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阎连科

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鲁迅纪念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

连科天生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又是当代中国最具探索勇气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从不重复自己的写作经验，每一部都具有小说形式的探索性，开掘着新的令人喜悦的思想深度。——复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思和

阎连科有一种愣劲，强行穿过荒诞地带，有一种不妥协的精神。或许他本来就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的共工，他为什么就不能头触不周山呢？——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

阎连科以一种令人迷恋的崇高挑战叙事的极限，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提醒我们应当直面我们不敢直面的现实，记住我们可能已经忘却的记忆。 ——文学评论家 程德培

“黑白阎连科”囊括了阎连科的“黑与白”——神实与真实，荒诞与感动，狂欢与纯情，先锋与质朴……第二辑“散文四书”，精选阎连科“最经典、最钟情”的四本散文——《我与父辈》《711号园》《发现小说》《感念》——以最短的时间，读最好的阎连科！ 
   《我与父辈》是阎连科感动千万读者的长篇散文，一部跪着写的书。书写父亲、四叔、大伯几位普通但又伟大的农民父辈，震撼中国人的乡土神经。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文学奖；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散文协会和《新京报》《中国图书商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评为2009年度优秀作品。阎连科说：“《我与父辈》是一个常有过错的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回想和懊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它是一颗钻石，和书的厚重相比，所有的奖项和盛誉都显得太轻了。”

《711号园》是阎连科为自己曾经的天堂花园写的一部挽歌，记录他“一生最奢靡的诗栖生活”：一块自己的土地，几件顺心的农具，种白菜、丝瓜、茄子……采摘下来带着露水，做几样可口的小菜；雨后去附近的森林里采蘑菇；乘坐自己建造的木筏，在湖边的芦苇荡野餐、看书……本书直抵都市人内心深处的田园梦，是现代《桃花源记》，也是中国版《瓦尔登湖》。新版结尾由阎连科最新修订。

《感念》是阎连科获卡夫卡奖后的首部散文集。北京、识慧、感念、病悟，四个维度，尽显阎连科的幽默与质朴，洋气与乡土。——在农村长大的阎连科，不可避免地对乡土怀有深深的眷恋；走向都市和世界的阎连科，也不可避免地在拙朴、苦难、乡土之外，增添几分幽默、诙谐、洋派与现代。　

《发现小说》是阎连科的长篇随笔文论，以独创的小说理论，发现小说得以传世的秘密。本书是中国作家首次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探讨世界文学内在规律及中国当代文学现状和出路。

《我与父辈》之《打》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四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甥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父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通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儿。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四分之一世纪了。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711号园》之《一条找不到家的土著狗》

有次因故和家人一块去八达岭，回来到沙河那儿，看到一只狗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逆行着疯跑和寻找。它跑跑走走，走走停停，在酷热的夏天，伸长着鲜红的舌头，寻找着生命的出口和离死亡较远的安全处。我们把汽车停在了路边上，打着安全灯，眼看着它从我们身边跑过去而爱莫能助，担心它最终会和某辆轿车的前轮或挡板相遇撞在一块儿。而它以死亡为代价，换来的只是那轿车的一丝擦伤和司机连连说着“倒霉！倒霉！”的一顿骂。

当这条狗从我们视线消失的时候，我把对它的担心也从高处挪位到低处，开始开着汽车朝北京方向动起来。而就在这时候，我从反光镜中看到它又返身回跑的一个黑影儿。

我再次把车停在了路边，小心地等待着它的到来。等待着它从我们身边跑过时，可以慢下脚步，看我们一眼，让我们和它说上几句话，指点它一下，如何才可以逃离高速公路这最为危险的区域。然而，事情的预期，不只是我想的那样。在它沿着高速路跑到距我们还有二十几米时，它慢下了脚步，并且停了下来，在担忧中不安地望着我们。

我朝它走了过去，望着十几米外的它。它也在那儿警觉地望着我。我们这样大约对视了几十秒，儿子从我身后递来了一瓶矿泉水，并且不知从车的哪儿找到了一个装过糕点的方的塑料盒。我就拿着水与盒子慢慢朝前挪，把盒子放在路的护栏下，倒了半盒水，才撒着身子朝我们的汽车走回来。

