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 论
本书主旨；陈述的问题；英国当前的一些趋势所暗示的；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对这种比较的验证；特定优点的欠缺；近来一些抱负的历史与衰落；说明；当前心态的特征；对其成因的分析：（1）法国的影响；（2）历史方法的影响；（3）报纸新闻的影响；（4）物质繁荣的增进；（5）思想的精神基础之转变；（6）国教的影响。
我们在实践运用各种各样适应环境、功利算计、处事交往、从众或妥协的技能时，都受到合理理由的限制。本书计划以简略而直接的方式，讨论加诸于我们的一些限制。如今，凡是有最小可能性主导未来的思想学派，都在某种意义上接受了这种原则：人有自由思考和独立行动的权利，在运用理智时不过度敬畏权威，在决定生活方式时不盲目服从习俗。那么，在怎样的环境中，这种权利才得以行使和正当化，并在理论上得到认可，从而成为实践上的正面责任？假如多数人势必要容忍与主流意见和信念的分歧，那么在怎样的条件和限度下，这种容忍势必对持异议者有利？当天平的一边是当前的实际便利或者流行的偏见，一边是真理时，我们应当用怎样的方式权衡选择，应当作出多大程度的妥协让步？当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感情和信念作出重要决定、表述想法或行动的时候，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容许其他人的感情和信念影响自己？如果我们从中没有得出任何实用的推论，是否就只能维护一般的原则？任何思想都是屈从于现有条件、放弃优先权和绝对支配权吗？即刻的效果和普遍的可行性，是检验一项政策
本质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吗？
要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就相当于尝试概括生活和责任的全部细节，综合论述良知的事例，为怀疑者提供全方位的指引。本书的作者并无野心，目标只是探寻一两种最普遍的原理，将之应用于实践，为解决某些困难指出方向。
这类研究需要一套既定的社会条件来匹配，这是相当常见的情形，好在它们比较容易理解。关于妥协和从众的权宜之计，存在一些共同规则，但是其运用牵涉到无止境的变化和最广泛的灵活性。发现这些不明确的规则与实际状况的关联，将其转换成实用指南和真正的诠释，并在遇到特殊而类型确定的紧急情况时，帮助我们在思考和行动中作出正确和最佳的选择，是既有趣又有益的事情。根据作家和说教者的流行论调，即使天崩地裂，人类也应当坚持真理和正义，这是凌驾一切的原则。理论上，人们普遍接受这个原则。无论对于权威和传统的拥趸，还是对那些最绝对、最坚定的唯理主义者而言，这已是陈词滥调。然而在实践中，所有学派都不得不承认，为了真理本身，有必要采取适应环境的措施。狂热者之所以声名狼藉，恰恰是由于他们拒绝让步，损害了善的事业，用不明智的办法推广自己的意见，激发了原本可以避免的偏见；他们做事不留余地，不考虑动机，没有意识到那些符合条件的原则，而若要使自己的原则实现并适用于特定的社会，本来必须遵循那些原则。明智的做法是在形成意见时考虑再三，在表述意见时有所保留，在实现想法时谨慎持重，与之相反的态度，是不愿开诚布公而自我欺罔、自愿地虚饰、堕落和懦弱。这些就是妥协的三个部分或领域，显而易见，与妥协相关的有趣问题在于如何划分其间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就是我们的主题（参见第三章）。这个问题主要与时代和环境相关，如果围绕着我们最熟悉的时代和环境，或者至少是我们察觉的最迫切之需求和不足展开讨论，也许能得出最满意的结果。
尽管英格兰大胆的真理探索者们参与了大部分领域的探索，但整体而言，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仍然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明显的确证，即对于所有普遍原理的深切不信任，对于反复提及它们或者授予它们实际权威的任何安排都极度厌恶，沉默而最执拗地用政治手段检验哲学真理。“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一位实验者如是说，“要让一个英国人上升到教义信条的高度，可并不容易。”困难远远超出了神学教义的范畴。权宜之计与原则之间的假想对抗曾经也许拥有过真实的意义，可是那点意义早已不知所踪，如今它代表着至上的、最重要的智慧，将狭义的、当下的、个人的权宜之计视为一切，整体、普遍、终极和完全的权宜之计却毫无价值。所谓原则只是另一种代名词，相当于表示这种更大规模权宜之计的术语。当原则遭到蔑视并被放逐到哲学家和研究者的遥远梦境，就只剩下矫情的崇敬；而在物质主义时代，那实质上是最过分的轻蔑，这种情况只意味着人们过多地考虑当下利益，却几乎不去顾及未来更多的利益。这意味着不利的时代环境，既无法形成有洞察力的开阔视野，向
