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李学勤、郭志坤 主编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丛 书：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定 价：576.00
I S B N ：9787208126268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古籍 > 古籍整理工程 > 古籍整理
标 签：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套装共12册）》是一套由专家学者撰写、面向大众的雅俗共赏的中国史学读本，共12册，分别为《夏史》、《殷商史》、《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和《清史》，作者均为对中国历史素有研究且有志于通俗历史写作的专家。全书均为章节结构，以时间为纲、专题为目，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风俗等领域（方面）。以学术性为基础，以连贯性为原则，在反映各朝代特点的同时强调通俗性，文笔生动，深入浅出。每本文字18万、配图200幅左右。
李学勤，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等。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出土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周易经传溯源》、《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走出疑古时代》、《古文献论丛》、《中国青铜器概说》等。
郭志坤，历史学家、出版家，首届上海出版人金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郭泳，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任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编辑、记者、《当代学生》编辑部主任。蕴趣于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史研究，著有《空谷幽兰马湘兰》、《你看你看京剧的脸》、《陈端生与〈再生缘〉》等，并任京剧电视艺术片《凤还巢》编剧。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古史探密散文以及著名文史大家访谈录百余篇。曾参与编撰“当代学生阅读经典丛书”以及大型辞书《师典》。
王进锋，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曾于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在美国Dartmouth College研习。在《考古》、《考古与文物》、《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黄爱梅，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方向的研究。曾发表《西周金文诸侯称王现象辨析》、《西周中晚期君臣体系的变化及其对王权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合著有《趣味历史》、《器之藏——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上古文明》、《国学经典导读》等。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陈雪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编审。著有《司马迁人格论》、《中国远古文明之谜》、《读〈三国演义〉》、《中华传统美德》等。另著有历史人文小品集《生命·事业·未来》、《立志·修身·读书》、《交友·处世·做人》等。合著《中华一万年》、“提问诸子丛书” （10册）等，《爱珠乎？爱身乎？》等历史小品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于凯，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管理思想等。代表作有《战国秦汉的国家与小农》、《从战国农业政策看国家与小农的共生互动关系》、《战国古代国家化进程中的邑落结构变迁》、《中国传统社会保障的历史渊源及其特质》等，合著有《趣味历史》、《器之藏：现代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古代文明》、《国学经典导读》。现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
马孟龙，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历史地理、出土文献。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考古》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曾获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青年历史地理论著奖”论文类三等奖。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张德文，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纽约州立大学以博士论文《现代妇女的形成：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民族妇女》获历史学博士学位，ASIANetwork/Luce Foundation 博士后，现任教于伦道夫·梅肯学院。主要讲授中国通史、东亚文明史以及中国妇女、婚姻、家庭史，参加多部有关中国历史著作的英文翻译。
孙英刚，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多次受邀在美国、日本、欧洲、中国台湾地区等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或作学术讲座。研究领域包括中古史、佛教史和史学理论，目前主要关注“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以及佛教在中古日常生活和政治意识形态中的角色。著有《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等，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教授。
余蔚，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辽金政治史，著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温海清，历史学博士，以元代史为主要研究方向。著有《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并在《中国史研究》、《文史》、《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专题研究论文十余篇。另有读史札记、学术书评、译作数篇。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张海英，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明清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工作，讲授《中国古代史》、《明清史》等课程。已出版《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等学术专著。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贤亮，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江南区域史、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被评为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著有《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岁时节令：中国古代节日文化》、《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等。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史》 郭泳 著
《殷商史》 王进锋 著
《西周史》 黄爱梅 著
《春秋史》 陈雪良 著
《战国史》 于凯 著
《秦汉史》 马孟龙 著
《魏晋南北朝史》 张德文 陈雪良 著
《隋唐五代史》 孙英刚 著
《宋史》 余蔚 著
《元史》 温海清 著
《明史》 张海英著
《清史》 冯贤亮 著
序一
李学勤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且说干就干，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 。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 。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 。“面向大众”与“通俗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 ，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