这时的阳光，正从头顶射下来，高速公路上的黑色沥青吸收了大量的热，又把那热发散着聚在公路上。那些早上赶往长城八达岭而这时又朝北京赶着的轿车，一辆接一辆以超过一百二十迈的速度从狗和我们身边飞过去。没有人停下车看看狗和我们一家人，也没有人开窗向我们招一下手。我料定，在那飞驰而过的十几、二十辆小车中，一定还会有人骂我们一句：“找死啊！为了一条狗。”可那时，我和家人像国家英雄一样没有想这些，只是专注在那半盒水和那条狗的犹豫上。

我的远离让那条狗有些放心了。待我回到车边后，那狗开始试探着朝水边走过去。开始试着舔了几舌又抬头看我们，发现我们站在这边没有动，没有恶意，也不像为它设了陷阱的人，终于就再次大胆飞快地用它燥红发白的舌头舔着那半盒水，直到水净后盒子在路边被过去的汽车风带着朝前移过去。这时候，戒备在我们和狗之间被那矿泉水给洗掉了。我又把两块蛋糕点心朝它扔去一块儿。待它吃完后再扔去一块儿。直到最后把蛋糕放在我手上，由它慢慢朝我走过来。

它是一条黑白相间的花公狗，土著民，谈不上什么优良品种和进口交配那样的富贵话，有四十公分高，六七十公分长，三十几斤重。从它的体态、胖瘦和它对人的警觉中，可以肯定它不是一条流浪狗。流浪狗的目光都是警觉而又求助的。而它的目光中，当吃了蛋糕喝了水，那警觉很快消失了，只剩下一些焦虑和不安。由此可以判断，它是一条有家、有着亲人的狗，只是因某种原因——比如在田野上的自由和对一条母狗的爱慕与追逐，最后导致把自己从某个高速路断了护栏的口中，让自己的生命走进了高速危险的封闭游戏圈，离开了高速沿线的某个村庄、田舍和它熟悉的亲朋好友了。我把手从它嘴下（而不是头上）伸过去，绕到它的脖子挠着抚摸着，直到它对我们彻底放松警惕，才把它抱到汽车上，开着汽车朝北京方向回去了。

我们把它拉回了711号园。把它放在我家院落里，给它弄来了特有的食盒和喝水的碗。在这个院子和园子，它除了陌生的不安外，没有在高速路上对汽车与死亡的焦虑和紧张，看到我们一家人时总是摇尾巴，总是去舔我们的手。看到有同类被人牵着在园里溜达时，它会发出汪汪示好和相邀的叫。我们白天总是把它关在院子里，让它吃饱喝足后，到半夜把院门打开来，由它随意地进和出。狗对家是有超强记忆能力的。几年前，《北京青年报》上曾登过一则消息说，用一辆汽车把一条狗从北京拉到几百公里外的唐山后，那狗过了二十几天，又从唐山跑回到了北京它家里。由此我推测，土著花狗每天眼睛中的不安和陌生，其实是对它家主人的思念和怀想。晚上夜深人静、大街和公路上人稀车少时，如果你记得回家的路，如果你有从唐山返回北京的那条狗对家和主人刻骨铭心的思念与记忆，那你就离开我家、离开园子回到你家里。如果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你还可以返回园子，回到我家里。

果然的，在我的观察中，这条土花狗，每天半夜都在喝完半盆水后离开我家，走出园子，不知到了哪儿去。而到了天亮前，它又精疲力竭地走回来，卧在我家院里，一脸的失落和浑身的疲惫感。我猜测它是半夜出门找它的家和主人了。找它回家的方向路道了。我们那样由着它，晚上十点多让它吃饱喝足，打开院落门，看着它慢慢离开我家（有时还走几步又回头望一望），离开园子，走到北京的街头上，天亮时又如期归来，带着疲惫和失落。

然而这样半月后的一天早上我起床出门，发现它没有如往日那样疲惫地卧在食盆边上的树下边。上午九点它也没回来。十点它也没回来。直到中午、晚上它都没回来。它这次是真的从我家里消失了。轮到我和家人有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中饭、晚饭我们一家人都在议论它，担心着一种不测的命运再次落到它头上。

