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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改革新启蒙,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作  者:张维迎 著

出 版 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4年07月

定  价:45.00

I S B N :9787508645858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经济  >  经济学读物  >  中国经济    

标  签:经济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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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这两年,中国改革风起云涌,重启改革、全面改革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但是,改革怎样才能成功呢?在《改革新启蒙》一书中,张维迎教授坚信,中国的未来取决于理念和领导力。他认为,没有好的、正确的理念,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中国的未来就会问题重重。
自出版《什么改变中国》之后,时隔两年,张维迎教授再次系统谈论中国的改革和未来。在《改革新启蒙》中,作者针对当下中国严峻的现实,以及全面重启改革的迫切性,从理念的力量、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国企改革、民主和法治建设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观点。
借新书《改革新启蒙》,作者呼吁中国需要更多的思想碰撞和激荡。

真改革就是把权力由政府放给民间,由政府放给市场,这其实也是我们过去市场化改革的一条主线。让市场变得更自由,这是最本质的东西。

 每一种体制变革,一定是个创新。做这种创新的人,必须要有很强的理念,敢于冒险,有突出的领导才能。 

所谓思想解放就是你原来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现在我们所想的都是原来想过的,甚至还有些原来想过的现在都不敢想了。改革只是一个口号,这是不行的。
中国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因为监管太多。政府的管制太多,破坏了市场本身有序运作的功能,破坏了市场本来有的声誉机制,市场上就存在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TOP作者简介

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 
    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有关企业改革的理论成果,以及有关市场化经济改革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在经济学理论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2011年,因对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开创性研究获得第四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被网易财经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
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包括《什么改变中国》《博弈与社会》《市场的逻辑》《改革》《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等。

TOP目录

序  改革需要新启蒙
开篇?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001
第一篇?理念和领导力决定改革走多远/021
理念可以铸就未来/023
改革与改革家/029
什么是真改革/043
邓小平是伟大的制度企业家/050
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命运/054
我对改革仍然抱有期待/063
社会有深层的变革力量/066
普通民众的观念变革很重要/070
重启被中断的改革/073
改革不能闭门造车/078
走出脑子里的深水区/083
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089
国家气质亟待改变/093
第二篇?中国需要新启蒙/103
市场和自由是一回事/105
市场逻辑的权利基础/123
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144
权利启蒙任重道远/150
权利正当性来自天赋/153
我的思想更接近奥派/159
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不矛盾/165
莫干山会议的启蒙作用/168
《为钱正名》30年/174
第三篇?破除对国企与政府的迷信/179
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181
国企并不真赚钱/195
国企的无形资源垄断/198
政府的正确定位/203
监管越多问题越多/206
第四篇?正确理解法治与民主/209
人治大于法治对谁都不好/211
法律要合乎天理/215
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218
从博弈论看腐败/226
尾篇?追求沉思与顿悟的快乐/235
致谢/269

