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如果一个人专心致志地瞧一朵花，一块石头，一棵树，草地，白雪，一片浮云，这时启迪性的事物便会发生。”
这本书便是我们与花朵未曾言说的美丽故事。
花是能够激起我们的情感、关系到我们的幸福与满足、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能在与花花草草的对话中，解放自己的位置感，听到世界其他角落传来的声音，更是难得。我们借助花梳理了东西方人的审美和自然观，更讲述了几十个人与花的小故事。它们都是如此微妙、多义，正应了那句“一花一世界”。选择讲这样一组故事，与其说是因为花给了我们很多好处，不如说是通过对它们的爱，我们给了自己以自由。希望这本书，能贮存你的自由。
Lens杂志，2005年创刊至今已经10年，持续且稳定地刊登优质影像阅读内容，近10年时间，拥有超过30万核心受众群、超过31万的微博粉丝、25万微信粉丝，其中不乏有政商学艺媒等多领域的精英和意见领袖。Lens品牌已被公认为中国最有品质和品味的影像阅读品牌。
1.“关键在于与真实的世界、真实的自我有着亲密的接触”
2.无用而美好
3.在行走与寻找的过程中，植物驯养了我们的感情
4.重回荒野
5.情切切良宵花解语——东西方文化中花的意趣
6.从曲径微花到过度繁复的美学
7.我的花园是我最伟大的杰作——艺术家与花
“关键在于与真实的世界、真实的自我有着亲密的接触”
文/阿玛
“他终日伏案工作，从不曾漫步夕阳下……他绝不会在纽约闲逛，突然发现点儿什么，毕竟，他得忙着赶火车……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去纽约公共图书馆，度过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阅览室窗外，栎树飒飒有声……他们可能供职于下城的金融区，从没有见过洛克菲勒中心葳蕤的花圃——水仙花、麝香兰、白桦，还有清晨迎着和畅春风飘飞的彩旗。也或许，他们在中城的写字楼工作，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却从不曾凭临海堤，远眺总督岛。通勤者生前，跑了不知多少里程，但他从来不曾漫游过……”
这是E·B·怀特的《这就是纽约》，写于1948年。把其中的“纽约”换成今日的东京、新加坡、伦敦、香港、北京、上海，哪怕是成都、厦门，也会有很多人感同身受吧。
和那个时候相比，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已更剧烈地加速了。而且，还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关于未来，关于环境，关于半熟人“朋友圈”里各种客气的信息……
技术越来越发达，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对于时空的感觉不断被改写：太快的、太膨胀的、太变幻的……很多人也会感觉到自己空前地被其他事物支配着：标准化的考试、职场的绩效、数码设备越来越智能的机器人逻辑……“有机性联系”不断被“机械性联系”取代；一个个原子化的人，被精确地运输在各色写字楼之间。
“现时不再得到未来的充实，因此产生了回归和寻根的需要。”埃德加·莫兰，一位敏锐的社会学家对此分析道，“到处弥漫着一种双脚悬空的不安情绪。必须回归土地。”他的这个“药方”是指和土地发生关系。
莫兰对此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证。它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积极崇拜，只是没有偶像。就像E·B·怀特所体会的《瓦尔登湖》的魅力一样。
怀特是《纽约客》杂志文风的主要奠基者，但在1938年冬天，他却辞去工作，带着家人搬去缅因州的乡下，一年四季亲手操持一个农场。怀特做出这样的决定，多半就是受了梭罗的影响。1845年开始，梭罗到林中隐居了两年，后来写了《瓦尔登湖》。他生前被视为怪异的人，死后才影响渐著。
“如果你满心欢喜地去迎接每一个清晨和夜晚，如果生命像鲜花和清馨的芳草一样散发着芬芳，从而更加富有活力，更加星光璀璨，更为神圣不朽——那便是你的成功。”梭罗说。他充分调用五官来接触大自然，“看、闻、尝、听、摸”。他尤为喜欢用嗅觉，据说可以嗅到半英里外的某种杜鹃花。《瓦尔登湖》就是他以亲身经历提醒人们可以怎样去生活和思考。其中写道：“为什么人们一生下来就开始挖掘他们的坟墓呢？”“……让我们首先像自然那样简朴而健康，驱散笼罩在我们额头上的愁云，给我们身上来一点儿活力吧。”
梭罗后来被视为环保主义者、生态主义哲学家、热爱大自然的行动主义者，但怀特对这些标签都不能苟同，他喜欢梭罗只是因为《瓦尔登湖》“正言警告人可能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它宣扬了积极崇拜的力量”。
莫兰的建议或许就是这个意思：要做点儿什么，而不是消极地等待钢筋水泥的丛林自己会长出绚烂的花朵。
怀特也没有想去寻找田园牧歌，他向梭罗致敬的方式就是去农场，真实地与各种烦恼和琐碎做伴。而且，农场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在将维生素和计时开关引进他的鸡舍的过程中，农场主忽略了鸡蛋的意义”，怀特不知道这个忧伤的故事如何结局，只是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农场主角色，一直到死。在怀特看来，现代社会的光怪陆离，未必会让梭罗，那个拿着斧头砍树的人晕头转向，“不管在哪里，他看到的，不过是旧日人的困境和愚妄以新的形式和规模再现——无法无天，如牛负重，鄙吝低下，而与此同时，他们显然有能力实现心智与灵魂的升华”。