“它能找到它家吗？”家人问。

我很肯定地说：“不回来就是找到它家了。”

过了半晌后，我儿子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它不会被汽车撞死在路上吧？”

这话让我们一家人都猛感愕然。因为这也正是我们人人担心、人人都没有说出口的话。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和连续数天大家都盼望着它会突然返回来。每天早上，一家人无论谁先起床，都要首先开门看一看，院里的那棵椿树下，是否卧着一条土生土长的大花狗。

当然，朝那儿投去的所有目光，换回的都是失落和失望。当然，随着时间的昼走夜来，我们渐渐把关于花狗的记忆淡薄了，只是在北京的五环、四环、三环路上看到被汽车撞死的猫狗时，会本能地紧张一下停下车，看看它是不是那条土著狗。

事情的戏剧性是在一个月又零几天后，秋天到来时，有天下午，我正在院里摘豆角，忽然听到栅栏门外有“汪汪汪”的狗叫声。抬起头，看见那条花狗正把它的前蹄扒在门上站起来，目光中的热切像寒冷中的两把火。而在那狗的身后，跟来的是它的主人，有六十几岁，秃了顶的大兴的农民，怀里抱着两个巨大的西瓜，累得他满脸是汗，背腰都朝地上弓着了。

“喂——是你收留过我们家的花花吧？”老人大声地问着我，把他的两个西瓜放在低矮的栅栏门柱上。

在把老人和狗和西瓜迎到我们家里时，那狗兴奋地卧在我和老人之间，由我和儿子不停地去它头上、脖上抚摸着。它也不停地舔着我们，这里看看，那里望望，和我们一道听着它主人的叙述——说从小把它养大到五六岁，在将近两个月前，它总是出门去追一条发情的野母狗，追着追着它就丢掉了。半个月不见，让他们一家找得好辛苦，差不多为找它一家人每人都磨破了一双鞋，最后以为它不是被人偷走宰吃了，就是走失被汽车撞死在了哪儿——说在他们村头，汽车撞死狗、轧死猫是最常有的事。因此也就不找了。狗有狗命，人有人命，也就一切听天由命了。可在过了半月后，有天早上一起床，门一开，它却又突然回去了。

就这样，说它不知去哪儿疯野了半月自己重又回去了。

说他今天是到世界公园这边卖西瓜（711号园离世界公园几百米）。卖着卖着就见花狗不停地要往这个园子跑。跑到园子门口，重又回到他的瓜车旁。回到瓜车旁，重又心神不宁地朝这园里跑，有几次还咬着他的裤腿朝着园子门口这边拉，弄得他生意都无法畅畅快快地做，最后就忽然想起它失踪半月的事。怀疑这园里有人曾在那半月收留过它，就抱着两个西瓜跟来了。

就跟着花狗到了我们家。

花狗和它的主人离开我家时，夕阳西下，院子里一片彤红温暖的光。世界变得清静亮丽，如是画在画上的风光和静物。我把花狗和它的主人送到门外又送了很远的路。那花狗走走停停，频繁地回头望着我，以示它的感激与留恋。不过到最后，它还是下决心紧跑几步随着它的瓜农主人消失了。

后来，连续三年，每年瓜熟时，那和蔼的瓜农从大兴到城里去卖瓜，都要领着花狗拐到我家坐一坐，给我们家送几个他自己种的无籽大西瓜。

《感念》之《出租车司机》

一个城市的繁华喧嚣程度，大可以用出租车的数量来衡定。

听说北京的街面上，每天都奔跑着八万辆的出租汽车（不含无照黑租），如同一个城市每天都被打包装在出租车上样。那八万个出租车的司机，并不是八万个普通的庸常人，他们是八万个移动的远程喇叭和口才上佳的国家传声筒与义务宣传员。

全世界都在惊叹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口才好。惊叹他们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皇宫街巷的无所不知之博览。当然，你坐上那棕黄兼白的出租后，他们最爱给你说的还是和生活中的鸡蛋、韭菜、炸酱面大相径庭，却又在他们看来，完全就是日常餐桌上的萝卜白菜——平常而又不可少缺的政治与国家之大事。谈论国家领导，就如同谈论他们亲戚家族中的小舅子，说一些中南海的闻与事，如同谈论胡同四合院厅堂间摆的桌子和椅子。

