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
 您现在的位置:Fun书 > 中医史(修订本)
中医史(修订本)


中医史(修订本)

作  者:李经纬

出 版 社:海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5月

定  价:69.00

I S B N :9787544359580

所属分类: 专业科技  >  医学  >  中医    

标  签:基础理论  医学  中医  

[查看微博评论]

分享到:

TOP好评推荐   [展开]

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中医史》是中华文化最具体的生命科学,也是关于中医历史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李经纬以跨民族、跨门类的大中医史观全面述说了从炎黄到21世纪的中医发展历程,着重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性发展,注重对创新发明事例的记述。全书作通史体例,以断代论述,包含少数民族医史成就,直面近代西医冲击,章节题目反映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结合中国朝代与公元纪年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论述与评介。

 

TOP作者简介

    李经纬,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中医史学泰斗。

    生于1929年,陕西咸阳人,1955年西安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卫生部1956 年参加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1958年分配到医史研究室。1976年—1982年 奉命组建医史研究所任所长。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现正致力于海外博士生的培养,首次招收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并先后接待日、美、德、新、台学者进修考察。素以发掘古代中国医学发明创造、隋唐医学史、外科学史、疾病史、医史理论研究和主持编撰中医、医史工具书著称。1987年主持卫生部下达《中国医学通史》四巨册之编撰工作,任该书常务副总编;1991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课题:中医学名词术语译释研究。代表性著作或牵头编撰有《中国古代医学史略》、《中国古代医史图录》、《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大辞典》《中医人物辞典》等20 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中国古代外科成就》、《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发明举隅》、《中国古代免疫思想、技术与影响》、《传统医学发展与政策因素》、《关于评价医学家学术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 创办中国医史博物馆。1982年正式开馆以来,颇受国内外学者注目。1983年以来,应邀 访问泰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中药展览及中医药交流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专家组组长);日本(先后三次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东南亚传统医学现代化研究研讨会,第86届日本医史学术大会特别演讲等);美国(先后两次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150周年学术大会及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第5届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德国(参加中德合作项目研讨);英国(参加在剑桥召开的国际第6届中国科学技术史会议);加拿大(中医免疫与肿瘤治疗经验交流)等。近年来先后三次应邀访台,研讨两岸中医药学学术交流前景等问题,作医学史学术报告,博士授课等,受聘为立夫基金会要员。1992年获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特殊津贴。

TOP目录

作者简历 1

绪言 3

第一章 中医药起源 1

 (公元前 21 世纪前)

第二章 早期医疗实践与医巫论争 19

  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

第三章 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 35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

第四章 中医学术的整理提高 57

  秦汉三国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80年)

第五章 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 94

   两晋南北朝时期(265~581)

第六章 医学集大成发展 123

   隋唐五代时期(582~960年)

第七章 医学全面大发展 182

   两宋时期(960~1279)

第八章 医学争鸣与少数民族医学融合 228

   辽夏金元时期(907~1368)

第九章 中医学发展的革新倾向 263

   明代(1368~1644)

第十章 医学发展促进科普与发展中的思想阻力 340

   清时期(1644~1911)

第十一章 20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 432

第十二章 中医学发展新视野 457

附录一 作者与海外的医史学术交流 498

附录二 中医学要事年表 523

跋 548

TOP书摘

导   读

 

在21世纪中医事业发展再次面临重要契机的时候,李经纬教授的《中医史》问世,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建立在以往经验之上的。对中医历史的研究,近年有相当重要的成果。例如四卷本《中国医学通史》就是代表。其中,李经纬教授就是《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的主编。在多年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之后,李教授又于耄耋之年撰成本书,恰如醪醴陈酿,更见醇和。我以为此书堪称适时之史笔,成功之作。

 

对古代医史的梳理更加精到

 

由于有编撰《中国医学通史》以及主持医史文物研究的基础,作者对医学史中的相关史实和进展的掌握相当扎实,其中尤为显著的是作家素有深入研究的中医外科技术史等内容。与近代西医相比,中国外科手术相对落后,以致有人怀疑古书所有关于手术记载的真实性,或者持外国传入说。作者以丰富的旁证资料指出,华佗时代进行腹部外科手术完全是有可能的,还有如晋代的唇裂修补手术、唐代的肿瘤切除手术和义眼镶嵌手术等,都有明确依据,诸如此类,我们不能简单地依据今天的现状来怀疑古人的记述。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另外,对本书之命名《中医史》,作者也有严谨的思考,在绪言中,对何谓“医”,何谓“中医”以及历代医称都作了详细考证,这是前人未曾重视的问题,很有价值。另外绪言还就医学史研究的任务作了探讨,对后来者有指导意义。

 

 

 

 

系统回顾20世纪中医史

 

《中国医学通史》虽有现代卷,但止于20世纪末段。现在已步入21世纪,有条件对跌宕起伏的20世纪中医学史作一个完整的回顾了,本书列“20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一章,作专题思考,这也是近年中医通史著作之首创。虽然限于篇幅,于史事、史实方面只作粗线条勾勒,但在勾玄评论方面相当深入,可谓是其精华所在。其中包括对中西医汇通的评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思考,以及作者对“中西医结合科技模式”和“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的期望等,融汇着作者以医史学者身份对中医发展路向的独到理解。例如对中西医汇通,作者指出:“(他们)自觉不自觉印证是如何与西医一致,从而证明中医是科学的。虽然不承认,或极力反对西医以不科学、落后为由对中医的批判,但却削足适履称中医如何与西医一样科学,有些给人勉强的感觉。这种倾向,数十年来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甚至在今天仍有不断的反映。”这样的评价十分有启迪意义。20世纪中医走过的历程是十分曲折的,认真总结其成败得失,必定能为21世纪的中医事业提供参考,这正是“史以为鉴”的功能。

 

 

有史有论,论而中肯

 

