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教科书忆

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曾经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出任过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阅历丰富，功业显赫，被毛泽东称为“民族伟人”、“学术领袖”。

　　可以这么说，蔡元培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中国教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杰出人物。其备受关注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涉及教育宗旨、大学教育、基础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各个领域；但人们对他在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很少。其实，在思想启蒙的大潮中，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蔡元培审时度势，洞察秋毫，充分意识到教科书在救国图存中的价值，倡导教科书建设，构建教科书制度，并身体力行，亲自参与教科书的编审。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讲中说过，自己近期要做两件事，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虽小，却是建构良好教育的基本条件，是新式学堂最迫切需要的。蔡元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清末民初许多参与教科书建设的学者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或都像蔡元培一样，在早期的北大做过教授，诸如严复、胡适、陈独秀、章士钊、刘师培、陶孟和、周作人、冯友兰、陈衡哲、任鸿隽、林语堂、顾颉刚，等等。至于他身边的友人，为新式教科书建设功勋卓著的更是大有人在，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范源濂、杜亚泉等。

　　据不完全统计，蔡元培署名亲自编撰或校订或审阅或鉴定的教科书有《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7）、《最新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商务印书馆，1904）、《初等小学本国历史教科书》（上海会文学社，1905）、《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初等小学）》（1907）、《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小学校初级）》（商务印书馆，1927）、《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初级中学）（1928）、《基本教科书国语（小学校初级）》（商务印书馆，1931）、《基本教科书国文教本（初级中学）》（商务印书馆，1932）、《初中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30）等。他还主持制定了全新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教科书审定制度，全面废除了清政府学部编写的教科书，组织审定了大量适应民国需要的教科书，力求发展符合共和新时代的中国现代教科书体系，为我国教科书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我国最早的新式教科书的“催生婆”

　　清末，蔡元培先后中秀才、举人、进士，授职翰林编修。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这个年轻的翰林“痛苦流涕长太息”，于是潜心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设施，以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1898年秋，蔡元培抛弃了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托疾请假南下从事教育，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远大抱负。他不但直接任教于各新式学堂，还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编写新式教科书。

　　蔡元培返乡后曾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剡山书院院长等，在不断的教育实践中，他非常关注新式教科书的发展。蔡元培认为“清之季世，师欧美各国及日本之制，废科举，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为教习者，以授课之暇编纂之，限于日力，不能邃密。书肆诎于资而亟于利，以廉值购稿而印之，慰情胜无而已。”为了推进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展，“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1900~1901年间，他撰写出《学堂教科论》一书。1902年4月27日，蔡元培与蒋智由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提出“我国今日学界最缺乏者为教科书，教育会发兴之始，即欲以此自任”。即以编辑适合我国教科书为己任。

　　上海澄衷学堂1901年开学后，刘树屏是第一任校长，旋即由蔡元培代理主持校务（蔡元培当时是总教习），所以，今天甚至有人认为蔡元培是第一任校长。但蔡元培没做多久，就去南洋公学了。蔡元培在1901年任澄衷学堂代理校长（蔡元培日记记载：农历3月19日去刘树屏家，答应代理一月），去职后仍然留在学堂做事，从事“编字课目”（农历7月25日的日记记载：去澄衷学堂，“编字课目，晨去昏回”）等工作。蔡元培所从事的“编字课目”的书，极有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新式教科书之一的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就是在蔡元培的倡导和直接参与下面世的。

　　“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地编写和出版。”根据这一标准，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教科书是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

　　对于该套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蔡元培不但积极策划，并亲自参与编撰。当时的蔡元培正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他提出：废除科举、兴学校是大势所趋，编辑新式教科书实为急需，建议商务印书馆由编译转为自编新式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依蔡之计划，决议改变方针，从事编辑教科书。此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之发端也”。1904年商务印书馆成功推出了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该套教科书“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最新教科书》系列中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10册、《最新高等小学修身教科书》8册等，蔡元培都亲自参与了它们的编校（初等小学各册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撰，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校订；高等小学各册则由蔡元培校订）。蔡元培等直接把关的这套修身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无编撰经验可言，但仍然取得显著的成就，为后续教科书奠定了基石。它最大的特点有：