我们揭示某种行动或意见所产生的后果，又无法养成公正无私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使我们愿意牺牲自己当下的安逸或便利，寄希望于未来替自己或他人赢得更大的优势。
让我们以政治为例。如果从最广泛的层面上看待国民生活，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将是什么？德国人的梦想是他们伟大的祖国不仅统一强大，而且在适宜的时期赢得自由，变成不可侵犯的家园，让其他人也可以分享自由和秩序带来的温暖。西班牙人的梦想，或是以好战表示对上帝、圣徒以及被流放王族的忠诚，或是投身于新近赢得的自由，振兴他们没落的国家。尽管政治上的堕落掩盖了民主试验的伟大成就，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仍然足以激发一个美国人的幻想和热情，使他相信他们将在新世纪拥有美好的未来。尽管狂乱和“愚者之怒”曾经造成了红色或白色恐怖，法国人，无论是共和派，还是保皇派，仍然拥有希望、梦想和抱负，藉以充实自己的生活，跳出可悲的利己主义小圈子。那么我们英国人的希望和抱负又源于何处？无疑既不是来自上天也不来自大地。在想象力领域，英国人不属于易动感情的民族。不过尽管欠缺想象力，但我们已经开创出有益的事业，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慈善的帝国；为正当的目标坚决斗争是我们极好的历史传统。虽然我们不可能总是追随外国盟友和拥护者的超越性脚步，但英国已然成为遗世独立的伟大事业之发源地。英国人即使不擅长想象，也擅长掌握解放的原则。如今英国从事的本国或与别国有关的重要政治事业是什么？如果说全部重要事业都已完成，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类发展到达了最后阶段，人类进步历程的最后一页已翻过。当我们说出并相信这句话，就标志着国家或民族的终结。毕竟在突然爆发革命之后，致命的疲惫占据了天主教社会，也可能侵袭我们古老的新教徒精神，影响我们的理性和精准而稳定的政治能量。
我们不会忘记在欧洲大陆的现代政治进程中留下印记的那些愚蠢行径或邪恶罪行。我与其他人一样敏锐地意识到法国人的轻率和德国人的傲慢。在某些方面，普通的法国平民确实可能与普通的英国平民一样，是可悲的利己主义的牺牲品；若论对某些意见的宽宏大量，美国人也未曾超越我们。重要的不是普通人的思维和态度，而是非凡人物的思维和态度。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决定性标志，要从那些领袖或应当成为领袖的人物身上寻找。检验人民健康状况的手段，在于人民代言者的言论，在于被人民接受或选为首领的人的行动。我们必须注意最主要的思想者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精神达到的高度。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致力于什么事业？他们是无畏地扩大斗争规模和幅度，还是蹑手蹑脚、畏畏缩缩地前行？无论那些人才伟大抑或渺小，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样适用于其他问题。根据寻常规律，办事方式往往与办事结果同等重要。前人曾不止一次指出过，英国的行动虽然值得称赞，自我表现的方式却始终拙劣自私，以致欧洲其他国家只能从中看出诡计和凶险的企图。我们的公众舆论经常富于智慧，但是缺乏相应的勇气。我们实现了高尚的功业，然后自鸣得意地替自己寻找卑鄙的理由。