不关心国家之大事，那是不配做北京的出租司机的。

不海阔天空地知道几桩国家领导人的嗜好、秘闻或他们儿女们的生意或情事，也是不配这个职业的。我之所以爱坐出租车，也多少因为爱听他们那带有几分夸耀的广播和宣传，如果哪次坐上出租没有听到司机山高水长、国家政治地和我聊，我就会以为这趟出租白坐了。白白花了我几十元的钱。尤其去机场或从机场回家来，出租费每次上百元，那是一定要从他们嘴里买些“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趣闻轶事或灰暗私藏的。然而，前天日降后，我从机场返回家里时，那个三十几岁、身材微胖的司机却一反常态，无论如何都不肯和我多说一句话。从我上车到将至家门口，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无论我问什么，他都是点头或摇头，一定要开口说话时，才会说出三个字：“不知道。”

这让我有些意外了。

让我失望了。

让我千真万确地以为我花百元坐的出租是去听繁华闹戏然却进了哑剧场。搭乘着这辆哑然的出租，出机场，过五环，到四环，再从四环路随着蚂蚁搬家的车队走上三环路，就在我因为听不到阔谈的声息而失望到疲劳睡着时，出租车司机把我摇醒了。他告诉我已经到家了，并问我说你知道我今天为何不爱说话吗？我怔怔地提着行李下了车，站在车边望着他，望着那张丰润圆胖的脸和荡着红亮的唇，等他停顿一会儿，又朝我笑一笑，才说他老婆晚婚晚育终于住进妇产医院快要生产了，他昨夜睡觉做了一个梦，梦里说他今天跑车如果一天只说十句话，他的儿子可能是皇帝（金口玉言）；如果说上五十句，就要降为宰相、总理、部长这一级（臣见晋言）；如果说话超过了一百句，也就是司长、局长了，天天开会念文件，唇和舌头忙个不停了。他告诉我这些时，脸上有些憋不住的神秘和失落，如明明可以考得更好可却只差半分没有考到最好的学生样。

“你今天一共说了多少话？”我问他。

“最少上千句。”他笑笑对我说，可话后又自己从车窗探出头来解释道，说他今天一天跑车忘了昨夜的梦，是见了我才重又想起来。说他拉着我一路都在回忆和估算他今天一共说了多少话，话的内容是什么。说他一整天话是说多了，可好在说的都是政治、都是国家大事情；说根据他今天说话的多少和内容看，他家将出生的儿子不是总理、部长、司长和厅局长，而是一个国家新闻办公室的发言人或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司机说完又朝我笑一笑，就又开车走进了人的汪洋群海里。

我便回家了。天也暗黑到大亮的路灯如同盲人的眼。

《发现小说》之《 神实主义小说的当代创作》

把当下创作延推至三十年前，八十年代初有两篇小说非常值得回味。一篇是谌容的《减去十岁》，一篇是吴若增的《翡翠烟嘴》。前者写“文化大革命”十年，每个人都浪费了十年生命。于是，机关里有人传说，中央有文件规定凡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档案年龄可以每人减去十岁。这样该要退休的可以不退，准备提拔又因年龄偏大使组织上犹豫不决的，就成了必须提拔的年轻干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上下下都为可能“减去十岁”而欢呼雀跃。后者《翡翠烟嘴》写一乡下老农，为拥有一枚珍贵的翡翠烟嘴而对生活和人生都充满希望，甚至全村人都为村里有这个翡翠烟嘴而骄傲。后来，故事七折八颠，从城里来了个古董专家，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翡翠烟嘴是假的，是赝品。但这个专家不仅没有道破真情，而且还添油加醋，说这个烟嘴要多好有多好，要多珍贵就有多珍贵，价值连城，是无价之宝，务请不要再示人展看。于是，这个假的翡翠就成了烟嘴的主人和这全村人生活与生命的精神支柱，他们果真把烟嘴深藏起来，再也不展示于人。