有人说史家当以理性为主,不掺感情因素。其实未必然。撰史者固然不能因为感情因素而曲解历史,但任何著作中最精彩的,一定是作者最动情的地方。本书在评论史实时,往往结合个人经历和体会,言论剀切而中肯。例如作者原来是西医出身,经过“西学中”而后选择了中医学史作为研究方向,对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深有体会,正如书中指出:“他们(指西学中人员)是为了继承发扬中医、创新中医而进行研讨的,而绝非轻视、消灭中医。”现代中医、中西医结合都是发展中医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能否正视中医的独特价值,采取合理的方法去研究,决不能以西医学理论为标准衡量中医,这是已为历史证明的事实。

以上几点,是我读《中医史》的一点感想,未必足以概括全书的特色。但其学术价值足以肯定。此外,本书的附录部分,还记载了作者与海外的医史学术交流情况,这也是现代医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是李经纬教授毕生心血的结晶,为现代医史学增添了色彩,而且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相信普通读者也会读之而不能释卷。略有不足之处,我认为中医“温病”概念的范围要较西医的“传染病”之内涵为大,本书把明清温病学派放入“传染病学派”一节,未必完全恰当。因温病学派虽有诊治传染病之学术经验,但叶、薛、吴、王四家之名著,内涵广博,不只局限于传染病方面,但应以“温病学派对传染病之贡献”为题目更为贴切。

最后想说明推荐此书之目的,是由于近年来对中医抹黑者所为,必须清洗。读《中医史》使广大读者对中医之伟大,有较全面之认识。《中医史》第11章“20世纪中医发展历程”最后一句说:“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那些视中医为伪科学的先生们,他们数典忘祖,是全盘西化的继承者,我们不能容许他们践踏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是作者的大声“呐喊”。

《中医史》出版后获得成功是预料中事,但未料来得如此之快而广泛,并荣获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的教材。作者应出版社要求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以《中医学发展的新视野》为题,增叙了第12章,该新内容以政策、50多年来重点科研课题与国际交流等12个论题,进行了朴素、大方、求实的讨论、评估、介绍,其论断、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富有参考价值。

 

百岁老人、国医大师、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近代史学家

邓铁涛

 

 

 

 

 

 

绪    言

 

 

 

中国医药文明,是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字尚未创造之时,人们早就口耳相传,述说着非常丰富的医药文明初始的史实。例如:伏羲画八卦、制九针而始有医理针术的传说;神农尝百草而始有药物的传说;黄帝与诸位医臣论医理而始有医学体系的传说,都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五千年医药文明的根基源头。

在本书有限的篇幅里,要勾画出中华民族战胜病魔,改善自我保健的全貌,不能说没有可能,但实在是非常困难的。我曾主编的约四百万字、近千幅实物照片的《中国医学通史》,仍然不敢以全面自慰。然而,我将力求以概括、选要、例举叙述的方式,以引人入胜的史实与珍贵的文物照片紧密结合,为读者提供富有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的中医史。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本书,了解中国医学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与疾病作斗争的?如何取得成就的?如何推动医学不断发展的?他们的创造与发明,为人类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哪些卓越的贡献?可能时,我将提出自己对中医学发展前景的预见,以求正于诸位学人与广大读者。

既以中医史为主题,那么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医,什么是中医。何谓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医,治病工也”。在释“醫”时指出:“医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醫从殹,病声之意;下为酉,即用酒所以治病也。因此,古代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说法。另外,“医”字还有一种写法,即“毉”,当是上古巫医未分之状况的反映。春秋左丘明《国语·越语上》:“公毉守之”;宋代沈括《苏沈良方》亦记有“毉师只有除翳药,何有求明药”。可见,历史上曾存在着医未胜巫的历史事实。应用酒与酒类制剂,应当是醫较早用于治疗疾病的有别于巫术的重要手段。《周礼·天官》:“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在医师管辖之下,又有食医、疾医、疡医与兽医之分。此时的民间称谓,多有一定的随意性,常随医家所长而称呼之。现代人们仍习惯称呼掌握中国传统医疗技术的医生为某某中医。然而,近代以来所谓的“中医”,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是人称,指掌握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技术的医师;一是术称,指在中国绵延五千年文明的医疗保健的学术体系,即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含义上的中医称谓,历史并不很久,大概不过一二百年而已。在一二百年前,没有以“中医”称医师者,也没有将中国传统医学称作中医者。“中医”称谓,实际上始于西医传入之后,人们为了将掌握两种不同医学学术之人与术加以区分,便逐渐有了中医与西医之人与术的不同称谓。

在一二百年前的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否有人使用过“中医”一词呢?有的,但与近现代所称的“中医”,具有显然不同的内涵。例如:唐代孙思邈称:“古之善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可见,在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孙思邈所处的时代,所谓“中医”,是与“上医”、“下医”并用,以评估医师技能的高下。在评估医师诊断水平时,孙氏又说:“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在评估医师把握诊疗疾病的时机时,强调:“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并特别指出:“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从他精辟的论述可知,当时所谓“中医”,只是界于艺术高明的“上医”与水平低下的“下医”之间,属于中等水平的医师群,显然有别于现代所谓“中医”的内涵。

五千年来,中医学文化史上对医师的称呼,有着很大的演变。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一书,大多以黄帝问、岐伯等医家答的体裁,论述中医理论,提到了僦贷季、岐伯、雷公等十多位上古名医。对这些名家,尚未使用“×医”,或“医×”的称谓。直到殷商时期,在医疗行业中,出现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巫医”,但以“医”为称者仍很少见。公元前5世纪,秦多名医,如医缓、医和,他们以出色论述晋侯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明确提出非鬼神致病说,指出阴、阳、风、雨、晦、明六淫致病理论等,而名垂千古。和、缓,是其姓氏,医为其职。与此同时,人们以吉祥鸟喜鹊,称谓自己心目中敬重的医师,秦越人之名“扁鹊”即缘于此。这些事例,标志着与巫分立的民间医疗职业在此期已形成。