　　一是内容上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经、以修齐治平为纬的伦理观念，而是从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点出发，力求体现新时代的特色。

　　二是全面配套教授法，方便和指导教师教学。《最新教科书》是我国最早系统编撰与学生用书相匹配的教师参考书——教授法的一套教科书。这就可以解答，《最新修身教科书》（第一册）全是插图，没有文字，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何从下手这么一个疑问了。

　　三是教科书之间注意横向配合和纵向衔接。比如蔡元培校订的修身教科书上的课文文字一定考虑国文教科书是否已经学习过。《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二册（光绪三十三年孟夏十三版）指出：“所列文字即为图说，皆取儿童易解易读者，字数至多者不过三十二字，不逾国文教科书第二册每课字数。本编虽兼列文字，然修身科与国文科不同，仍以反复论解，令学生了解大义为主，不可拘泥文字徒责记诵。”第三册（宣统二年六月二版，第一页）规定：“本编为初等小学堂第二年上半年之用（正月起六月止）。本编分二十课，每星期教授一课（计二小时），适供半年之用。授本编时学生已读过国文教科书两册，故所引古人之格言、遗事文字较第二册为繁，然至多者不过五十五字，不逾国文教科书第三册每课字数。”这样，国文课上学的东西使得修身课能够有效进行，不至于二者脱节；而修身课的教学，反过来又有助于巩固国文课内容。直至今天，我们有些学科的教科书还是互不关照，两两脱节。

　　整个《最新教科书》系列的情况如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所说：“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备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此非作者身与其役，竟敢以此自夸，乃客观之事实可以证明：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故在彼一时期，能完成教科书之使命者，舍《最新》之外，固罔有能当之无愧者也。”可见，《最新教科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蔡元培对这套教科书的成功面世是有重要贡献的。

　　值得注意的是，编撰新式教科书在当时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商务印书馆和蔡元培一方面请日本学者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蔡元培自己创意，尝试采取承包法编撰课文，按课文数量付费。只是实践检验此法行不通。

　　1907年12月，蔡元培亲自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署名山阴蔡振）出版，共五册。这更是蔡元培编撰现代教科书的标志性著作。“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学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立说。”《中学修身教科书》不但采用了最新的“章节”体例编排，蔡元培还注意在书中揉进了西方一些进步的思想伦理观念，力求为中国的中学生提供一种全面、可行、积极、上进、能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修身标准。这套教科书前四册讲述实践伦理学专题，即“修己、家族、社会、国家”，第五册讲述理论伦理学，有“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等章节，全书开创性地构建了现代伦理学知识体系。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表达了他希望学生能够时刻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为己任的思想。如以体育卫生为本的修身观，本无差等的权利观，非一人之国家观，无高下之职业观等，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统率人际关系。这些观点出现在清末的教科书中，不仅影响了一代人的智识水平和思想意识，而且为进一步的教育改革甚至社会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在受命回国前修订完毕《中学修身教科书》，改五册为上下两篇。书于1912年5月出版，框架和初版书相比无大变动。

　　1909年9月蔡元培翻译出版了德国著名伦理学家保尔森（F.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此书曾被大中小学校用作伦理学教科书。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曾以此书作为伦理学教科书。当时在校读书的毛泽东，极爱读这本书，曾在这本共约十万字的书上，写下了一万二千一百多字的批注，其中有“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等等；毛泽东还对《伦理学原理》一书中的某些观点加以发挥和批判，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昌济先生大加称赞，给他打了一百分。此书对毛泽东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装　　帧：平装

页　　数：352

版　　次：1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