这两篇小说，在当年都有相当影响，《减去十岁》还拿了全国小说奖，但终因和主流文学——比如谌容自己的《人到中年》相比较，都属于旁枝绿叶、大河之小溪而终于被人们淡忘并不再被人所提及。这里之所以提起这两篇小说，是因为它们在新时期文学中，是最早明显含有神实主义创作因子的短篇佳制。尤其是谌容的《减去十岁》，它写的是“空穴来风”中的中央文件规定要给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人，每人减去十岁。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真实，是一种不存在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是一种被现实主义真实掩盖了的神实主义的真实。在小说的内部，这种内真实在支配着小说新的因果关系，即：内因果。可惜的是，在这两篇小说问世之后不久，我们的文学流派纷呈杂陈，各有旗帜。“寻根文学”中充满着民间文化的气息，如王安忆的《小鲍庄》，你难说故事中哪个情节和细节多么的神实主义，但那部小说所营造的氛围，却充斥着神实主义小说的神秘、民间、巫文化等等那样的因子。还有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美穴地》，以及后来李锐的《厚土》系列，都有着神实主义的描写和细节。但其小说的主体，又都是现实主义的，故事与人物中的因果关系，只是偶尔有些情节和细节，超出了全因果，有了半因果和内因果的模糊存在，从而使人感到神实主义气息如晚风晨雾在小说中隐隐现现。而以苏童、余华、格非为主笔的新探索小说，则明显以汲取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经验来抵抗中国文学一度长期受制于文学为政治服务、做政治的文学秘书的同时，使这时模糊、朦胧、不自觉的神实主义创作，有了新的汲取之源。那一时期的新探索小说，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真正打开了世界文学的天窗，也在无意间，为后来可能产生的神实主义小说做了现代性的文学准备。

莫言以《红高粱》的写作，让中国文学有了腾飞的欲望，而在当时并不如《红高粱》那样使人振聋发聩的《透明的红萝卜》，则被后人更为回味和咀嚼。但若从神实主义去考查莫言的小说，长篇《酒国》则更有非凡的意义。直到现在，因为莫言写作的多变，恣意汪洋的文风挥洒，把中国传统写作与西方现代写作的融汇结合，尽管研究者甚多，却并没有一条写作之线被研究者从莫言的小说中真正抽拔出来。批评家对莫言的研究，更多地还是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突破或切入，而莫言则更多地谈他与福克纳的某些联系和对这位美国老人的欣赏。然而，如果从神实主义去看待莫言的创作，也许我们可以把莫言庞大、复杂的写作，理出更为清晰的头绪，让他小说中超越现实主义的那些部分，架构更为明朗，内容也更为使人易于理解和富有东方文学的中国意义。回到《酒国》上来，因其结构和写作方法的过分复杂，致使作家在语言上的才华也因为结构而受到限制与束缚，也因此，使这部小说至今还不为读者和一些批评家真正理解和接受。《酒国》在小说结构学上的意义，自然不可小觑，但它在神实主义写作上的价值，则更为值得探讨和深究。小说的故事，是围绕着“红烧婴儿”这一事件展开的，今天人们对《酒国》的阅读，都把“红烧婴儿”这一核心内容，停置于夸张、狂欢、想象、魔幻的层面之上，而所忽略的，却正是《酒国》是那么直接、鲜明地把我们文学中的“神似”之传统，率先转化成了不被人们真正接纳的“神实”。其后的《丰乳肥臀》，开篇三万多字，写的就是人们在生育中对“生人”的漠视和对“生驴”的重视，这也正是神实主义写作中更为注重的“生活中被掩盖的真实”，而非生活与现实的某种逻辑的真实。只不过这里写的“生活的真实”，是阳光的另一面，是白昼之后人们都闭眼睡眠时的暗夜之难以观察、也不愿去正视的一条黑色的幽谷。《檀香刑》最被人们诟病的是故事中对人之“刑解”的描写，但这种“刑解”却和《酒国》中的“红烧婴儿”一样，有着从“神似”走向“神实”的践笔。从神实主义的门洞走进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则更为富有意义。主人公在最典型、突出和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六道轮回”，托生为猪狗的行为、命运与叙述，从现实主义去讨论，这只是小说故事的展开、推进、演绎的形式和结构，是外衣而非内核。但若从“神实主义”去考查这部小说，“六道轮回”恰恰是小说内容的组成，是神实主义对现实主义写作的丰富，也是现实主义写作向神实主义进一步的靠拢。