我们或许可以用堂皇这个词描述英国人的思维、表达方式和行动的某种特点。举例来说，我们注意到，培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里包含的某种崇高的构想或蓝图，比他的本质优点更能吸引和打动我们。这种特点并非毫无意义的虚饰。它不像戏剧的面具或半高统靴之类的巧妙道具那样，仅仅强加给我们不真实的高度或庄严的印象。堆砌起来的崇高是虚假的，高远的目标和高尚的表现才是真正的力量。它们渐渐变成我们的责任。崇高的最确定因素之一，是对个人价值抱有自豪感。假如狮子喜欢披上驴皮来伪装，那不是谦逊或矜持，而是愚蠢无能和自甘堕落。假如英格兰竟要屈尊俯就于微不足道的事业和平庸的理由，那就更加可悲可叹，因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是如此威严，我们的王道在全世界无可匹敌。我们的语言使用范围最广泛，我们的文学无论种类还是影响力都不逊色于其他人。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两国的人民早已勇敢地实行自治，取代了暴君独裁的原始手段。我们理解，和平与工业是现代文明最不可或缺的两大条件，并根据这种信念制定我们的政策。不幸的是，由于祖先骁勇善战，我们不得不继承了统治成百上千万外族人民的任务。我们从事这个任务时不带偏私，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技巧实行管理，纵使时间将证明这种状况是无解的难题，其成果也依然令人赞赏。这一切都是真正不同凡响的表现：它们的作用是激发最崇高的民族生活意识；它们的激励理应让我们的言辞充满权威，让我们的行动慷慨大度而勇敢坚定，让我们的建议具有十足的分量和影响力。
然而在过去四十年里，英格兰逐步失去了那些热情——它们本来可能成为梦想，虽然其中一些无疑只是幻想，但至少证明了我们中间存在这种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积极相信有可能存在普遍适用的正确理论，同样相信我们有责任用理论指导实际的行为和欲望。上一代人曾经真切地同情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因为他们受到民族学说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待美洲黑奴贸易制度的态度却不够嫉恶如仇，因为他们内心的正义、人道和宗教信仰不够真实强大，无法听信美国政治家用来替顺应潮流、折中妥协辩解的政治借口。他们对议会改革有深厚感情，因为谬误的原理灌输进了他们的头脑——或是认为让社会的主体掌握政治权力是针对危险政府的唯一有效保障；或是认为让公众参政、即使只是以最适度的形式运用选举权，也能起到提升和指导的作用；或是认为社会正义要求让那些被迫遵守法律、向国家纳税的人在制定税收法律时应当也有发言权。
或许可以说，正是这些抱负致使公众的热情和感受热情的能力衰退了。如今它们大多数均已实现，从愿望转化成了现实，然而其结果却如此令人失望，以至我们不禁开始怀疑这些努力是否值得，我们的祈祷是否让世界进步了哪怕一点点？奥地利人退出了意大利；教皇不再是罗马的主人；匈牙利的爱国者现在拥有了他们的权利，变成了昔日敌手的朋友；黑奴被改造成了美国公民。而在本国，神明听取了我们的誓言。我们改革了议会，建立了期盼已久的选举自由的保障机制。我们完全不再追求这些事物，读者或许会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梦想已然成真，我们的愿望化作了现实。然而最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比较平淡乏味的成果；可能在令人沮丧的同时，它们使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冷静了下来。远观时如此辉煌的荣耀，一旦触手可及，却显得微不足道，因而摧折了政治幻想的锋芒。昔时的抱负已不复存在，却没有新的抱负填补空缺。不管原因为何，我都要如此表述这个变化：无论既存的是何种秩序，如今它都几乎无可争议地压倒了我们的思想，最粗糙的政治标准却没有受到怀疑，并最终运用于人类思维的整个领域。