考古发现之战国鈢(玺)中,有“事疡”、“事痈”,或“王瘖”、“郭痤”等。“事疡”、“事痈”,即从事疮疡、痈疽治疗的医师;“王瘖”,即治疗失音、嘶哑之王姓医师;“郭痤”,即治疗痤疮之郭姓医师。这些记载,反映出战国前后医师的称谓特点。这类称谓习惯,有的沿袭至今,如“小儿王”、“王小儿”等。这类称呼,在春秋战国时期比较普遍,结合李悝《法经》在叙述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时,已有医药费用一项,可以想见,当时已有以医为职业,以收诊疗药费为生活来源的专门医师。

秦汉时,为皇帝、宫廷医疗保健服务的医师,多称之为“太医”、“侍医”、“乳医”等,官职有太医令、太医丞、侍医长等。或有以“工”称呼医师者,如“医工”、“上工”、“中工”、“下工”等,这一称呼也沿袭了约千年之久。例如《内经·素问》在强调预知、预防、早期治疗时,明确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上工救其萌芽”。《内经·灵枢》:“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而行之者,可以为上工。上工十全九”(治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可知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医师也称之为“工”,按其水平之高低,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区别。汉朝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之制药器皿,就有刻着“医工”字样者,出土后被命名为“医工铜盆”。“医”与“工”,在此一时期均为医师之称谓。

隋唐至明清时期,医师的称呼由于时间、地域与学术水平之不同,有着较大的变化。除了“太医”、“大医”、“御医”、“侍医”在宫廷继续沿用外,民间则多称之为“医生”、“先生”、“儒医”、“世医”,等等。以地域之别,南方多称之为“郎中”;北方则习惯称之为“大夫”。此外,如“衙推”、“铃医”、“走方医”、“坐堂医”等,则以其兼巫术算命之术,或以其行医招示、行医方式而称之。另外,根据医术高低或有否欺诈,称呼也有区别。例如:明朝徐春甫《古今医统》,“俗云:明医不如时医”。徐春甫所说“明医”,即明白之医,或称“名医”。所谓“时医”,即时来运转之医,或靠权贵捧成名医,一般均系医术并不高明,甚至为庸医之流,反而门庭若市者。所以,《保生宝鉴》一书评称“委命于时医,亦犹自暴自弃,甘于沟壑者何异哉?”时医亦称“福医”,即医术低下,但有福气之谓。明朝缪希雍《本草经疏》言:“外此则俗工耳,不可以言医矣。”将俗工归之于福医之列。缪氏还给太医与儒医之间画上等号:“故昔者太医,今之儒医。”实际上并不尽然。因为,太医之中并非均系“读书穷理,本之身心,验之事物,战战兢兢,求中于道,造次之际,罔敢或肆者也”。其中不曾深研医术者并不罕见。儒医,大体上始于宋,他们多受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影响,因儒仕不通而改业为医者。儒医知识渊博,多能系统研读,掌握医理、医术,思考、探索与研讨医学理论,他们贡献卓著。而太医仅多服务于宫廷,在医理、医术研讨上,鲜有能与儒医相比者。

赵从古关于儒医,记有故事一则——

宋仁宗庆历年间,进士沈常,廉洁方直,性寡合,不得志,潦倒场屋。因游东华门,见翰林医官,跃马挥鞭,从者雄厚。叹曰:吾穷孔孟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黄辈也?始意学医,奋发攻读,虚心请教名公。因此,孔孟之道,医理技术,有才有行,颇多感悟,“吾闻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这个故事勾画了儒而为医的转变过程和趋势。

“世医”,也是晋唐乃至明清时期千余年间对世代为医者的一个尊称。其实,“世医”之称谓应当更早。《礼记·曲礼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何谓三世?综合诸注家之释,不外“父子相承至三世”,或“一黄帝针经,二神农本草,三素女脉诀,不习此三世之书,不服其药”。如孔子所称之父子相承至三世之医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世医。《汉书·楼护传》:“父世医也。”由于楼护出身世医,曾随父由山东到京城长安行医,颇得贵戚、长者之爱重。南北朝时,徐家是世医的光辉代表。其第八代传人徐之才(505~572),继承发扬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叔响、徐文伯、徐骞、徐雄等,家学渊源,以高超医术,应北魏帝诏,授金紫光禄大夫等职。由于药石多效,方术益妙,又封西阳郡王;故徐之才又称徐王,撰有《徐王八代家传效验方》行世。唐朝孙思邈称其“位望隆重”。明代户籍制度沿袭元代,管理更严,户口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等。医户之家,必须代代有人继承医业,不许变更。明律规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若诈冒托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规定太医院每三年要清查造册一次。明代的医户籍,形成了众多的世医出身的医生。明代还对医户之世医进行考试定级,优者晋升医官,良者定级医士,较差者名为医生。

 

什么是中医学史?中医学史是不是一门科学?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特别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学发展史,必须对之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中医史是研究中国医学科学起源、进步、成长、发展的过程,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性的一门科学。为求得对中医史之研究内容有一明确的认识,首先要弄清什么叫中医学。医学是一门科学,并无人提出异议,但对中医学是否科学,有些人受一些西方观念的影响,对中医提出质疑,这实际上是他们缺乏科学态度的一种宗派偏见。中医学与西医学一样,都是研究人体的生命活动,防治疾病,增进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产力的一门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就此意义而言,说中医学不是科学是毫无理论依据的。他们抓住中医学尚存在着的某些传统理论与认识方面不完善之处,得出中医非科学的结论,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中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受不同时期的不同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学习研究中医史,总结其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探索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否则就很难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哲学思想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能对不同时期不同医学家所受到的不同思想意识、宗教观念、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中医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继承性。其理论、医疗技术、疾病认识、诊断方法,等等,每一进步或创新,都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作为一位医学家,欲掌握医学或在医学领域做出创造性成就,就必须系统学习和掌握前人和当代人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教训。前人的知识和经验,能为后人提供向上攀登的阶梯,避免后人再枉费心力地平地徒步摸索。研究中医的过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给医学历史以正确的地位;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现代中医学发展提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因此,我们认为,中医与中医史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发展医学科学和文化事业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科学。

