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美] 罗伯特·D·卡普兰 著
译 者：骆伟阳
出 版 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4月
定 价：38.00
I S B N ：9787203089933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政治
标 签：世界政治 政治 政治/军事
白宫最有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顾问卡普兰解析：明天的社会将如何从今天演变而来？
·资源匮乏、犯罪、人口过剩、疾病、宗教文化冲突等等，是如何摧毁现有社会结的？
·民主是否是所有国家、地域的必然救赎？
·未来的政府和社会组织形式、权力分配会如何演进？
·对人性和道德的理想主义设想、一种合乎主流观点的“政治正确”，会怎样将我们拖入灾难和危机？
·对于诸如大屠杀这类的人类悲剧，最可行的防范和应对之策是什么？
·为什么在未来世界，情报机构会更加不可或缺？它会以怎样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D.Kaplan），《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曾被美《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大思想家之一。卡普兰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位指出未来将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的美国作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都是卡普兰的读者，他的书使克林顿决定不向科索沃派兵，而布什也将他的书列在必读之首，《华盛顿邮报》刊登专文评论说，卡普兰影响了“布什的世界观”。
2、民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吗？
公元4世纪基督教对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使人相信世界政治的一个和平时代近在咫尺。关于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被特别强调，于是一种共识形成了。但是，基督教当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不断演化为各种教派、宗派和“异端”，反过来又被它扎根的不同地方的地理和文化所影响。与此同时，圣彼得建立的教会变成了一个仪式性的、等级森严的组织，长久犯有暴力和偏执的过错。这还不算东方的东正教教会所犯下的恶行。事实上，基督教没有让世界更和平，而是让世界更复杂。而现在就像从前基督教那样君临世界的民主，有可能会重蹈覆辙。
历史已经证明不存在理性的最后胜利，无论它的名字是叫基督教还是启蒙思想，或者现在叫民主。有人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将取得胜利——或者说将持久存在——这本身就是由我们的种族优越感所驱动的决定论的一种形式。那些援引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以支持民主必然性的人应该仔细听听托氏的一个观点：由于美国人的“相对”平等，他们夸大了“人类可完善性的范围”。托克维尔接着说，“在民主的时代人们更应该特别当心”专制主义，因为专制主义会在由“平等”助长的对自我和自身安全的沉迷这一基础上兴盛壮大。
我认为，在朝向各种新形式极权主义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在世界上许多贫穷地区鼓励推广的民主构成了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美国的民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并且危险来自于并不引人注目的源头。未来的很多政权，特别是我们的政权，可能会变得更像古代雅典和斯巴达那样的寡头政治，而不像现在的华盛顿政府。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恰恰由于我们身处这样繁荣的时代，更应该居安思危，不管看起来是多么没有必要。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将我们眼中的雅典黄金时代视为雅典衰落的开始。对修昔底德来说，在伯利克里统治下雅典人享有的安全和令人满意的生活使他们看不到人性的冷酷，逐渐成为日后输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祸根。
我希望我的悲观主义成为一种审慎的基础。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常常对人类的境况感到沮丧。詹姆斯·麦迪逊说：“就算每一个雅典公民都是一位苏格拉底，雅典人聚集在一起仍然是乌合之众。”托马斯·潘恩说：“社会是因我们的欲望而产生的，并且受我们的邪恶统治。”国父们是从托马斯·霍布斯“粗野”而“反革命”的哲学那里获得思想支撑的。在霍布斯的开明专制主义体系下，安全优先于自由。塔尔萨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A.拉赫在其杰出的三卷本著作《古代和现代的共和国》里解释了美国国父们为何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古代的共和国，因为它们建立在德性的基础上，服务于一种功利主义的政权制度，企图将人类自私的、物质主义的本能导向有益的目标。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人类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这明显是在为霍布斯式的决定论辩护。