了解在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新闻界和统治阶层所处的立场，或许有助于阐明，是怎样的群体心态让我们比以往更坚定地贯彻了民族精神。那些同情南方各州的人只听取政治论据，而那些论据碰巧是非常狭隘而无效的，他们本应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政治观念，而且涉及道德和宗教观念。换言之，普通的政治检验不足以揭示出危机的全部重要意义，况且在衡量成败未见分晓的权宜之计时，政治标准是不适用的。支持蓄奴的州是否拥有合宪的权利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 支持废奴的州的动机究竟是博爱还是追求绝对支配权; 分裂然后削弱美国是否符合英国的政治利益，这样的问题都不足以估量这场冲突。这些问题本身未必不合时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些情况下，它们不仅合适而且是决定性的。但是考虑到其背景，一种最高且不可废弃的权宜的价值超过了普通政治意义上的狭隘的权宜，它属于道德范畴。换言之，它更高级、更广泛、更具约束力，是掌控社会福祉的技艺中至高无上的部分。
最狭隘的政治视角取代了与人类事务相关的所有其他途径，实际的迫切需求可能限制了一般原则的应用，甚至威胁到原则本身，这种日益加剧的趋势只有一种说明：信仰的状况受限于更大规模或更杂乱的国家事务，并正在不断恶化。这种情况不可能理所当然。导致上述过程的因素影响了国民的整体精神，营造出的气氛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判断力，这种变化不仅涉及政治而且涉及道德，不仅涉及道德而且涉及哲学、艺术和宗教领域。这种趋势表现出的攻击性最强的事例，或许是当我们伟大的博物学家提出关于人类起源的猜想时，全国最有地位的报纸从资产、智力和利害关系的角度批评他，严厉谴责他在巴黎公社的火焰和鲜血染红天空的时刻，竟敢向公众披露那种动物学的特殊结论。一切真理就是如此被转换成日常政治的次要附属品，很难找出比这更粗俗、更不得体的荒谬写照了。
将社会当前的便利置于首位， 将尊重真理置于次要位置，如前所述，这种转换的后果就是国民生活水平显而易见地降低了；公众舆论呈现出懈怠消极的特征；物质的、暂时的、自私的目标占据越来越多的优势，压倒了精神的、长远的、慷慨无私的目标；最后还致命地败坏了知识分子的信誉，削弱了熠熠生辉的道德启迪，甚至打击了某种坚定的自尊心，而英格兰曾经以这种自尊闻名于世。普通人越来越不信任平易而绝对确定的见解。他们至少是草率地希望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了。在宗教、道德和政治领域，只要不是为了谋取职位而故意作出虚假的表现，压抑自己的真实意见几乎不会被视为罪过，有时甚至被当成美德和可靠的智慧。社会号召我们尊重别人的信仰，但是禁止我们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信仰。
考虑到对超高水准证据的执念，或者对真理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的深切担忧，畏惧绝对确定的观点的态度也许值得称赞。人类既能做出积极理性的判断，又有感情或情绪化的、冥想或超验的一面，后者构成了各种宗教神秘主义的基础——两者相较，假如那种畏惧来源于对前者的程式化的不信任，甚至可能有人为之巧言辩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当前的群体心态，就会发现其中的首要成分是对“现状”消极顺从的产物，不仅仅是声称不要轻率处事——每位认真的人都如此承认，而且把“现状”当成真理和正义的最后言语和最终考验。我们认为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出的结论都是精确、合理和明晰的，而在道德和政治领域，却不承认这些学科同样具有自身的逻辑；我们先入为主地怀疑所有原则，实际否认根据已获证明的前提得出的严谨推论。在罪恶获胜的第一个瞬间，或者施行正义第一次遇到挫折之前，对于给定的通用正义理论的稳固信念就烟消云散了。