中医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首先是中医通史,以中国各民族医药卫生之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为研究对象,以发生发展历史时期之先后编年叙述;其次是断代史,即专门研究一个时期的中医学发展历程,如先秦医史、隋唐医史等;再次是医学专科史,例如中医内科学史、外科学史、骨科学史、预防医学史、解剖学史、医疗技术史、针灸学史等,专科史之研究是一个越来越广阔的领域;另外,民族医学史,是在我国近些年来才被日益重视的一个医史领域,例如藏医学史,维吾尔医学史、蒙医学史等;疾病史研究,是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传染病学史、天花史、疟疾史、冠心病史,各种疾病的认识历史,治疗发展历史,诊断史,预后认识史等,既可是一个疾病或多个疾病的系统叙述,也可是一个侧面的历史经验专叙。所以说,疾病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医史研究还必须包括理论研究,例如,医学的起源问题,医史人物之评价问题,医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医学发展与宗教、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等诸种因素的关系,医学发展与外界的交流问题,东西方比较医学史,中国医学思想史等,都属于医学史研究的范畴。当然,中医学书籍史,或称之为中医文献史,其内容包括中医书萌芽,最早的中医书,中医书之发展、传抄、刻印,校正、校勘、注释、训诂、辑佚等等,以及相关的版本学史、目录学史、教育史等,也是中医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或相关部分。

公元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帝国主义列强侵占统治、革命反革命斗争激烈的政治变革时期,也是一个由乱到治,由衰败到图强进步,对比显明的历史时期。中医在这百年之中,既是遭受到残酷取缔的血泪史,也适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兴创新的巨大进步的喜笑颜开史。当然,我们既不能忘记血泪斑斑的苦难史,更不能忘记获得巨大复兴进步来之不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一定要团结一切力量,为继承发扬创新中医而共同奋斗,一定要力戒排他、宗派之风,去争取中医更大的辉煌。

学习中医史重要的意义:第一,它可以增加人们对医学发展历史知识的了解,开阔视野,并可从中吸取和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医学家,都具备善于吸取前人经验的修养。不懂得医史,对前人知识积累一无所知的人,是绝对不会在医学领域取得创造性成就的,更绝不会成为医学巨人。第二,学习研究历代医学家研究医学的思想方法,并总结其横向和纵向的发展关系,分析他们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医学生以及广大读者不断改进自己的思维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方法和条件,并取得成功,是十分有益的。同时,这样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自己看清某些事件、学说、理论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有利于认识客观的发展规律。这对选择科研方向,确定突破点,制订近期或较长远的科研计划或规划,也将成为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第三,学习和研究医学史上颇有成就的医学家的成长道路、治学态度、工作方法、学术思想等,一定会对我们现代各类人才的培养,具有很好的帮助和促进。第四,学习研究中医史,探索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伦理、科学技术与医药卫生发展的关系,是积极促进,抑或是消极抑制,从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和规律,这对于制定和评价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方面。第五,通过学习研究中医史,揭示中医学的本质,与其他医学体系相比的特点或优势,不但可以为我国中医学的继承发扬提供有价值的借鉴,而且也可以为西医学的科研设计、选题、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启示。也会有助于西医对中医,以及中医对西医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评判,促进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和学术交流。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一点,学习和研究中医史,以及通过同西方医学发展史的比较研究,不但可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加强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有助于克服盲目骄傲和故步自封的思想残余。这对我们正确对待中医学和西医学的学术和学者,都是非常必要的。

中医史之评价问题。中医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发展的历史可追溯到很远很远,但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讲,却是相当年轻而幼稚的。论中医史之研究历史,在两千多年前即已开始,例如太史公司马迁撰写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史记》时,即为春秋战国名医秦越人和西汉名医淳于意专门立传,其实事求是的论述方法和鲜明的褒贬态度脍炙人口。此后,历代治史者继司马迁之遗风,不但记述著名医学家传记,而且增加了医学著作目录、医事管理制度、疫病流行状况,以及医学教育、医家考核、医籍校勘、药典编纂,等等,甚为可观。关于医史专著之出现,据现知者当以唐代甘伯宗《名医传》为最早。在此之后,相继有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清代王宏翰《古今医史》及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等。但这些著作,基本上均系名医传记,直到1919年,陈邦贤先生《中国医学史》出版,才填补了编年医学史的空白,继而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中国医史》(英文版),李涛先生《医学史纲》。笔者认为,中国医学史,既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又是一门相当幼稚的学科。作为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后来人就应该继承其优良传统,汲取其经验教训,携手并肩,站在前人搭建的阶梯上前进;作为一门还比较幼稚的学科,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医学史,就要更加勤奋地耕耘,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20世纪中后期,医史学家的专著相继出版,包括我的《中国古代医学史略》,大约已有十余种之多,可谓史无前例之繁荣。但专论中医史者,本书之前,可能没有先例。

如何学习研究中国医学史:讲清楚这个问题确非易事,这里只能就研究方法问题,举要简介一二,以期诸位医史爱好者,对此有个概括的了解。

首先,对于古代医学人物、事件、制度等,都要作历史的、唯物的分析研究,使自己的认识和研究结论,尽可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待中医史,要学会历史地看问题,将人物、事件、制度等,置于其存在和产生的历史时代,进行分析,加以研究,一分为二地评价,恰当地扬弃和继承,既不苛求古人,也不能将其现代化。

其次,必须充分收集大量的有关史料,构建学习研究中医史的坚实基础。从事任何医史课题的研究,都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掌握史料,这是十分重要的。中医史料,有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之别。直接史料,也可称之为第一手史料,例如医学家著作手稿、信件、历史档案、考古发掘等。这类史料真实可靠,原始质朴,最有价值,是分析研究的重要依据。间接史料,也称第二手或第三手史料,例如有关书籍文献、研究者评价、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传说故事等等。这类史料虽然不如第一手史料可靠真实,但对于无法寻找直接史料的很多课题之研究,如医学起源问题等,只能依靠第二、三手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力求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再次,要学会对史料的鉴别。史料既有直接、间接之分,还有真、伪之别。所以,对收集到的史料,鉴别其真伪,判定其价值,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医史研究课题缺乏足够的史料,最多只是得不出确切的结论,而如果引用了错误的或虚假的史料作为依据,必将得出错误的结论。靠伪劣史料,不但会使论点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甚至还会造成笑柄。

