结,在慈禧太后的帮助下,迅速将其镇压。

  百日维新失败,再加上庚子事变爆发,真是雪上加霜。义和团的起因等,可以暂且不论;慈禧太后怂恿其冲击各国驻北京使馆,甚至向世界各国宣战,简直是疯了,说是“你们逼得我没路走,那就跟你们拼了吧!”可宣战之后,八旗兵根本不顶用,慈禧于是狼狈逃窜,跑到西安。在这过程中,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提出“东南自保”,也就是说,他们保证江苏、上海、湖北、广东一带外国人不被伤害,外国军队不必前来“保护”。中央政权对外作战,地方实力派自保门户,这种情形,清廷不亡才怪。

  庚子事变的结局,除了赔款,慈禧太后也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改革策略,包括办学堂等,好多是戊戌变法时想推行而没有成功的。也就是说,经过庚子事变,清廷终于同意改革了,只不过这个代价太重大了,不只贻误时机,还死了这么多人,把国家搞得破破烂烂的,这才又重新开始。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一说。第一是袁世凯练兵以及新军的崛起,这跟辛亥革命以及日后的军阀混战有直接的联系;第二,张之洞办教育,影响日后的思想文化走向;第三,张謇等人的办实业,走出另外一条救国的道路。军事、教育、实业,这三者都很有成绩;而在各种改革中,走得最慢的是政治体制。同样考虑政治制度的革新,也有从何入手的问题。这方面有两个先觉者,严复与孙中山,思路也很不一样。在伦敦会晤时,严复告诉孙中山,就中国目前的教育水平,搞革命不可能成功,还是得从教育入手,逐渐提升中国人的知识水准与道德素养,而后才能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听了,说很有道理,可人寿几何?也就是说,远水解不了近渴,等不及了,还是得采用激烈的手段,争取毕其功于一役。英国式的改革走不通,只好取法国式的革命。日后,孙中山的思想占了上风,以暴力革命建立新政权,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思路。

  最近几年,反省中国这一百年走过的路,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暴力革命是否一定必须?政治改良是否一定不行?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严复等人所思考的教育/文化建国之路,是否一定走不通?反省历史,很多人对此前太推崇革命很有意见,以为这导致了百年中国破坏多而建设少。我赞同反省激进主义思潮,但不看好清廷的自我改革。晚清的变革,是被形势一步步逼出来的,当政者并没这种襟怀与眼光。最后逼到了政治制度这一关,还是过不去。说是要走英国君主立宪的路,可一拖再拖,贻误时机,最后促成了孙中山领导的暴力革命。现在假设清廷幡然悔过,国人咸与维新,走英国式的路,用最小代价完成社会转型,实在是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境。

  这节课的目的,是用最简短的篇幅,给大家梳理一下晚清这段历史。下面,我用几句话来概括,让大家明白,这七十年中有哪些东西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中外交涉,包括侵略与反侵略,还有教案等;第二是内乱,内乱里头,请大家注意,除一般王朝都有的君民矛盾外,还有清代特有的满汉矛盾;第三是洋务,洋务包括军事(如水师)、工业(如江南制造局)以及日用民生(如电报、铁路)等;第四是传教与兴学,晚清的传教士不仅从事宗教及政治活动,同时也编报刊、办学堂,“兴学”固然与洋务有关,更牵涉晚清的文化传播与启蒙思潮。谈论晚清的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必须考虑清政府的自强运动,维新派的改良思潮,以及激进知识分子的鼓吹革命,这三种力量都在推动社会往前发展。至于以前中国学界之拼命突出太平天国以及义和团的正面价值,现在看来,大有问题。因此,我更愿意强调自强运动、改良思潮和革命宣传这三者对晚清七十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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