从神实主义去理解《生死疲劳》这部莫言之“快作”，有其更多的审美意义。与之相论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等，这些作品都不是神实主义之作，但其中都不乏“神实主义”的精彩之笔墨。

关于神实主义的当代写作，这儿必须要强调的不是作家在写作中如何地“神”——神奇，神秘，神经，而是要透过“神”的桥梁，到达“实”的彼岸。那种存在于彼岸的“新的现实”和“新的真实”，是今天奉行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和揭示的真实与现实。凡为现实主义无法跟进的幽深之处，神实主义恰可路通桥至，如聚光灯样照亮那幽暗的角落。一切被隐蔽的荒谬与存在，在神实主义面前都清晰可见、明白无误、可触可感。神实主义留给我们写作的困境是，我们是否能够在提笔时真正地摒弃现实主义写作的某种习惯性思维和约束，正视现实主义描写、感知表层世界之下被遮蔽的、无法感知的世界内部，真正搭上神实主义的摆渡，发现和洞明江水东流那情理之下的暗漩和逆流，发现现实生活表面逻辑因果背后那种看不见的和不被读者、情理与因果逻辑认同的荒谬的真实和存在。

王安忆的小说《我爱比尔》写实而明快。小说中有个情节使人久久想念，称颂不已。她写一群女罪犯在监狱里边，因为春天到了，百草皆绿，万物花开，一切植物都从冬眠中苏醒过来。而这些女罪犯也因为春天的到来而性情复苏，她们莫名地烦躁和激情迸发。于是，开始了彼此之间对对方人格和肉体的辱骂和打闹。这个“春天和女性神秘”的情节，是《我爱比尔》的神来之笔，有一种内真实和内因果存在其中。这种内真实和内因果，正是神实主义与其他小说最大、最根本的区别。是作家的“神实”之笔，一下子让读者搭上了神实主义的因果摆渡，走进了日常间我们无法看到、也无法体会的人物内在之逻辑。又如贾平凹的《废都》开篇，写到庄之蝶在大街上趴在奶牛肚子下吮吸新鲜奶汁，这个让几乎所有读者、论者都感到“突兀”“隔离”的情节，也正是神实主义最为显明的无意识尝试。所谓遗憾，只是这样的神实主义描写在《废都》中太少太孤，独木难支，从而才给人一种唐突之感。但只此一处，也让我对此感佩不已。还有迟子建的《逆行精灵》等作品，在现实主义写作中神实主义的灵光一现，也同样使人感叹和欣慰。

就当代文学的神实主义写作而言，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和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有内真实和内因果的力量。在《老旦是一棵树》中，老旦是因故移民到某村落户的农民，可他是走到哪儿都要在心里为自己树立一个对手和敌人的人。不这样，他就觉得人生不踏实、不真实。如此，老旦终于又在新的环境中无端地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对手和敌人。故事沿着主人公无意识的内真实的逻辑发展，小说的最后，老旦终于把自己的敌人——那个无辜的生命杀掉了。这部小说的内真实——内在的心理逻辑不光是老旦的，也是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它使人想到卡夫卡零因果的那部伟大的小说《审判》，而《老旦是一棵树》要比《审判》在故事源头的因果上真实、可靠得多，更给读者一种“可经验与可发生”的感受。这也就是内因果与零因果的不同。但《老旦是一棵树》和当代文学中有神实主义色彩的其他写作一样，又最终都被强大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全因果所吞没。所以，神实主义在写作中刚有小荷之相，就又不得不沉入现实主义的大湖之水。批评家和读者从中看到的不过是这些作家与另一些作家不同的写作个性，而非神实主义的可能。神实主义存在于当代小说之中，但最终还是不被人们认识和提及。

装　　帧：平装

页　　数：980

版　　次：1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