民主制是价值中立的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通过民主上台掌权的。民主制并不总是会将社会变得更文明——但它们总会无情地暴露所在社会的健康状况。
1985年4月的我身处一群苏丹人中间，他们刚刚推翻了一个军事政权，以一个新政府取而代之。这个新政府在次年举行了自由而公平的大选。苏丹刚刚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主制度立刻导致了无政府主义，随即又导致苏丹出现后殖民时代以来最野蛮的专制暴政：这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它扩大了死刑范围，迫害妇女……将绑架来的孩子以200美元卖回给父母，让首都喀土穆取代贝鲁特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恐怖之都。苏丹人口的识字率只有27%（其中妇女识字率为12%）。如果一个社会不具备适当的健康状态，民主就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灾难性的。举例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意大利民主制的后期，德国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高以及意大利社会骚乱的数量之多堪与苏丹识字率之糟糕相提并论。
有一名失业的突尼斯青年曾经告诉我：“在突尼斯我们的失业率高达25%。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举行选举，结果将出现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政府，并会发生类似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还是首先搞好经济，再纠结选举的问题吧。”突尼斯和邻国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其中，突尼斯没有民主但一直很安定，而阿尔及利亚在 1992 年爆发了暴力冲突——因为此前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不如预期，军方干脆取消了第二轮选举。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直在库尔德地区和阿富汗这两个脆弱的部族社会推行民主，在对多元主义进行制度化的努力失败之后，库尔德地区的安全真空一度被萨达姆·侯赛因填补，而大部分阿富汗地区则被塔利班暴政填补。在波斯尼亚，欧洲自纳粹时代以来最恶劣的战争被民主合法化。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民主削弱了不少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另一些国家，选举被操纵用于重返独裁统治。在塞拉利昂和刚果共和国，选举导致了一片混乱。马里——被非洲观察家们称道为“民主的成功故事”，近来举行的选举遭到反对派抵制。结果，这场选举毁于杀戮与暴乱，选民投票率还不到20%。即使是在拉丁美洲，这一被称为第三世界最成功的民主发生地，状况也不容乐观。委内瑞拉从1959年以来一直拥有民选的政府，而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军政府实际统治之下。但委内瑞拉社会动荡，政变图谋时不时发生，犯罪猖獗，精英集团将储蓄的大部分投资到国外。委内瑞拉的信用风险仅次于俄罗斯和墨西哥。智利则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其经济增长率可与环太平洋地区的那些国家相提并论。民主的哥伦比亚充斥着流血冲突，中产阶级的很多人试图逃离这个国家。接下来是秘鲁，尽管现政权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通过从民主退回到准威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有一种焦虑感弥漫着整个拉丁美洲，即除非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并实现各种机构的现代化，否则民主浪潮的成果不可能得到巩固。即使在阿根廷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各种机构仍然很弱，腐败盛行，失业率高企。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在第二个任期内引发了人们对于民主可持续性的质疑——他的第一个任期取得的成功似乎已经消失殆尽。在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民主遭到居住在拥挤的贫民区的教育程度低下、刚刚城镇化的千百万人的强烈抵制，他们看不到西方式议会制度有什么明显的好处。他们的不满是过去十年拉丁美洲很多城市犯罪率飙升的原因之一。