最后,我们应注意学习掌握各种专门的研究方法。这是指各个不同的课题研究,需要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研究古代医学家,就必须掌握确定其姓氏、字号、籍贯、生卒年代等的考查方法,必须懂得避讳、干支纪年、古今地名、中国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的关系等知识。学会正确评价医学历史人物之学术思想、发明创造的原则和方法。要想作出正确评价,必须首先具备正确理解和敏锐识别其学术思想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并应学会对其生活时期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有影响的师友等,进行客观的考查。又如研究古代医学文献,就必须掌握医书版本之鉴定方法、目录学方法、校勘方法等。为了确定一本书的刊刻年代,掌握文字演变历史知识、避讳知识、造纸和纸质鉴别知识、刻版版式知识等,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对于一项医学科学成就,绝不可以孤立地予以评价,必须掌握在其之前的科学发展状况,以确定其发明创造的基础,进而评判其贡献和价值。同时,还应尽量对国外同时代的发展水平有所了解,考察国内外医学之间有无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其他如考古学、统计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在相关课题的研究中,也都会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所以,学习、研究中医史,往往需要比较宽广的知识面、比较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灵活敏感的思想方法。中医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在20世纪后半叶迎来了不曾有过的春天。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成立时,就创办成立了医史研究室,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早在1935年创立,《中华医史杂志》也在1947年创刊,但其活动与研究工作时断时续。直到1978年,我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主任,与北京医科大学医史学教研室程之范主任,联合报请中华医学会、卫生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请求中止活动近20年的中华医史学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得到有关领导人的及时批复,经过积极筹备,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于1979年正式复会,同时在京召开了全国医史学术会议;《中华医史杂志》于次年正式复刊。虽然遇到的困难委实不少,但医史学会坚持二十多年正常工作,平均一至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学术交流会议,还曾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中华医史学会国际学术会议三次;特别在一个时期,《中华医史杂志》由于经费不足,国内外订户明显下降,面临着被迫压缩篇幅、减少刊期,甚至再度停刊的严峻局面,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渡过了难关,使之连续二十多年正常出版。1982年,由于中国中医科学院领导的重视,经卫生部批准,在原中国中医研究医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筹建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我被任命为首届所长(直至1992年),从此中医史研究走上了康庄大道,医史学科蓬勃发展。在5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建立的全国三十多所中医药院校中,医史教学不断加强,中医史博物馆逐渐增多,现已发展到近十所,文物的征集和保管、利用,得到明显的改善。1978年以来,在全国设立了多处中国医学史硕士、博士点,先后为国内外培养中医史硕士、博士、博士后近两百名。我国医史学家与国外的交流互访不断扩大,前来进修、考察中医史研究的国外学者、教授,也日益增多。中国专门讲授、研究中国医史学的学者、教授、研究员以及其他行业的医史爱好者,从20世纪上半叶的不足二十人,发展到20世纪末的约三百人之众。

中医学,或可理解为中国传统医学之简称。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各民族都有自己医疗保健知识体系,故藏医、蒙医、维医等,也都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书在论述中也将其作为重点内容。

《中医史》,自然要以介绍中医学发展为主体。中医自公元四五世纪始,先后传入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阿拉伯与欧美,特别在日本、朝鲜等国,曾发展成为其主体医学。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针灸、中药等,已传至一百四十多个国家与地区,在不少国家与地区,还相继取得了合法地位。中医早已不单是中国人民保健的医学,19世纪前,即早已为人类所共享,20世纪50年代以来,她更加广泛地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重视医学内史研究,其次或涉外史问题。着重论述各个历史时期的继承性发展,注重对创新发明事例的记述。关于章节内容,总体作通史体例,每章则大体上以断代论述,其节其目,尽可能以专科、疾病、人物、文献、轶文故事等内容述评。为使读者易读、易解,本书力求章节题目能够反映医学发展的时代特点,结合中国朝代与公元纪年的方法,分为绪论、中医起源、早期医疗与医巫论争(夏商周时期)、中医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术整理提高(秦汉时期)、医疗实践领域不断扩大(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发展特点集大成(隋唐时期)、医学的全面发展(两宋时期)、少数民族医学融合与医学争鸣(辽、夏、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呈现革新趋势(明代)、医学普及进步与思想阻力(清代)、20世纪中医发展历程,共11章,117节,书后还附录大事年表等,旨在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与评介。

《中医史》,是略于西医传入与发展的中国医学通史,是一部中医学发展史。但中医学的发展是难以摆脱西医之影响的,所以,本书虽以《中医史》为名,突出反映中国的中医历史,然而在论述中除了坚持中医的主体性外,却不蓄意掩盖西医之影响,也不故意回避中西医之间若干紧密相关的内容,旨在唤起人们注意引入现代科学、现代医学为中医所用。这或许就是我撰著《中医史》之方法、目的与意义之所在,如果读者能够得到启发与收获,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第三章    经验积累与理论形成

 

第三节    划时代进步——医学战胜巫术

 

中医发展相对于西方医学发展,在历史上有个很显明的特点,就是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已公然与巫医决裂,而西方医学在公元十一二世纪,仍严重处于宗教桎梏下的黑暗时期。这或许由于神权的制约造成了医学家反叛而明显生成的创新精神,促成了西方医学发展史更多的革新。中医学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已与巫分道,在其发展上极少来自宗教的压力,虽然保持了难得的平稳进步,但创新、发明却较少。

中医发展战胜巫术,是一次划时代进步。

医学与巫术的斗争,就现在所知,最早可能始于公元前6世纪医缓、医和,在前一节已有叙述,这充分反映其时人们对巫医之信任已产生了动摇,医家与病家都产生了怀疑。这里我们以扁鹊的六不治与《黄帝内经》的论断为依据,讨论一下医是如何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战胜巫而独立发展的。