TOP书摘

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思想的力量一定比利剑更强大,所以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最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
访谈人:30年前大家都是一穷二白,没有既得利益。但现在的改革都是深层次的,都要触动既得利益,是不是更困难?
张维迎: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是。首先,30年前也有既得利益。我在农村当农民时,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成天背着手,什么活儿都不干,照样挣工分。村里要推荐个大学生,当然他说了算,谁都要走他的后门,那也是既得利益。然后国家政策说地要包给农民,他就没权了,原来是会种地的,好多年不干,地也不会种了,他能高兴吗?他也不高兴啊。所以一开始反对包产到户的就是这些大队书记、主任,你说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吗?
访谈人:那时候蛋糕要比现在小多了,对吗?
张维迎:蛋糕越小矛盾才越大。但目前确实已经形成了大利益集团,这是改革面临的难题,而这些大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这些年改革的心气和氛围都有关系。改革需要一鼓作气。心气和氛围像舞曲,你放舞曲了大家才会起来跳舞,然后开始搬椅子,舞跳完了,椅子已经完全换地方了。利益格局已经调整完了;如果你不放舞曲,那谁都不愿意起来。虽然现在更难了,但也不是不可以改变。我还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利益冲突,也有理念冲突。
访谈人: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吗?
张维迎:有时候屁股决定脑袋,但是有时候脑袋也决定屁股,你脑子里想坐哪儿,屁股就会坐在哪儿。大部分人是屁股决定脑袋,小部分人特别是伟大人物是脑袋决定屁股,因为他们有理念。如果所有的冲突都是利益冲突,那人类是没希望的。
从历史上看,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推动的。美国独立战争后,华盛顿完全可以当皇帝,没有人会反对他,而且那时候全世界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都是君主制。他为什么不干,当了两届总统后就回去种地?因为他有不同的理念。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也是基于理念。大卫·休谟在18世纪就讲过,虽然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支配的。凯恩斯也讲过类似的话:从长远看,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理念,而不是利益,既得利益的重要性远远被我们夸大了。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无法看到更长远的利益,所以我们才需要有智慧、有理念的领导人。每个体制都有既得利益,之所以要改,就是要改变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改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大家都说现在的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你仔细想想也未必。其实一些当官的也挺可怜的,有特权没人权,贪污受贿,财产转到国外,每天都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也未必真的幸福。如果我们通过改革,让每个人拿到的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正正当当的,每个人睡觉都踏实,这样对所有人都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并且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访谈人:确实我也一直信奉一句话,好像是拿破仑说的。他说,人类最强大的两种力量是利剑和思想,但是从长远看,思想的力量比利剑更加强大。
张维迎:是的,思想的力量一定比利剑更强大,所以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最后都失败了,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
访谈人:刚才所说的理念也应该包括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经济学思维经常和直观感受不一样,比如最低工资规定。
张维迎:对工人最好的保护,是让资本家之间竞争,竞争越充分,对工人越有利,就像怎么才能让买家得到好处呢,就是卖家越多越好。所以一定要鼓励企业发展,鼓励企业竞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
中国的哪一个劳动力市场政府干预最少?保姆市场,政府没有规定保姆的最低工资,但过去10年保姆的工资涨得最快。2002年,一个北京保姆平均的工资是480元,2011年达到2 400元,涨了5倍,年均增长20%,这就是市场的力量。所以直觉重要,逻辑更重要。一些小企业做的本来就是小生意,你推行最低工资规定,我就不雇人了,这样反而使失业的人增加了。希腊、西班牙和法国有一半左右的年轻人失业,因为雇了一个人就没有办法解雇他,那谁都不敢雇人,失业率反倒高了。好多公共政策,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反而更糟,这就需要以经济学的思维加以识别。
访谈人:您如何看待房产税?
张维迎:要征房产税,首先要明白税的含义,什么样的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最小,对收入分配的伤害最小,这两个层次的问题都得考虑,所以征房产税不仅仅是调节房价的问题。我特别反对政府老用短期政策调节经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首付降低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买二套房,政府恨不得送你房子,半年不到又开始压房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怎么行?另外,我们现在的好多公共政策最后变成了数字崇拜,比如2009年的“保八”,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保八”,然后就得了一身病,你看现在病怏怏的,这就是我反对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没那么聪明,但是我们假装很聪明,假装能看清未来,这时候该刺激,那时候该打压,你咋知道?房价半年就折腾了好几回。我们很无知,如果我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麻烦就会少很多。你身体不舒服,我一会儿给你出这主意,一会儿出那主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糟糕。
访谈人:您刚才说到利益和理念的关系,但面对一项公共政策时,普通老百姓更多的还是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
张维迎:这是自然的。
访谈人:比如房价,没买房的希望房价降,买了房的特别是买了几套房做投资的,希望房价涨。每项公共政策,都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
