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 签: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总论
许知远:旁观者之痛
对世界文化的乡愁。
曼德尔施塔姆的名言。我忘记了它的出处,大约总是1910年代的圣彼得堡,或许正是在那个流浪狗咖啡馆。一群俄国青年常聚集于此,他们声称自己是“阿克梅派”,要创造一种美学与思想标准,曼德尔施塔姆是他们的领袖之一。
沿维也纳的环城大道散步时,这句话意外地冒出来。这两座城市颇有些类似。它们都不是自然生长,而是突然被强加来的。彼得大帝最初希望把圣彼得堡变成阿姆斯特丹的复制物,然后让它努力地模仿西欧的风格。维也纳则在19 世纪后半叶突然冒出来,歌剧院、议会大厦、帝国图书馆、维也纳大学……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风格交替出现,维也纳就像是一座主题公园,过分用力地想变成豪斯曼的巴黎。
这生硬的模仿令人不安。……
如今想来,再没有比“对世界文化的乡愁”更能表达我的朦胧感受了。茨威格的维也纳正是我期待的“世界文化”精神,它高度开放、自由,继承又打破传统,对各种新尝试难以餍足。它也正是我对现实生活的反抗,让我从一个匮乏平庸的生活中逃向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但我从未了解这个更丰富的世界。那一串闪耀的名字与作品,既让我兴奋、又让我感到困窘,一种旁观者的困窘。
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不断发生着各种动荡、变革、转型,但所有的事件却没有构成那种“真正的历史”。我们似乎在回应各种外来的潮流——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到审美标准。这回应让我们慌乱不堪、疲于奔命。
这状况正在改变吗?历史正在向中国倾斜吗?相比于博物馆式的维也纳,北京是一座新的博物馆,杂乱的堆砌正在进行。它正代表财富与权力的新潮流,人人好奇于这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代表历史的新潮流。而这财富与权力是催生出新的创造力,还是反而腐蚀与摧毁了创造力。你分明感到这潮流的巨大力量,但同时感到其中新的封闭性,它过分执着于表达受挫的自尊,失去了开放性与好奇心。这样的潮流可能制造出足够多喧嚣,却没有真正的创造与影响。
我能感到内心的焦灼。这旁观者之痛,似乎唯有依靠对世界文化更广阔的理解与雄心,才能真正治愈。
许知远 vs. 周锡瑞:从家史到20世纪中国的主题
我自己对农民很有感情,我做过不少这个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我最喜欢的就是跟农民做口述史,农民老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义和团的资料,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1960 年代山东大学作的调查,有些调查记录我看了,参考了这些记录,记录里没有说问题是什么,但可以根据回答倒推出问题是什么。比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回答:“不,天主教不见得都是富农、地主。”“不,义和团不见得都是穷人。”这就可以看出,问的是:“天主教都是地主是不是?”“义和团都是贫下中农?”老百姓就说“不”。后来,我逐渐发现离城市比较近且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一些村子,就说“对”,他知道该怎么回答。越到偏僻的农村,他们越给你保持着客观。
从义和团到共和国的山东农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过程。他们经过了抗战,经过了解放战争,经过了“大跃进”,经过了很多政治教育。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比较大的村,1980 年我到那儿去,知道已经不可能找到参加过、看过义和团的农民了,但是我主要想看村和村组织是什么样的,和义和团的结构有什么联系。当时是大队干部陪我去,召集五六个人(五十多岁),都给我讲一大堆教科书上的东西。后来休息时我说这个村比较大,人口有一千多人,应该有七十多岁、八十岁的老人,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他说有是有,不过脑筋不清楚。我说脑筋不清楚也无所谓,我的脑筋也不见得清楚。你给我找来,看怎么样。这个干部说他们在割麦子不方便。我说他都能割麦子,脑子不见得不清楚。到了周末休息时,他回来了,把一位87岁的老人找来,脑筋可清楚了。我问他义和团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是南村来的,义和团是北村来的,搞乱的、闹事的。”这个村子分南北村,有不同家族、不同习惯,北边有练拳的。这件事说明,年轻一些的农民、干部召集的,比较听话,年纪大的想说真话,不听干部的指挥,他们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林姗姗:九号院的年轻人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那就像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后响起的沉闷尾音。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二十三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三天,留下一段失败农民起义的行迹。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 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七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地标式的称呼更像一种仪式,总是透露着人们对它的感情。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它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九十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李娟:遥远的葵花地
葵花苗躲过了沙尘暴,却没能躲过鹅喉羚。刚长出十公分就惨遭袭击,一夜之间给啃得干干净净。我妈只好又买来种子补种了一遍。第二茬青苗很快出头。长到十公分时,又在一夜之间被啃光了。
又补种了第三遍。很快,第三茬种子重复了前两茬的命运。我妈伤心透顶,不知找谁喊冤。很快,她听说野生动物归林业局管。便跑到城里找县林业局告状。林业局的倒很爽快,满口答应给补偿。但是——“你们取证了吗?”我妈懵了:“取证?啥意思?”那人微笑着说:“拍照啊,当它正啃苗时,拍张照片。”
我妈大怒!种地的顶多随身扛把铁锨,谁见过揣照相机的!?再说,那些小东西警觉非凡,又长着四条腿,一有动静撒开蹄子就跑到天边了,拍“正在啃”的照片?恐怕得用天文望远镜拍吧!
总之,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尽管如此,我妈还是播下了第四遍种子。本来7月中旬就可以回家的,这下至少得等到9月了。这是我妈后来给我说的事。
说起来,鹅喉羚也是很可怜的,大旱之年,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野生动物们只好向北面的村庄和人群靠近,偷吃农作物。然后被愤怒的农人开车追逐、撞毙……死不瞑目。但人的日子又好到哪里去呢?春天完全过去了,万亩土地仍空空荡荡。
无论如何,第四遍种子的命运好了很多。似乎一进入6月,鹅喉羚们就熬过了一个难关。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去了哪里?哪里水草丰美?哪里暗藏秘境?这片坦阔的大地对我们隐瞒了什么?第四茬种子长出地面,因一无所知而格外蓬勃。毕竟它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
装 帧:软精装
页 数:268
版 次:1
开 本:32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