成功的民主需要具备一个强大有力的中产阶级群体和较为健全的民事制度，但民主的俄罗斯从前苏联政权中继承不到这两样东西，因此仍然充满暴力，局势动荡，极其贫穷，尽管该国识字率高达99%。在阿尔巴尼亚，前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生活并不存在，而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曾经有过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把现在阿尔巴尼亚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经济崩溃与民主化较为成功的匈牙利和捷克对比，进一步证明了无视当地具体情况而坚持我们对民主的信念，这无异于文化傲慢。
看一看海地，这个离迈阿密只有90分钟航程的小国，1994年有22000名美国士兵被派到那里去恢复“民主”。海地 5% 的合格选民参加了去年（指1996年，编者注）4月举行的一场选举投票，而习惯性的局势动荡仍在继续，饥荒仍在威胁人们。那些认为美国能够在全球范围建立民主的人应该仔细听听已故美国神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话：
将我们的权势拓展至大陆以外的那种力量，同样已经将我们拖入了一张巨大的历史之网。在其中，他者的意愿运行在偏斜的方向上或与我们南辕北辙，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妨碍或抵触我们最渴望的东西。我们根本不可能为所欲为，即便我们坚信我们的方式能带来“人类的幸福”。
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说独裁专制好，民主不好，而是说民主只有作为其他社会经济成就的一个顶点才会成功运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言中指出，民主在西方的逐步形成并不是通过那种我们极力要在全球各地到处强加的道德法则，而是作为发展的一个有机结果。欧洲社会已经达到一个复杂精细的程度，贵族阶级为了不使自己的负担过重，不得不将一定程度的平等赋予其他公民，并将一些责任分派给他们：人口结构性地分化为和平竞争的不同利益群体，这是避免暴政或无政府主义所必需的！
我们退回到仅仅通过道德论证来为民主辩护这一事实表明，对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支持民主的历史和社会论据并不存在。现实主义不来自我们，而来自像乌干达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维尼这样的人。他是一位开明的霍布斯式的独裁者，他的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年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接近10%——尽管该国北部存在着部族冲突。1986年，穆塞维尼领导的武装部队攻占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没有洗劫任何一家商铺。穆塞维尼推迟了选举，直到他认为自己能确保选举胜利。“我恰好就是那种不信任多党制民主的人之一”，穆塞维尼写道，“实际上，鉴于当今非洲的现状，我完全反对它……假如有人在乌干达建立多党制，某个单一政党不可能胜选，除非它想办法分化94%的选民（由农民构成），而主要问题就因此产生了：部族主义、宗教或地方主义成为了紧张的党派政治的基础。”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还没有达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那种发展程度，多党制只会加剧现有的民族和地区分裂并将其制度化。看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化进程将民族主义者送上了权力宝座：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进一步将本国拖入战争。为了恢复和平，反对党在阿塞拜疆发动一场政变是必要的，同时还必须开发阿塞拜疆巨大的石油资源，刺激经济增长。没有政变的话，西方的石油公司将丧失目前的立足点，这一立足点使美国能在试图“按我们的条件”实现与伊朗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加大对伊朗的压力。
当然，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宣扬的是支持民主的道德论证，但同时佐以那种我们现在都放弃了的历史和社会分析。“美国宪法是由55个人以及一个幽灵写成的，”退休的美国陆军中将戴夫·R. 帕尔默在他的著作《1794：美国，它的军队，以及国家的诞生》（1994）中这么写道。他所说的幽灵就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军事独裁者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在17世纪中期捍卫议会反对王权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比此前任何英国国王都糟糕的专制统治。美国建国之父们非常害怕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民众会被克伦威尔式的人物愚弄，也害怕一种将过多权力集中于一个人手上的体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设计一种制度，让民选机构来过滤大众的奇思怪想，并将政府划分为三个分支以分散权力。