张维迎:你说的太重要了,过去我们老有个错误的宣传,说大家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公共政策就是要在这些利益之间做平衡。而且,现代社会就是要利益多元,这样社会才稳定。同一项政策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要放到台面上公开讨论,才能找到好办法。
普通老百姓按照自己的利益判断政策的好坏,是对的,这才是有希望的社会。如果你连痛都不知道,那说明你已经死了。我们在乎自己的利益,利益受损时发出声音,继而施加压力,公共政策就是在各种声音和压力之间找平衡。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好的社会,要尽可能让个人做决策,而不是集体做决策。举个例子,今天晚上我们怎么吃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家各吃各的,另一种是每人交50块钱一起吃。第二种办法就有各种矛盾,去哪儿吃、点什么菜等,这些矛盾用第一种办法都可以避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因为个人缺乏做决策的自由,所以才出现了太多的各种矛盾。农地变商用,农民自己没有这个权利,都是国家征地再卖给开发商,一大堆矛盾就出现了。土地私有化,这些问题可能就都解决了。
访谈人:什么政策是好政策,什么政策是坏政策,您有定义和标准吗?
张维迎:好政策一定要稳定,要透明,以不变应万变,帮助大家预测未来。坏政策都跟捉迷藏似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谁也看不清未来。最近这么多年,没有几项公共政策是有说服力的。包括前面讲的产业政策,政府怎么知道未来哪个产业是有竞争力的?我们不要太迷信专家,未来是企业家用不断试错的办法测试出来的。我们无知,又不承认自己无知,一开始是因为无知犯了错误,最后又故意掩盖错误,就是无耻了。
访谈人:好政策背后必须要有正确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
张维迎:对。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这是最重要的正确认识,如果没有这个正确认识,那其他的就都没用了。政府管的事越多,矛盾就越大。我们过去有“菜篮子工程”、“猪肉工程”等一大堆工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访谈人:但是政府要对得起老百姓啊。
张维迎:管得最多的政府,是最对不起老百姓的政府。老百姓需要的是自由,从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能。给老百姓最充分自由的政府就是最对得起老百姓的政府。你们年轻人找对象,父母管这管那,都说是为你好,但他们不了解你的偏好,不了解你的心思,一味按自己的偏好关心儿女,结果又怎么样呢?更何况政府不是父母。
改革与改革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依赖某一个圣人,老百姓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社会可以不断地发展。但是,你必须承认,在建立制度的过程中,权威和领导力相当重要。
我希望未来是个凡人的世界,但建立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伟大的领导力,意味着领导人要有很强的理念,要有坚强的意志推行这种理念,还要有一些技巧克服那些阻力,就是懂得怎么让理念战胜利益。这样的领导人是比较稀有的。
访谈人: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但我们也注意到,围绕改革的争论还是比较多,老百姓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改革还有意见。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改革的步子太快还是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张维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也许十多年前是对改革不满,但现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对不改革不满,正是因为改革在一些领域逐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使老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
主要问题出在,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存在问题,在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方式上有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用再分配的方式,还是创造财富的方式?如果在再分配当中,又有腐败,那大家意见就会更多。
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搽脸抹粉看人样”。就是说,你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取决于你的家庭收入状态;应该打扮成什么样,看你长什么样。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你过高地给大家做一些许诺,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兑现的话,就会引起好多人不满。为什么大家不满意?我想,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非常重要。
访谈人: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围绕改革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你在《什么改变中国》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改革的进退得失。前面我们提到人们对一些部门和领域改革倒退有意见,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张维迎:从2004年开始,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新情况,这包括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国进民退”,还有政府出台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投资比例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有一些地方,比如山西,煤炭行业实行了国有化。
这一切跟老百姓的意见有什么关系?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解决他的不满,他的不满就会降低。但是,如果思维方式不对,他可能会越来越不满。比如,政府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老百姓自然就更不满意。
现在很多老百姓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与腐败有关。腐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有特权,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不公正。同样做企业,去找政府关系、贿赂官员的人可以很快赚到很多钱,而勤勤恳恳、为老百姓服务的企业赚钱非常难。一些民营企业也赚钱但仍然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赚钱不公平。有的人赚得多不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能力强,不是他更勤奋,而是他去讨好官员,有政府关系。