 

一、扁鹊六不治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扁鹊列传中,一一记述了秦越人所经治的若干病例之后,颇有感慨地发表了一段富有时代精神的话,这段话(有专家认为是扁鹊说的,有认为是司马迁根据扁鹊事迹写的)既是他对研究撰写秦越人传的体会,也是他对秦越人学术、医理和高尚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的一次富有代表性的总结。现将司马迁的这段总结引述如下:“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分析这段话有三个要点,即前一句是强调预防疾病和早期治疗疾病的思想。如果一位高明的医学家能够达到预先诊断出病人疾病之所在,或尚未发病即知将要发病的高超水平,那么就可以使病人得到早期治疗,病人之疾病就可早日治愈,不至于延误到不能治愈的状况。这一思想既是当时医学界的理想和期望,也是时人包括医学家努力追求的目标。时至今日,我们未尝不抱有如此之愿望。中间一句是对上述期望不能完全实现的感叹。意思是人类的疾病太多了,太复杂了;而医学发展的水平却太低了,治疗疾病的理论和医疗技术也太少了。所以,当人们患病之后,往往有六种情况是很难治愈的,甚至是不可治愈的。最后一句则是六不治的具体内容。这六不治的概括确是很科学的。综览太史公笔下所述有关秦越人医疗事迹和成就,也正说明司马迁所概括的六不治思想与扁鹊医疗活动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绝非太史公的个人空想和议论。这里仅举“信巫不信医不治”为例。前已述及,殷商时期巫术巫医居于统治地位,西周时期由于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的兴起并用以解释人体和疾病,医学开始向鬼神致病说提出挑战,春秋时期有医缓、医和进一步倡导非鬼神的六淫致病理论,唯物的病因学说有了加强,但他们尚未完全与鬼神观念决裂。从文献记录可以说,扁鹊对鬼神致病的传统观念已予完全否定。例如《新语》所述:“昔扁鹊居宋,得罪于宋君,出亡于卫,卫有病将死者,扁鹊至其家,欲为治之,病者之父谓扁鹊曰:吾子病甚笃,将为迎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灵巫求福请命,对扁鹊而咒,病者卒死,灵巫不能治也。”又如扁鹊到了虢国宫门下,看见国中上下都在为太子进行祷告,他不解虢国太子患的什么病,为何如此迷信鬼神,经询问乃知由于暴厥而死已经半天,尚未入棺,便决心诊视。但王室巫医不但不信,而且说:“先生得无诞之乎?”经国王同意,扁鹊仔细诊视后说:太子鼻翼能张,说明尚有呼吸,两股至阴,尚温而未冷,尚可治愈。我们前面已经介绍扁鹊用综合疗法果然治愈了太子的病。这说明他坚信医术,不信巫术,敢于用医术战胜巫术,特别是说服国王接受医术治疗,这在当时巫医势力还相当强大的情况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太史公以“信巫不信医不治”概括扁鹊及其时代医疗特点,对扁鹊而言是当之无愧的。

 

二、《黄帝内经》彻底批判鬼神病因观

 

《内经》是一部充满医学唯物论思想的著作,这不仅在思维方法上如此,在处理与巫师、巫医理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素问·五脏别论》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这就是说与那些迷信鬼神的人,是没有办法同他们研究论述高深的医学道理的;对那些讨厌针石的人是没有必要同他们讲高明的针灸医疗技巧的。这样坚定的意志和态度,说明《内经》的作者们和《内经》时代的医学家们,已坚决同鬼神致病的谬论和唯心迷信的观念决裂了。中医学在扁鹊、《内经》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鬼神观念统治医坛的情形,使中医学始终沿着唯物的道路向前发展着。尽管在此之后,咒禁在一些时期仍有发展,甚至设有咒禁科,但无不处于从属地位。又如庙宇,寺院多有求签问病的设施,虽说有以符咒香灰治病者,但查阅其底簿,每每有按病证给药处方的记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咒禁一类迷信科目里,药物和医疗技术、心理疗法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第四章  中医学术的整理提高

 

第三节    中医之师徒传承

 

中医之发展,师徒授受、传承进步,有着光辉的历史,十分优越的传统,特别晋唐之前,学校教育尚未发达,中医学术的继承、发扬、创新、进步,主要靠师徒传承而发扬光大。因为,父子传承的世医、学校教育师生传承,发挥重要作用者基本上在晋唐时期,之后虽有发展,或有扩大,但师徒传承始终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而历代名医之辈,可以说绝大多数均出师徒授受之门。

扁鹊。中医第一名家,当推战国时期的秦越人,人们誉之为扁鹊。秦越人少年时代为人舍长,有一位舍客名叫长桑君,经常客住秦越人之客舍,两人相互敬重,如此交往观察十多年,有一天,长桑君约秦越人私坐,谈话间长桑君告诉秦越人:我有禁方(富有特效的医学方术),现年已老,想将这些技术传授给你。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轻易将禁方泄露他人,秦越人敬重承诺。长桑君乃出怀中禁方,尽予扁鹊,便消失不见了。扁鹊非常认真研读禁方,以此视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从此更精脉诊,医名鹊起。秦越人得师长桑君之传,对传授弟子也十分重视,他的弟子有:子阳、子豹、子同、子明、子游、子仪、子越、子术、子容,他们都能很好继承老师学问,在抢救虢太子尸厥症时,在老师指导下,各施其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功。

淳于意。原本是一位齐国管理粮仓的地方小官,淳于意在回答汉文帝“受学几何岁”时说:“自意少时,喜医药。”但“试之多不验。至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谓意曰……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当时,公乘阳庆已七十多岁,膝下无子,认为淳于意品学皆好,喜爱这位后生,有一天使意尽取其故方,更悉以禁方授予,并将自己的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的技术,悉数传授给淳于意,淳于意十分高兴,答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避席再拜”,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等,经三年之刻苦学习,已能掌握老师的学识,为人治病,判断疾病预后,多获效验。淳于意在医学上的成就,与传承老师公乘阳庆之学密切相关。为了进一步提高医术,他又拜师公孙光,公孙光将自己学术悉授意,淳于意学识明显长进,公孙光十分器重,称赞淳于意有“圣儒”风度,“必为国公”。淳于意秉承老师遗风,也十分重视传授弟子,名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皆得淳于意之学。“宋邑,臣意教以五诊岁余;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淄川王时遣太仑马长冯信,臣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年多;临淄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为齐王侍医。”