那些1948年的纽约上班族没有好好看过的花儿，如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开得更为盛大，但仍然有很多人在错过，再三地错过，带着自己的虚妄与不满，不停地叹息，焦虑，兜转。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错过的不仅仅是花吧。
人们都相信花儿与自然有很多好处。美国文学和哲学开拓者之一的爱默生曾说：“对于被苦闷的工作或群居生活所束缚的肉体和精神，自然是一剂良药，足以恢复它们的情调。”“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又发现了自我。”他写过一本《论自然》，激发他灵感的是在巴黎游览植物园的经历。
作家奥尔森也曾发表过一场题为“那些无形之物”的演讲，他将曼哈顿中央公园的绿洲，称作工业化城市里的心灵避难所。他解释说，“那些无形之物”是能够激起我们的情感、关系到我们的幸福与满足、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有价值的东西。
几乎所有标榜自然的人，从被涂改了无数版本的“天人合一”，到那些打着自然或植物疗愈旗号的商家和心灵鸡汤，都是基于一个假设的前提：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和人的精神变化过程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人感到自己精神困顿或紊乱，主要是因为节奏被打乱了，只要再次拥抱大自然，重新调理自己的节律，就会获得治愈。
这个前提很难完全被纳入科学的论证。不过，这些理念在今天的风靡，是因为人们（尤其是都市人群）普遍感到失去了与周围环境，与亲人乃至与自己的联系，存在感成了疑问吧。所以，人们希望能有私家的绿地，哪怕阳台一角，喜欢常去公园、野地，甚至去加入那些“自给自足社区”，除了部分是逃离和排解压力的需要，多半也是有修复这些关系的心理需求。
社会心理学家肯尼特·格根在《吃撑的自我》中描述道，与前人相比，现在的我们在生活中与更多的人建立了关系，但继而也有同样多的人被我们丢失关系。人们不断地相遇，熟络，然后又没有任何告别地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过了一段时间，又可能在另一个偶然里再次相遇。为了抵御这种变动感带来的伤害，人很容易变得疏离和冷漠。与此相比，在庸碌的生活里，在庞大城市的一角，有一朵小花可以惦记，不管它是在公寓阳台里，在公园中，还是在郊外的山野上，都意味着一种稳定的、安慰的寄托。
在时间碎片化和多版本日程交叉的生活里，按照自然节律耐心地养护花草，意味着找回集中精力而不是兴趣散漫的感觉；考虑修剪、上肥这些有着具体技巧和意义的事情，而不是陷入种种抽象的功效辩论里，长时间耐心地培育，收获几日花开，也可谓一种远离算计、少功利的嗜好。这一般都能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甚至于，在捷克人恰佩克看来，园丁是为了未来而活的：“今年的玫瑰开了，我们会想，到了明年，它会开得更好；这棵小针松再过个几十年，就会长成参天大树了……最美好的永远在前方等着我们。每过一年，植物都会更加葱郁、美丽。我们会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帝：我们又活过了一年！”
而如果能在与花花草草的对话中，解放自己的位置感，听到世界其他角落传来的声音，更是难得。
在去瓦尔登湖前4年，梭罗曾在一则日记里写道：“夜的一缕细声引我侧耳倾听，令生命有说不出的沉静与庄严。”而在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看来，主要由城市化、科技化组成的现代史，是越来越加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世界越来越变得无声”的历史：都市人已经听不到世界发出的声音了。他提出要恢复人与世界的“共鸣”。这个“共鸣”也是基于上述信奉节律同步的假设。
加里·斯奈德是一个自信能听到这种“细声”与“共鸣”的人。他一生像流浪者一样游历了很多地方，但他认为探究和远足的最佳目标还是能够返回低地，“环顾一下我们周围所有的土地，诸如农业用地、郊区地方、都市地盘等……这些所用之地可被修复”。他在《禅定荒野》里写道，“他们或者在海上航行，在海湾里及河流中驾着爱斯基摩皮艇，或者悉心打理花园，剥着洋葱，甚至只是喜欢坐在打坐的蒲团上。关键在于他们与真实的世界、真实的自我有着亲密的接触。‘神圣’旨在帮助我们（不仅仅指人类）剔除小我，融进山河并存的曼荼罗宇宙之中”。
不过，这组专题没有这么严肃和单一。我们借助花梳理了东西方人的审美和自然观，更讲述了几十个人与花的小故事。它们都是如此微妙、多义，正应了那句“一花一世界”。
而且，选择讲这样一组故事，与其说是因为花给了我们很多好处，不如说是通过对它们的爱，我们给了自己以自由。这是一个挺不错的嗜好，对吧？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里说：“让人满足的嗜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是没用处、没效率、费时费力或落后于潮流的。”在手工时代制造机器，和在今天的机器时代迷恋手工，都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好玩的是，他写完这段分析后，就不愿继续了，因为这样分析太过严肃，“而变得严肃对有嗜好的人来说是个严重错误……愿意去做，这就是充分的理由……举哑铃不属于嗜好，那只是在表示自己要做于己有益的事，却不是在坚持自由”。
希望这本特辑，能贮存你的自由。
……
装 帧：平装
页 数：192
版 次：1
开 本：16开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