凭借健全的政治意识，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好政府的秘密，因而同时拥有秩序和自由，以及受欢迎而不腐败的管理机构，对法律和个人权利保持不可变更的永久尊重；长期以来这一直是我们的长处，如今却在迅速变成我们的弱点和失败的缘由。如果将政治上正确的思维方式扩展到政治以外的问题上，就意味着政治意识本身的堕落。人应当掌握生活和思想的多种真相，这不仅是令众多其他观点黯然失色的社会权宜之计——社会权宜之计的概念本身来自于一个相形见绌且匮乏的概念。我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热爱持续不断的改良，因为我们对于革命的恐惧较轻。然而我们设想出的政治技巧正变得与其他国家的一样卑劣。在选举中，全国性候选人与地方候选人对抗的机会并不常见，有原则的人也很少有机会与阶级地位高的人竞争。在议会里，我们听到关于高级权威的训诫：“党的上策是绝不单独提出任何执行意见，而是达成整体的普遍共识”，用一种圣职者的态度表示，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党的原则是另一回事，为了在某件几乎或完全不关心的事情上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放弃所有关心的事物，并且不抱期待。这就是我们指引政治家前进的现代方式，激励他们坚毅而有自尊心，相信自己事业的价值，热情地追逐成功。行事彻底是一种失策，是将旗帜钉在虚妄的英雄主义桅杆上：人们只为今天着想，完全不考虑明天；小心高处，紧紧抓牢保险绳吧；摒弃坚定的信念，学着全体达成共识；没有激情、没有信仰、没有简明敏锐的智慧，只要你们高兴，就尽情展示卑鄙下流的亲切和毫无价值的殷勤吧。
当然，所有这些特征并非只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所有社会都有这种趋势。它们经常来源于困扰着某些人群的懒惰和萎靡，无论精神气候的总体状况可能如何。我们正在讨论的是，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精神气候的总体状况不复往日的生机；相对地，它使人们养成了更可耻的秉性，助长了天生的一种倾向，即懒散地顺应形势，默认将错就错，卑鄙地精于算计而不顾真相，为了暂时的利益背弃普遍原理，进行邪恶的妥协，
损害永久的利益。
对于造成精神作风萎靡不振的原因，这里不准备进行复杂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政治历史、文化历史以及这一代宗教历史中的一两个事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我们这种热衷于修正的有趣现象。
姑且让我们从最接近表层的地方入手。在当代一些事件中，可以发现一种最明显的能动作用，它使人们将政治夸大成检验真理的普适标准。自1848 年革命后，在政治、道德和宗教方面，英国受到法国的影响，倾向于拒绝相信抽象理论和普遍论断。正是从1848 年而不是1789 年开始，影响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组织条件的问题第一次变得极端重要。在他们眼中，那些问题和答案前所未有地变成了清楚明确的公式和理论。法国人不仅是写书而已；他们为空想着迷，为时代的希望狂热，成千上万人竟然走上街头，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宏大梦想甘愿献出鲜血和生命。其后也出现过同样的景象，即使我们没有看到，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同样的情绪正在如地底的火焰一般慢慢燃烧。他们试图将浅陋的抱负转变为政治现实，从全人类幸福的抽象原则演绎出毫不妥协的结论，再据此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可惜那些尝试都操之过急，自然而然的结果是，英国人对普适理论的厌恶进一步加深了，即使那个理论只是宣告了一种轻微的意向，与当前努力的直接目标无关。
由于法国的前车之鉴，政治普遍论的精神在其他国家没落了，败坏名声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于社会主义者。密尔先生在一段著名的文章中描述过所有法国党派领袖的缺陷，同样指出了民主派和其他派别的弱点。他写道：“规模巨大、包罗万象的实用准则，是法国政治的陈词滥调，人们以它们为终极前提，理性沦落至特定的用途，人们却称之为符合逻辑、前后一致。举例来说，他们不断主张应当采取如此这般的措施，因为根据政府体制赖以建立的原则以及正统原则或者最高统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那是必然的结果。他们或许会回应，如果这些原则果真实用，就必定具备思辨的基础。例如人民的最高统治权必定是政府的正确根基，因为如此构成的政府肯定倾向于产生有益的效果。然而任何政府都无法产生所有可能的益处，同时所有政府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麻烦；既然不可能从导致问题的原因里找出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在做一些实际安排时，不遵循所谓的政体普适原则，就往往是更有力更可取的做法。”
