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
语言,是有黏性的。
我至今把乡政府叫作公社,把村委会称作大队,甚至提醒儿子该去上幼儿园了,“育红班”这个词儿有时还会先在脑袋中转个圈儿。这么土的人,固然属于极品。可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时代的影响之深。
前文写过,如果公社是总部,那么大队是事业部,生产队则是分公司。普通农民,是生产队的员工。我好奇的是,生产队是怎样运转的呢?
北司徒村,共一个大队,九个生产队。其中张北司徒占据三个,即一、二、三队。我家被划入了二队,我爸做过这个队的会计。
爸爸:“队是怎么分的呢?划片儿。街南街北,这么分。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我:“每个队多少人?”
爸爸:“每个队那时候一百一十来人,村子小。现在说不清,一共八九百口,没以前那么准。”
生产队的概念,如今依旧在。只不过它有些徒有其表,唯一的功能,也只是在分配土地时利于协调。反观当年,它的建制相当完备。核心管理团队如下:
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会计,一人。保管员(负责仓库),一人。出纳(负责现金),一人。把式(正把式赶大车,副把式负责犁地等),正把式一人,副把式四至五人。饲养员(负责骡、马、牛等的照料),二人。
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晨起,人们吃罢早饭,开始三三两两向所属队的集合点聚拢。这个松散的“上班”行为,有一个金融专业的名字“上市”。看人头攒动,队伍整齐,队长和会计等开始分配工作:你们去种瓜,他们去种豆。
等等,是不是该有个准确的时间点儿?其实没有,生产队里连块表都没有。不过当时人似乎很自觉。究其原因,无外乎领导严格,工资计件,人也本分。
夏天,稍有例外。因为天太热,人也要午休。早晨,可以日出而作。但中午,则有些不可捉摸。几点出发,全在领导者的掌控。一般估计,应该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负责人敲响大钟通知人们上工。
爸爸:“估计三点来钟,差不多都到了。男男女女,好几十口子。再去干活。”
妈妈:“去了先不干活儿。干吗呢,抽烟儿。这叫查头(音,也可能是‘茬头’)烟儿。”
爸爸:“什么叫查头烟儿呢。就是都来了,看看是不是人齐了。齐了之后,咱坐一起商量下,干什么?怎么干?然后才干活儿。”
我妈说完这句话,利索地点着一支烟。她们这一代的北方农村妇女大多是烟民。往前看,小脚老太太,并不会驾驭旱烟袋;往后看,新潮摩登女郎,也不会轻弹纸烟卷。我想这个查头烟儿,可能是主要促成因素之一。
爸爸:“一个好‘把式’,可了不得。那时候种地,讲究多了去了。比如三清。”
我:“什么叫三清?”
爸爸:“什么叫三清呢?就是耪地,三下儿,把庄稼周围弄干净了。”
耪地,用锄。锄的外形,像大号儿的铲子。只不过锄头倒转,朝向使用者。锄地之时,人弓腰塌背,倒退而行。锄头铲起一层薄土,斩了草也除了根。因为要借太阳暴晒提升效果,才会有“锄禾日当午”。
爸爸:“干活儿,人家还讲究步伐(方言念作chɑ)。割麦子的时候有分工。前边儿,是打腰儿的。后边儿这个,你这一步儿,就是割一把。然后几步儿,刚好够一捆。还得负责拾铺儿。你差了不行。”
收麦子,看似简单,实际讲究最多,也是最累人的农活儿。“打腰儿”,即把割下或者拔起的麦子拴成个“腰带”。“拾铺儿”,则是把腰带扎起来。两人配合,属于流水线作业,效率显然提高,但协调也是考验。
妈妈:“那时候还有剪子股儿。什么意思呢,一把头儿朝东,一把头儿朝西。搭起来,不会散。能割的,这一攥就攥到这么多,到这儿。”
我妈的右手,指向了左肩的位置。这种描述,很容易让人脑中响起革命歌曲,“大生产呀么呼嗨……”这也提醒我,对于生产队的工作氛围,我有些先入为主了。
夕阳西下,人们担锄荷犁而归。
爸爸:“晚上老开会。队长,会计,保管员,出纳,把式什么的,坐一块儿,商量一下,看有什么事。”
我:“干吗叫把式参加?”