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就是更不公平,凭什么少部分人可以赚那么多钱?如果市场相对公平竞争的话,我相信老百姓不会有那么大怨气。李彦宏、马化腾也很富有,但我确实没听到多少人抱怨他们富有。
腐败自古以来就有,我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与一些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讲过,只要腐败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这个社会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一方面有不满,另一方面财富在增加。
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尽管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还是蛮快的,但是,它已经没有办法掩盖或者平衡由腐败带来的问题,而且腐败现在还有一种加速的现象。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真正改革体制,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访谈人:我知道你对凯恩斯主义是有看法的。但凯恩斯有一本书,叫《预言与劝说》,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经济学家承担的社会角色,经济学家要不断地对未来做出预测,要劝说政府、劝说老百姓。首先,假设面前坐的都是老百姓,你如何劝说他们支持改革?
张维迎:首先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财富只能来自生产,只能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按照市场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去追求幸福,那你就必须给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而从历史上各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老百姓脑子里想的都是平均主义,满足平均主义唯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
还有就是我们对企业家的看法。人类社会面临着不确定性,怎么去判断未来?我们需要那些有能力、有远见卓识的人,这类人其实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人有个特点,就是想占别人的便宜。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我们都想占别人的便宜,那财富最终怎么来?谁会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大家都去偷、都去抢,到最后对谁都不好。
所以,每个普通人都必须明白这些道理。大家一想到什么就喊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以为政府花钱对老百姓是免费的,但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遗憾的是每个人都希望吃免费的午餐。别人请你吃饭,你脑子里还觉得欠他一个人情;而政府请你吃饭,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久而久之,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财富可以不劳而获,世界是有免费午餐的。
最后这个关系就完全颠倒了,本来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计划经济下我们每次涨工资、分房子都要感谢政府,为什么?因为经济关系的本质已经被掩盖了,造成一种错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相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点,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体,只有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每个人才有希望活得更好。
怎么样才能创造财富?前提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自由,当我们说到“市场”两个字的时候,它本质上和另外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主张自由的话,就应该认识到,只有在市场制度下你才能真正达到自由。
访谈人:所以你一直都在呼吁按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其他逻辑办事。
张维迎: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提到“仇富”心态,为什么大家不仇视李彦宏、马化腾?“仇富”里面有一部分因素是我们的体制导致的不公平,也就是有人用大家不认可的致富方式来致富。
有些垄断国企攻城略地,没有人能阻拦得了。有些重要产业规定只有国有企业能做,民营企业不能做。还有,有些民营企业不是通过讨好老百姓,通过伺候普通人来赚钱,而是通过讨好官员来赚钱。所以,这些民企赚的钱实际上也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还有一类,是具有特权的人办的企业,比如你要办个投资公司,有人就要占股份,因为他有政府的关系。所以这都类似于强盗逻辑,这种逻辑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访谈人:一个网友委托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曾经说过,20世纪80年代,是理念压倒了利益,而现在则是利益压倒了理念。他想请你解释一下。另外,刚才你劝说老百姓要支持改革,现在请你再劝说一下利益集团,如何说服他们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张维迎:劝说利益集团是比较难的,不是我的能力能达到的。大家不要以为利益集团现在才有,不要以为阻碍改革的力量现在才有,“文革”结束后刚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阻力也很大。但为什么改革能推进呢?因为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有坚定改革理念的人,这些人的理念战胜了一个个阻力。这跟领导力有很大关系。
我们怎么说服这些既得利益者?实际上,历史上好多改革当中,有不少既得利益者积极推动,甚至成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早期起来干革命的人,多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富农、政府官员家庭。这些人为什么要闹革命呢?是由于他们的观念,不是既得利益。中国的妇女在旧社会缠脚,让妇女放开脚的人不是妇女自己,而是男人。再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领导人绝大多数是白人,不是黑人。