我们今天忽视的幽灵——如卢旺达的教训——西方鼓励的议会制度是造成成千上万图西族人被胡图族武装杀害的原因之一。1992年，卢旺达政府部分出于回应来自西方的压力，建立了多党制度，并将自己转化为一个联合政府。各个新政党成了各种族团体的面具，这些团体都组织起凶残的民兵武装，而新政府的联合性质为最终导致1994年种族大屠杀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祸根。邪恶的个人当然要对大规模杀戮负责。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有致命缺陷的体制下行事的，而这个体制是在我们傲慢的种族优越感帮助下建立的。事实上，我们要将西方议会民主制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这种道德主义式的企图与19世纪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殖民主义者）很多人同样充满了理想主义——试图用外国的治理经验取代殖民地运行良好的酋长制和部族庇护制度。
苏联的解体不应该成为我们强迫卢旺达和其他国家建立多党制的理由，而这却是后冷战时期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甚至是在一些几乎未受冷战影响的地区，我们依旧在推行多党制。东欧国家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有过民主选举的历史。另外，东欧有较好的社会先决条件以及工业基础（资产阶级传统、与西方启蒙的接触、高识字率、低人口出生率，诸如此类），所以冷战后在这些国家推行议会政治是合理的。而不合理的是用枪指着第三世界人民的脑袋推行民主，相当于说：“你们就当作曾经像波兰和捷克那样经历过西方启蒙而行事；你们就当作 95% 人口都识字而行事；你们就当作没有血腥的民族或地区冲突而行事。”
国家从来不是通过选举而形成的。地理、聚落形态、识字的资产阶级的崛起以及民族清洗（很不幸）形成了国家。举例而言，希腊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部分原因是本世纪（指20世纪，编者注）早期它实施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民族清洗（以难民迁移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单一民族社会。尽管如此，希腊还是花了数十年时间发展经济，才最终摆脱政变传统。通过在那些官僚制度从未良好运行的社会强迫做出徒劳无益的妥协和建立脆弱的联合政府，民主常常会削弱国家。由于民主既不会形成国家，一开始也不会巩固国家，因此多党制最合适那些已经拥有高效的官僚体系和纳税的中产阶级的国家，在那里，类似边界和权力分享这等主要问题已经被解决，政客们可以就预算和其他次要问题自由争吵。
中产阶级的确立带来了社会稳定。创造中产阶级的并非民主制，而是独裁制，包括君主制。中产阶级在取得一定规模和自信之后，转而反抗给他们带来繁荣的独裁者们。这是发生在当今环太平洋地区和南美南锥体地区的模式，但没有发生在南美其他地区、南亚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00美元，普通人要么是乡下农民，要么是城市农民工，道路、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少得可怜，缺乏可靠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地方就需要一位像俾斯麦或杰瑞·罗林斯这样的领导人（后者是加纳统治者），先通过军事独裁稳定自己的国家，然后再经过民主选举上台（在位很多年），直到他不再受不听话的军队威胁。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那些将民主等同于进步的外国记者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既忽视历史又无视该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哲学。他们似乎认为人们只能在独裁者或民主领导人之间做选择。但对很多地方来说，真正的选择只能在坏独裁者和稍微好一点的独裁者之间做出。在这些地方强迫举行选举可能会带给我们立即的满足感，但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带着手榴弹的士兵们就将变得不耐烦和贪婪，将很轻易地推翻初生的民主政府。而民主政府多半将由腐败、各执己见、无能的政客们组成，他们虚弱的统治一开始就缺乏制度基础：现代官僚体系通常要求具备覆盖好几代人的高识字率。即使是印度这个能证明普遍规律存在的巨大反例，它作为民主国家的成功纪录也是好坏参半：比哈尔邦和其他一些饱受贫困折磨的地区仍然处于半无政府状态下。一位著名的亚洲事务专家罗斯·门罗曾经描述过为什么中国的现行制度在带领人民应对后工业时代的严峻经济挑战时做得比印度的民主制要好。