爸爸:“得指望人家吃饭呢!干活儿主要靠他们。”
把式相当于什么呢?或许可以叫作业务骨干,也可以称为“大腕儿”。记录好工分,讨论待分配的物品,商量一下种地事宜,这是会议的几个主要内容。
我:“你们活儿多吗?”
爸爸:“挺多的,杂事儿多。那时候什么都得分,连点柴禾都得分。还得组织大伙讨论工分儿。”
我:“讨论工分儿?”
爸爸:“对。你比方说,把工分儿定了。全体社员,分成五六个组,对一对是不是同意。分组,还得把当家户族的分开,打散了,别都在一个组啊!”
我惊诧于这种民主方式。公开,可以纠错;评议,可以防伪;家族分割,则可以断私。这既是相互的监督,实则也是对上的约束。讨论工分,实际是确定每个人的计分标准。毕竟年纪有长幼,性别有男女,同样的工作时间,但工作效率的差别需要体现出来。于是,大家分成小组讨论决定。
我:“多大(年龄)可以去干活儿呢?”
爸爸:“你愿意去就去呗。条件儿不好的那个,有十二三(岁)就去的。像那样的,就给计个四分,满分是十分,分好几等。”
我:“地主富农,工分儿和分粮食吃亏吗?”
爸爸:“不吃亏。一辈儿是一辈儿的,按劳分配呢!那时候设计得其实挺好。”
这种分组讨论,还用于选举。
我:“我看规定,队长和会计要一年一选,真选吗?”
爸爸:“选啊,真选。”
我:“有被选下去的吗?”
爸爸:“有。”
我所提到的规定,来自《农业六十条》。它规定了民主办队的原则,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其他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或者监察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我:“怎么提名候选人呢?”
爸爸:“没有候选人!随便选。比如说,你们这个组,商量一下,队里谁适合当队长,写下来。最后一汇总,就定了。”
我:“那不选乱了吗?一百口人,谁都可能当队长会计的。”
爸爸:“乱不了。怎么会乱呢?一个生产队,就跟一个大家庭似的。我每回选都是全票,嘿嘿。”
我爸很得意,我还是没太明白这种大民主为什么会运转如常。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农业六十条》条款设计考量相当周密。也无怪乎毛泽东将其视作得意之作。
我:“你使劲儿干活儿吗?”
妈妈:“我反正就是拉着锄走,才不弯着腰儿耪地呢。”
我:“哈哈。”
妈妈:“该干的时候也都卖力气干。”
我妈先卖弄了下“小聪明”,但继而又强调并非是散兵游勇的状态。惰性,是件难免的事。但究竟有多少主观因素,则无可讨论。为何人们会表露出一定的懈怠,我想原因之一,在于农业生产的非标准化特征。种玉米,不同于生产螺丝,后者可以日复一日大量生产,但种地则要相机而动。总体而言,它的管理难度,要难于工业。
我:“哪个队富一点吗?还是说三个队都一样?”
爸爸:“就咱二队好。那时候分麦子,一家儿差不多能分100斤,那俩队才60斤。”
我:“为什么?”
爸爸:“队长抓得紧呗。”
全村土地,按照优劣分大块儿,各生产队再在其中分小块儿。总体而言,肥沃程度并无区别。产量之差别,在于“干部”的不同。但社员,并非自由身,他们不可以从一队跳到二队。这实际上把这种竞争的效益冲销了。
我:“粮食等怎么分?”
爸爸:“上边儿规定,比如今年是工六人四,那就是说工分儿占六成,人口占四成。每年比例都不一样。”
我:“我看规定中有奖惩,干得好的,要奖励,干得坏的,要处罚。有这个嘛?”
爸爸:“没有。”
平均主义,是所有管理机构活力的破坏之源。但它的确存在于生产队之中。至于为什么,我爸难以解释。我的理解,或许和标准难定、不好评判相关,又或者待分配的东西实在过于贫乏。多与少之间,是饱与饿的区别。
我:“工六人四,还是工四人六,这是谁定的?”
爸爸:“公社里?不太清楚,反正每年不一样。那时候都听公社的,让怎么着怎么着!”
我:“他们管那么多吗?”
爸爸:“好家伙!那帮人,狠着呢。你以为你想种什么种什么啊?那一年,一个副队长带着人,准备种点豆子。结果公社来了一帮人,到这儿就问,谁让你们种这个的?!副队长就稍微哼了一下。结果,立马下令:绑起来!怕死他们了。”
在《农业六十条》中,明确提出了公社要监督生产队执行有关计划,并且标明,“在调整的时候,只许采用协商的办法,不许采取强制的办法。”但显然在执行时,硬度被强化了。
我:“为什么那时候人那么害怕‘上头’?”