所以,千万不要完全以阶级利益的视角来看我们的变革,如果那么看的话,就会走进死胡同,只能是你死我活,是个零和博弈。特别是处于重要位置的人,要有改革的理念才能推进改革。一个人要抵得住利益的诱惑是很难的,为了利益放弃理念的人,我们说是“出卖灵魂”。
我们怎么说服既得利益者?有很多种理论。大家谈到政府时,首先要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活得更好、更自由、更幸福,没有其他的目的。所有人都要明白这个道理,包括政府官员。其实,这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政府不能有自身的利益,政府的利益都要拿老百姓的利益衡量,20世纪80年代好多改革都是按照这种理念推进的。
大家会觉得我说得有点儿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要为你着想?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的体制弊病,其实对政府官员也不好。
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对大人物是这样,对一般官员也是这样。你看现在一些贪官,其实是有特权没人权。特权就是,你可以不守规矩,你可以获得老百姓不能获得的好处。人权是什么?人权是对自由、安全的保障。有特权没人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今天没明天,今天可以耀武扬威,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明天就可能突然下台了、被“双规”了。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还能这样吗?
我希望大家逐步地认识到,保护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或者特权、人治大于法治,最后对每个人都不好。伟大的人物就看到了这点,所以邓小平复出后就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邓小平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而在中国,他是最伟大的。他也是所有未来中国领导人学习的榜样。
访谈人:最后,我想请你谈一谈,未来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排个序的话,你怎么排?
张维迎: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还有没有改革的空间?还有。但是,这个空间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大了。
空间在哪儿?首先是国有体制的改革,国有工业企业占整个工业部门资产的比重比产值的比重高15个百分点,比增加值的比重高12个百分点。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即使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也是能够增加财富的。我们20世纪80年代做过、90年代做过,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做了呢?
还有,我们可以废除很多审批。整个改革你也可以理解为不断地废除审批的过程。原来价格都是由国家定的,现在很多不是了,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可做,像金融的自由化,使民间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创办金融机构,等等。
但确实有个问题,由于既得利益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即使搞也会被扭曲。好比民间成立金融机构,弄到最后,可能都是有关系的人成立的,普通人找不着关系就成立不了。中国有一些银行是私营的,但50%以上的股票是被有特权的人持有的。有特权的人可能没有出钱,但他可以拿到批件,所以别人就愿意给他股权。
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前15年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治社会上,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这样,我们的人权、自由才可以得到保证,企业家创造财富才会更充满信心,因为他不害怕被人掠夺。
后15年,是实现民主化。当然这两个过程不是绝对分开的,会有一些交叉,但从重点来讲我想可以按这样的顺序。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英国历史。英国大概在19世纪初期之前建立了宪政制度。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1300年英国议会的建立,一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个过程一直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最后形成了宪政制度,就是把国王放在法律之下,原来国王是超越法律的。
1832年,英国的选举权扩大到男性公民的14.5%;1867年又一次改革,1884年通过第三改革法案,选举权进一步扩大;1918年,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1928年,所有的妇女跟男人一样获得了同等的选举权。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人类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人类有好多共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违反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未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法治的建立。当然,这需要很强的领导力,任何改革没有很强的领导力都是没有办法实施、没有办法推进的,这可能是中国下一步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现场提问一:您刚才谈到观念对改革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您以前在北大主持过一些改革。请问,什么样的中国教育才能跟中国的改革相配?
张维迎:我对教育的改革总体上是比较失望的,当然,这与这个国家气质的变化有关,大环境会影响到每个部门。教育的“官本位”或者“行政化”的速度,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在提高。我们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大家认为办“世界一流大学”、改进教育,好像有钱就行了,这完全是错的。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能变革,大学钱越多反而越坏事。教育经费,包括科研经费,导致各种腐败。比如有些部门,你申请一个项目,它可以给你经费,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留下20%~30%的回扣,那它就给别人了。还有很多其他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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