郭玉。东汉时著名医学家,精针灸,曾任和帝(公元89~104年)时太医令丞,以学术与胆识,深为和帝赞赏,在民间也有着广泛的影响。郭玉医术高明,品德高尚,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郭玉医术品德由何传承而来的?据《后汉书·郭玉传》记载:“玉少时师事(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可见他的学识、品德,乃承继程高之传授。程高,立志学习医学时,闻隐士“涪翁医术高超,寻访多年,遂得其传”。从而成为一名医。那么涪翁又何许人也?涪翁,是一位医术高明,医德高尚,隐名埋姓的老翁。平时,垂钓于四川涪水以为生,人皆不知其姓名,尊称之为涪翁。但当他遇到疾病者,即给予针灸,或服以方药,病人疾苦往往应手而愈。他治病救人,不论贵贱,从不贪图报酬,皆全力救治。程高闻知其名,寻访多年始以真诚而得到涪翁之传授。

华佗。《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其“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精于方药”。《三国志》亦作同样叙述,但均未见明言其师姓名,甚为遗憾。但“游学徐土”,不是告诉我们师事徐土的众多先贤,得其传授而名显于时。虽然华佗之师授还不知其名氏,但他徒弟,却个个知名,如“广陵吴普,彭城樊阿及李当之,皆从佗学”。吴普疗病依准其师,多所全济,甚得师赞尝,其著作《吴普本草》等对后世很有影响。樊阿继承师之针灸,名闻于时。李当之,少通医经,得师传,尤经本草,著有《李当之本草经》。

张仲景。少年时跟随同郡张伯祖,学习医学,尽得其传。仲景从师同郡张伯祖,既是师徒传授,或可为世医叔侄授受成功之范例,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生动写照。无怪乎,仲景在洛阳遇到同郡何颙时,何颙夸奖他“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名医”。仲景之学影响中医学发展近两千年,私淑弟子不计其数。卫汛传其学,精医术,有才识,名著当时,相传撰有《四逆三部厥经》、《妇人胎藏经》、《小儿颅囟经》等传世。晋代王叔和,以整理《伤寒杂病论》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而著称,有人疑其为仲景弟子者。

我国医学从战国,以迄东汉,多为禁方流传比较盛行的时期,所谓禁方,就是私藏的秘密医方,是不轻易传授他人的。《灵枢·禁服篇》谓“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包括诊断疾病,知生死,决嫌疑,定可治之类的书籍,亦多列入禁方之中。长桑君传秦越人,公乘阳庆传淳于意,老师都十分审慎,经长时间观察,认为其徒人品,智能等均十分可靠,才愿以禁方授之。虽未见割臂歃血之盟,但其严格、严肃、审慎之考察,的确令人敬慕。

师徒传授在传承发展中医上,有着巨大的贡献,是十分优越的继承与发扬模式,至今还不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我一直认为,医学教育的学校教育,应当借鉴师徒授受的模式,弃其不足,发扬其优势。

 

 

 

第六节    外科鼻祖——华佗

 

华佗(?~208?),又名旉,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东汉末杰出的外科学家。他曾游学于徐州一带,通晓各种经书,喜爱医术和养生之学。华佗的医学知识非常渊博,通晓内、外、妇、儿、针灸等科,尤精于外科、针灸和医疗体育。他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提倡外科手术治疗,治疗疾病的思想具有精纯果敢的特点,治疗手段多样,处方用药不过数种,施针取穴不过数处,即能取得很好疗效。他性情爽朗刚强,不图名利,对于那些耽于功名利禄的人嫉之如仇。他曾先后拒绝太尉黄琬征召他出任做官,谢绝沛相陈珪举他当孝廉的请求,只愿作一个平凡的民间医生,以自己的医术来解除病人的痛苦。

当时曹操患有“头风眩”(有人解释为三叉神经痛),屡治不效,闻华佗医术超群,便差人请他为自己治病,华佗给予针灸治疗迅速得效。曹操非常高兴,便强留佗做他的侍医。华佗不慕名利,当然不愿以自己的医术侍奉曹操一人,便托词归家,并以妻子有病为由,几次延期不返。曹操大怒,派人查访,说:若其妻确实有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是虚诈,便拘捕押归。华佗既已借词脱身,犹如出笼之鸟,岂肯再返,于是被逮捕入狱治罪。由于华佗坚持不肯做曹操侍医,操恼羞成怒,要杀死华佗,此时谋士荀彧谏操曰:“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不从,最后,华佗这样一位杰出的医学家终被曹操所杀害,后世医人无不为此扼腕而叹!其后曹操爱子曹冲病重,操亦后悔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疆死也。”由此可见当时医生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受到统治者迫害的情况。

华佗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部分地区。经他治疗的病人很多,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崇,人们赞扬他为神医,在民间也流传了不少生动的故事。史料记载华佗著有《枕中灸刺经》等多种医书,可惜均佚。一说华佗临刑前,将自己著作出示狱吏“此可以活人”,狱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即索火烧之。《中藏经》是后人托名华佗的作品。华佗有弟子三人:樊阿,彭城人,善针术;吴普,广陵人,著有《吴普本草》;李当之,长安人,撰有《李当之药录》。他们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华佗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外科方面,他创用酒服“麻沸散”,在全身麻醉下进行腹腔肿物切除及胃肠切除吻合手术等,并获得较好的效果。我国外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记载的医学分科中,已有外科医生即“疡医”,负责治疗疮疡、肿疡、刀枪伤和骨折。该折伤簿系王莽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14年),记录士兵折伤的病历。说明当时外科已发展到一定水平,否则不会有专科医生的出现。其实在华佗之前,中医外科手术治疗已有一定的发展,应当说华佗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次创新性发展,或说他进一步扩大了外科手术治疗的范围。据《后汉书·华佗传》记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剖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积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这段记载虽然文字不长,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深刻,它确切告诉我们,华佗曾熟练运用“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做过腹腔肿瘤摘除术和胃肠部分切除吻合术。华佗的手术麻醉效果较好,技术较精巧,这样的手术,即使在今天,仍然还算是比较大的手术。而且其手术的缝合刀口四五天即愈,这与现代在无菌操作下的手术刀口愈合期一致,说明当时是很讲手术清洁的,其所记载的神膏,也很可能是一种良好的消毒药膏,所以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华佗的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在世界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华佗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确实当之无愧。