说起“通俗化”，使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 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 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些，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 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 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 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2014年8月17日
序二
郭志坤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 。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 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 ，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易懂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从目录中就一目了然书中的大概内容。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 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把握中心。细讲中注重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 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2014年8月19日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夏史》
鲧的治水业绩尧在位时，发生了空前的大洪灾。当时，尧帝召开“四岳”会议，讨论该怎么办。一个叫蕹兜的人进言说：“还是让共工干下去吧，他究竟是有经验的。”尧坚定地说：“不行，治水这件大事是决不能让他干下去了，还是试着让他去当‘工师’，办点儿具体的事，看他能不能干好。”大家一致同意了尧的意见。
否决了共工继续管理治水工程的进言后，尧又征求大家的意见，何人适合当水利大臣。这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鲧可以担当此任。理由很简单，一是鲧曾是共工的得力助手，他有经验和这方面的能力。二是这个人有干劲，把任务交给他，他会拼死把事干好。听了众人的话，尧只是摇头，说：“他有能力、有干劲，这不假，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伤，就是‘负命毁族’，这样的人一旦把权力交给他，会坏大事。”什么叫“负命毁族”呢？原来“负命”指的是违抗命令，就是不听上头的指挥。而“毁族”就是不遵守族规，好自作主张。两句话加起来，都说的是他不听话。当时原始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终点站，作为天下共主的“帝”还是喜欢听话的人的。
这时，参加会议的众人用了一句最彻底的话把尧说服了，那就是“等之未有贤于鲧者”（《史记·夏本纪》）。意思是说，我们比较过了，在大臣中间，论治水的经验，论道德水准，没有一个比得过鲧的了。帝尧听了，觉得大家的话有道理，于是说：“那就让他试试吧！”帝尧被大家说服了。
帝尧的这一句“试试吧”，一试就是九年，这说明鲧果真不是个无能之辈。如果他真的没能耐，恐怕干上一年半载早被撤下来了。允许他一千就是九年，至少说明他担任治水之职是称职的。
那么九年间他干出了哪些业绩呢？第一个业绩是继续用“壅防”的方法治理水患。
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是有用的，也是不可废止的。共工氏用壅防的方法在颛顼时代实施水患治理长达几十年之久，基本上没有大的水灾发生。在共工氏后期之所以水患频发，不是因为“壅防”不管事了，恰恰是因为疏于“壅防”。鲧是个明白人，他没有因人废事。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着以壅防治水的方略，而且效果也是好的。
第二个业绩是改进“壅防”方法，提高“壅防”水平。长期以来，投入水中的泥、石会被湍急的洪水冲走，这是个大问题。有本史书上说，“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这是个新创造。多少年来，对于“息石”“息壤”的解读有多种，而且争论不休。其实，这里的“息”就是停留的意思。怎样使扔进河里的石块、泥土不被水冲走而“息”停在那里呢？鲧发明了制作竹笼或木笼，把泥土和石块装在里面投入水中，以达到将河水分流的目的。这个方法好得很，它后来被历代的水利专家所沿用。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分洪工程，把江水分成内江和外江，用的不就是“息石、息壤以填洪水”这种方法吗？第三个业绩是为治水实行移民政策。有人对“息壤”作了十分符合实际的解读，说“息壤，民众栖止之地也”。所谓“栖止之地”，就是民众世代居住的宅地。
中国古代一直认为，世代居住的宅地不可移动，那里有祖宗的庐墓，一移动岂不冲了风水？可是，鲧为了治水的需要，实行适度的移民，这也是必要的。当然，他这样做，必然会引来不少人的非难和抗议，阻力是会很大的。
第四个业绩是把铜器用作治水工具，大大提高了治水效率。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铜”是一种神物，因此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支配下，铜器可以制作兵器，可以制作礼器和祭器，后来也可以制作食器，因为中国是主张“民以食为天”的民族，但不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可是这个不守规矩的鲧偏偏把铜制成了治水用的工具。这本来是应该大加赞扬和肯定的作为，但在保守思想的支配下却受到了强烈的指摘，在《尚书·洪范》一书中称之为“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什么叫“汩陈其五行”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说鲧在治洪水时没有按照五行的规范办事。这是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罪名。
按“五行”行事是君臣行为的最起码要求，一个治水大臣带头破坏了五行规范，那还了得！怪不得“帝乃震怒”了。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多处典籍提到，“息壤”属于“帝”，极可能是鲧动用了当时青铜制作的礼器，因为竹笼木笼入水还是容易被冲坏，用上铜钉铜铆则会大大提高牢固度，对鲧来说，铜器治水不用，更待何时！于是礼器熔化成了铜钉——然而鲧忽略了，这些东西属于“帝”，你还没有经过请示汇报（“不待帝命”）！可是，治洪不等人，在大浪滔天的情况下，拯救生民刻不容缓，哪里还有时间请示汇报等批准呢！其实，鲧的思想是先进的，铜这种新发现的金属，不用在治水这样的头等大事上，是多么大的浪费啊！第五个业绩是将治水的范围扩大到“天下”。有这样一种可能：共工时期的治水，大致上只局限于黄河流域，更确切一点说是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可是到鲧治水时期就不同了，史书上说他“壅防天下百川”，就是说他的治水工程已走出黄河流域，走向长江流域，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鲧的天下治水为大禹治水打下了基础。
第六个业绩是由“壅防工程”发展到“城防工程”。很早就有学者指出，城的发明是与治水有关的，或者说“壅防”启发了“城防”。鲧为了治水，不论是水中建造的堤坝，还是建造在河两边的堤岸，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牢固，要经得起狂风巨浪的冲击。由此鲧会联想到经得起敌人冲击的防御工事的建造。如果在自己所在的地域外围上坚实的、经得起敌人冲击的、足以保护自我的“堤岸”一样的工事，岂不安全得多了吗？史书上有“夏鲧作城”（《吕氏春秋·君守》）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城的“发明”不只在军事史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就是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具有不可小视的作用的。
鲧参与治水的历程特别长。在这场大洪灾中，早期的治水领袖是共工，而鲧是共工麾下的一员治水干将，两人的关系相当不错。
有趣的是，一些论者认为共工与鲧是一个人，那是有其深层含义的。到共工被撤去水官之职后，鲧被推举为继任者。史书上说他主导治水九年，其实，在中华文化中，“九”既可以是一个实数，又可以是一个虚数。“九”者，久也。他长久地担任着天下水官之要职，冒着种种风险，顶住种种压力，创造出许多治水史上的奇迹，说他是中华早中期的治水英雄，那是毫不为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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