当然，后冷战时代，我们推广民主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在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美国在能源丰富的中东最重要的盟友——对我们来说最可怕的梦魇就是自由公平的选举，在中东其他地区也一样。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我们对那些与美国利益不甚相干的独裁政权的态度——但没有改变我们对那些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政权的态度。我们称颂民主，与此同时我们对有侯赛因国王这样的独裁者存在而深感庆幸，我们也庆幸土耳其军方和巴基斯坦军方是他们各自国家“民主政体”背后的实际统治者。很显然，抽象的民主包含了无可辩驳的好处，比如公民社会和对人权的尊重。但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它很不幸地过于强调选举。很多地方真正发生的情况需要我们费尽周折来解释。
仲裁型政权
如果大众对参加公共事务表现得越来越冷漠，精英阶层越来越不负责任，那么公司权力的崛起就越顺利。物质财富不仅使人们盯着私人生活，远离公共事务，也助长了顺从性。一个人拥有的物质财产越多，就越愿意为保护财产而做出更多妥协。古代希腊人说奴隶就是那种专心致志于填饱肚子的人，其实也可以说奴隶就是那种只顾保护自家财产的人。阿里斯托芬、欧里庇得斯、18 世纪晚期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以及 19 世纪的托克维尔都警告说，物质繁荣会滋生奴性和退缩。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物质繁荣会将人变为“勤劳的羔羊”。
适度的冷漠并非必然有害。我曾经在投票率很高、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生活和旅行过。美国的低投票率本身不会让我感到担忧。哲学家詹姆斯·哈灵顿观察到，恰恰是大多数人的冷漠使一种冷静、健康的政治气候成为可能。毕竟，冷漠常常意味着政治局势健康到可以被忽视。美国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对政治充满热情的投票者——特别是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以及社会边缘者。但当投票率降低到50%左右，中产阶级却在赌场里一掷千金或在政府彩票上挥金如土，或加入私人健康会所、滥用兴奋剂和抗抑郁药，我们就很有理由对美国社会的状态感到担忧。
我最近去亚利桑那大学看了一场篮球比赛。那甚至不是一场正式的校际比赛，只是队内分组对抗练习赛。但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有三组啦啦队在表演。季票几乎不可能拿到，即使是在该校篮球队赢得全美大学篮球冠军之前。向学校捐款1万到1.5万美元，可以使人获得积分，在获得季票方面处于有利位置，但有人就算捐了10万美元也可能依然拿不到季票。我曾经听说在图森市的离婚官司当中，季票归夫妻双方的哪一方拥有是一个首要问题。我注意到看台上几乎所有人都是白人，而在场上的运动员几乎都是黑人。罗马的角斗士从来都是来自罗马人以外的种族或民族。“能把这些西南部社区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也许太少了，只有这一支篮球队了，”一位图森市的报纸编辑对我说，“它就是一支体育运动队、一个交响乐团和一个教会的三合一。”他指出，由于拥有大型州立大学的图森市或其他西南部城市在当地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才，社区的自尊问题就变成了哪个城市能从别的地方招来最多的有天赋的黑人球员，代表该城市打球。
我们已经变成了偷窥狂和逃避现实者。我们很多人本身不运动，却喜爱观看拥有了不起身体禀赋的伟大运动员。篮球、橄榄球和棒球已经成为大型组织化的商业——这一事实只会增加这类观众众多的体育运动的受欢迎度。特别是篮球运动——如此流畅优美，球员穿着暴露的短裤和背心——提供了大众生存反抗本能所需要的人为刺激，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对我们生活的描述。
我们来看看一种叫做“极限格斗”的新的职业格斗比赛，这项赛事在全美各地广受追捧。这种结合了拳击、空手道和摔跤的比赛可是来真的——血真的会飞溅。不少城市和州的法院曾试图制止该项比赛，不过常常不成功。在美国有线新闻网有关这项新运动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接受采访的观众看上去都是典型的中下阶层，很多人还带着孩子来看比赛。问他们为什么来，他们回答说他们想“看血”。罗马斗兽场的气氛与企业时代结合在了一起，娱乐取代了传统价值观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就美
国人为什么会通过大众文化来自我堕落提出了权威观点：“今天的人认为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于是他接受任何事物，即使他知道这很糟糕，只是为了和他人保持一致，为了不孤单。”当然，正是由于人们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东西太少，他们就用名人填满自己的世界。尽管大众对戴安娜王妃之死的细节充满毫无节制的好奇，但他们不关心重要的全国性新闻和国际新闻，因为大部分新闻都是悲剧。这种放弃自我和责任的心甘情愿，正是专制暴政的必要条件。