华佗的手术麻醉问题。这里特别提一下麻沸散的问题。大的外科手术,能否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和麻醉是否理想关系密切。华佗在1700年前,所以能成功地进行这样高明而成效卓著的腹腔外科手术,是和他已经掌握了麻醉术分不开的。华佗的麻醉术,是用酒冲服麻沸散。酒本身就曾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作者初习外科时,老师还曾用酒作为手术麻醉剂。华佗创造性地应用酒作临床麻醉剂,在世界医药发展史上也是突出的贡献。但更令我们关切的是他发明的全身麻醉剂——酒服麻沸散对后世影响颇大,还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如《世界药学史》的著者西欧鲁氏说:“阿拉伯医家知用一种吸入的麻醉剂;恐从中国人学来,称为中国希波克拉底的华佗,很精此种技术。”可惜的是,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这是因为,华佗以终生心血所总结和撰写的医学书籍,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会散失呢?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华佗在狱中被曹操杀害前夕,曾“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后汉书·华佗传》)而且家中即使尚有其他藏书与著作,恐亦难以逃过抄没之灾。加之《后汉书》与《三国志》两部史书关于华佗的传记中均未记录麻沸散的药物组成,而且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宋明等一千多年的医籍包括外科专著,也不曾有此内容,只是有一些推测、托伪之说。如认为麻沸散可能和宋代窦材、元代危亦林、明代李时珍等所记载的睡圣散、草乌散、蒙汗药相类似;其主药,有认为是乌头附子的,有认为是《神农本草经》中之麻蕡的,有认为是洋金花的,等等。关于后一种药,窦材的《扁鹊心书》(1146)记有用睡圣散作为灸治前的麻醉剂,其主要药物是山茄花(曼陀罗花);14世纪危亦林的正骨手术麻药草乌散等,也是以洋金花(即曼陀罗花)为主配成的。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于1805年使用曼陀罗花为主的药物作为手术麻醉剂,被誉为世界外科学麻醉史上的首创,实际来自中国,其应用晚于我国几百年。半个世纪前,张骥《后汉书华佗传补注》记有“世传华佗麻沸散用羊踯躅三钱,茉莉花根一钱,当归一两,菖蒲三分,水煎服一碗”一段文字,同时在上海印行的《华佗神医秘传》也收载此方。香港中外出版社近年重印了这部书,当然也有相同的麻沸散处方。然而无论上海印本或香港印本都是伪托的,《华佗神医秘传》中的麻沸散处方也不能说是华佗的。因为,时隔1700年如何失而复出,该书并未作出一点令人信服的说明。总之,华佗的麻沸散之药物组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尚待我们进一步考证。

关于华佗进行过上述外科手术的评述。对于华佗的外科手术问题,曾有过否定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当时不可能做那样的手术,甚至否认华佗的存在,说华佗是神话;他们对国外更早一些的外科手术的记载都承认,但对华佗的事迹却不承认;近来国外有的学者虽也著文认为,当时进行这类手术是可能的,正因为可能,唯其中国人做不了,因此华佗是外国人,是来自古波斯或古印度的人,真是奇怪的逻辑。如果我们认真探索一下中国外科学的发展史实,就会看出上述种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尽管当时手术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失败率也可能较大,但华佗做过这类手术是确定无疑的,有关史书的记载是可信的。试看《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对手术步骤、手术当中的具体要求及术后护理等的描述,都是比较合理而正确的,《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作者都不是医生,绝不可能虚构出如此确切的一些病例,应该是根据事实的翔实记载。同时,两部史书及其演义中尚有其他一些有关手术的记载,如司马师目上生瘤,医师为之割去;关羽左臂中箭毒,医师为之刳肉刮骨等,说明东汉、三国时在麻醉下进行手术并非罕事。另一方面,其后六朝隋唐时有关外科手术的记载更为精确,表明其时我国外科手术有了更高的水平,而如果没有从汉晋以来的一个学术上的继承发展关系,那是不合逻辑而无法理解的。总之,华佗在我国外科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否认的杰出的成就,从而成为后世外科医家的一面旗帜。至于说华佗是外国人这就更可笑了,真可谓“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殖民地文化之再版。

在医疗体育方面的重要贡献:华佗主张进行体育锻炼,提倡体育疗法,以增强体质,防治疾病。《后汉书·华佗传》记载他教导弟子吴普的一段话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径鸱顾,引輓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可见华佗养生和益寿延年的学说是建立在生命在于运动基础上的。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优良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矫正了往昔只重单纯治疗的观点,并否定了秦汉时逐渐风起的方士服石以求长生不老的做法,提倡用医疗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延年益寿。他在继承古代气功导引的基础上对“六禽戏”加以改进,模仿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制了“五禽戏”,开创了我国医疗体育的先例,对后世影响颇大,而且在中国体育史上也具有相当地位。华佗本人由于通晓和实行这种积极而健康的养性之术,故“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其弟子吴普仿行他的锻炼方法,年九十余岁还耳聪目明,齿牙完坚。时至今日,华佗所倡导的积极而适当的锻炼思想与方法,仍是值得我们继承和进一步研究的。

TOP插图

TOP 其它信息

装  帧:平装

页  数:549

开  本:16开

加载页面用时:83.4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