爸爸:“什么东西都是公家的。张后头,仨队。一个队,一辆大车。就在咱们家前边那个地方。以前是马房。养着几个牲口。”
提到这个地方,我不自觉地摸了下嘴角。很多年前,我们一群孩子曾经去那个闲置的马房探秘。在里边,大家找到了一辆大车架子以及房顶上的马蜂窝。车架子,实在无力搬动。于是,就有人起意捅马蜂窝。我逃跑不及,被一只马蜂轻轻地吻了一下,留了个疤痕。
爸爸:“过八月十五,宰个牲口,得兽医站里去批。牲口老了,或者病了,可以杀了,弄点儿肉给人们分分。我记得,就在某某家院子里。先把牲口捆上,都准备好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没人敢去捅这一刀,兽医站签字了都不敢!”
的确,人财物全部被集中到了集体手中。换言之,权力高度垄断,往往跨越本来设定的界限,人们却无力去对抗。
我:“那时候这些小干部,腐败吗?”
妈妈:“腐败呗。没听说吗?‘大干部偷,小干部搂,社员缝个大兜兜。’人们瘦的都走不动,那些小干部们,脖子上的肉,全都一颤一颤的。黑白吃喝。”
我爸倒是一直精瘦。他身处的是生产队这一级别。有大民主的监督,似乎情况好很多。但对于当时的吃喝问题,他也没有回避。
爸爸:“那时候,晚上不是商量事儿吗?等到人们走了,就剩下队长、会计啥的,几个人就说,喝点儿吧?就炒点儿白菜帮子,不然就炒点儿长果子(花生),去药店买点儿酒。”
显然,在晚间的全体会议后,还有一个闭门会。喝小酒儿的,主体是管理层。按照架构设计,“高层”彼此之间是存在监督的。队长,负责管理和监督,但在财务上不能越俎代庖,与此同时,会计也受出纳和保管员的牵制,因为他们分别掌管着金库和粮库的钥匙。不得不说,这牵制了彼此,防止了腐败的发生。但这个简单的吃点儿,喝点儿,算不算腐败呢?
我:“你不吃鸡蛋,是怎么回事?”
爸爸:“那是有一年,咱们村儿,一个大队,九个小队,共十个队的会计,把我们弄去集训。在邻村儿,住一块儿。吃什么呢?也没什么好东西。就收鸡蛋。那个大铁锅,整整煮了一锅。一下子就吃坏了,最多的一个人吃了三十八个,我吃了十八个。吃伤了。”
我不禁眉头一皱。一为嫌弃这种吃喝,另外也想起自己吃鸡蛋的经历。多年以前,当地突然传言姑姑送熟鸡蛋给侄子以驱邪避灾。一个姑姑贡献的鸡蛋数量是 十八个(或者是十九个)。按照要求,侄子要一顿吃完。我采用了点到为止的策略,每个上边咬一口交了差。即便如此,已经痛苦不堪。补充一下,我有两个姑姑。
妈妈:“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就是收点儿鸡蛋呗。”
毫无疑问,此时的人们,普遍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鸡蛋“盛宴”,已经在说明这个“干部”阶层的优越。在生产队中,有彼此相熟的人用选票约束干部,这个大队组织的会计集训,谁来监督呢?那些骄横的公社干部,又是谁来监督呢?
我更担心的,是他们干出贪污的事,中饱私囊。
爸爸:“那个绝对没有,就是落点儿吃喝。吃也吃不着好的,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不敢。毛主席那时候,可和现在不一样。法律严,严在哪儿呢?从前犯点儿事儿,吓死你!”
我:“生产队当时有多少钱?”
爸爸:“哪有什么钱?到了后来才有了一点儿,钱是不敢动的。买酒什么的,其实就是偷着弄一点儿粮食卖了,不敢随便搞。”
我大致明白了,那个晚间会议后的小酒会,保管员也要参加。民主,让他们不能过分,但却很难根除一些私利。
我:“‘文革’的时候,有生产队队长会计啥的挨斗的吗?”
爸爸:“没有。都是穷人出身,干吗斗他们?!”
我和一位老人聊天,谈到当时各级干部的权力之大,他说:“要不毛主席几年就搞一次运动?”我觉得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