古典学者摩西·芬利爵士以下面一段话为其严肃而深刻的著作《古代世界的政治》（1983）作结：
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没什么用，除非它被被统治者接受，在罗马这种接受程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当意识形态开始在精英阶层内部瓦解，其结果并不会扩大公民的政治自由，正相反，它会摧毁每个人的自由。
我们的统治阶级又会怎样呢？
我曾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我认识的大部分侨居海外者都具有没啥意义的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信念，因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与自己的祖国有真正的利害关系。他们的爱国主义纯粹是乡愁式的：一个法国朋友会在法国国歌响起时泪流满面，但无论她什么时候回到法国，她都在不停地抱怨法国。不过，一个人可以不居住在外国却越来越像个侨居海外者。他可能拥有东方的地毯，吃外国菜，兴趣爱好广泛，经常接触外语，拥有关系日益密切的海外朋友，让孩子上特殊学校——所有这些都在本地实现。不离乡的侨居生活方式或与此类似的东西有可能成为一种中上阶层和上等阶层的新世俗宗教，并得到通讯技术的助长。正如宗教在中世纪末期被民族主义取代一样，在现代时期的末期，民族主义有可能逐渐被一种面向整个星球而不是某个特定国家的传统宗教、唯灵论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体以及其他各种有序的情感所取代。不离乡的侨居生活方式或许会造就一个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具有超出本地社区的地理上的有限忠诚感——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审美上令人愉悦的环境。
一个对国家没有多少忠诚感的精英阶层加上喜爱角斗士娱乐的大众，构成了一个由“企业利维坦们”统治，缺乏民主之实的“民主”社会。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谈到了一个可供比较的情景。麦迪逊预见到了一个幅员无比辽阔的国家，但他从未预见到一个能使我们从心理上栖居于相同的全国性共同体的现代交通网络。因此，他想象中的未来美国具有巨大的地理空间，有治理但没有爱国主义，国家将只是一个“仲裁者”，在各种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进行调停。区域的、宗教的和社区性的自我关注将带来总体的稳定。这一概念过去未经验证，因为一种有凝聚力的美国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确曾经生根发展。但随着美国人进入一个全球共同体以及阶级和种族分化进一步固化，麦迪逊的概念就重新具有了重大意义。
这一情境混合了空洞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碎裂化，它具有一些后现代特点，也有一些古代的特点。因为城市郊区化，所以美国的社区之间将越来越因阶级和种族而分隔开。在一个给定的社区内部，对妥协和可信任机构这二者的趋向性将会很高，正如在今天欧洲的小国和中型国家，或如同古代希腊城邦。不仅如此，随着北美成为混乱敌对的城邦制希腊的一种更和平更有创造力的版本，诸如圣路易斯西部和奥马哈西部这样的繁荣郊区地带、图森 - 凤凰城走廊、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园区这样的高科技地区以及波特兰 - 西雅图 - 温哥华地区，它们将在互相之间并与其他个体城市和州展开竞争，争夺海外市场。
一个掌控北美大陆的政权必须继续运作，若美国要保持在信息战当中的优势，就必须依靠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并领导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帝国，正如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做的那样。但困难在前方等着我们，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胜利”将引发大规模的动荡，很多地方还来不及形成更讲求实际、更具善意的混合型政权（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比方说，在中东，像叙利亚、伊拉克——具有人为划分的边界、增长中的总人口和人数不断增加的适龄工作青年——一旦他们的绝对独裁者和中世纪般的统治家族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会立刻成为稳定的民主国家。正像基督教发展的最初几百年一样，情况将一团糟。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公司权力、大众的角斗士文化以及富裕阶层部分脱离所在国的能力，一个仲裁型政权统治下的民主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装 帧：精装
页 数：200
版 次：1
开 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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