在好的意义上，英国人对真理的认识是精明而注重实际的，虽然是非正式的，却造就了他们对妥协的感情；作者在这里使用“方法”（Method）这个术语表述这种认识。法国的政治活动反复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可惜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忽视了它，直到我们注意到它具有决定性且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它使我们的注意力从正确的妥协转向错误和有害的妥协。
前任法国君主曾经重要的生平，在尘埃落定的今日看来只是次要事件，但是依旧对正在恶化的道德判断具有真实影响。尽管同时伴随着一些表面上的利益，但这个时代的统治源于暴力和背信弃义的篡权，并且用道德败坏、政治腐朽和军事镇压等全部手段维持统治。其优势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以至这个国家里产生了一股稳定而强大的舆论，认为表面上的繁荣足以补偿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早年的罪行。这种过早的宽恕肤浅得令人震惊，醒目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地步。“道德是人的本性”，这个伟大真理在历史上很少得到过如此迅速而合乎时宜的证明。我们不需要致力于相信乐观或感情用事的假说，比如邪恶总是遭到挫败，或者从另一方面讲，任何人只要勤于倾听神圣启示、遵行所有戒律，他的食粮自然会得到保障，他的所有工作都会得到祝福。只要有稳固确立的规矩，道德对于我们忠诚的要求就与我们对自然规律的信仰一样建立在正面积极的基础上。道德准则如果是正确的，归根结底就只是来自经验的普遍论。它们记录了人类行为领域内的先例与后果的某些前后一致性。不相信纯粹自然法则的人会立刻显得愚昧，相应在道德法则方面，不相信这些持续一致性的人的愚昧程度也与其相差无几。在道德和自然法则方面，有着太多这样的愚昧，人们乐于相信，河流曾经按照我们的意志流向山顶，我们可以生活在未受污染的空气中，政府可以压制国民的精力、自恃和公民精神，而当政府可能垮台的时候，却又指望倚仗这些优点，在这些资源经过长期的剧烈消耗之后，还可以任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就是“道德是人的本性”的意义所在。在同样意义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体制是不道德的。除非人类全部的经验教训都毫无效用，否则政治道德的全部原则仅仅是学究纸上谈兵；这种体制会无可避免地带来灾难，而且我们或许已经发现它播下了灾难的种子。然而由于灾祸慢慢消失了，英国舆论开始认同这次因祸得福的可能性，超出希望或诉求，简单认为谴责帝制以及所有类似体制的道德和政治原则，都是反叛的借口或急躁的乌托邦式幻想。
然而这仅仅是更表层的影响之一，它们给深层因素的运作推波助澜，打击了人们的抱负，削弱了道德力量，用畏首畏尾的信念和默许异见的宗教自由主义，替代了昔日全心全意的信仰。在这些更深层的因素中，盛行的思想和观点在理智方面得到了发展，其中历史方法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简单考虑一下这种方法如何被滥用，人们未经许可就随意扩展和诠释其结论，舆论意见失去活力的情况可能与之存在关联。
我们可以将历史方法描述成思想、惯例或信仰的比较，即对照它们在任何给定时期的形式与更早的源流、或是从中发展出的更晚形式，再据此确立上升和下降的规律。历史方法在于将现存的社会框架与过去的框架中一些相应的部分联系起来并加以解释，在于从过去的形式中辨别出现在、从现在的形式中辨别出过去。其主要过程是从不同的社会团体中察觉互相对应的习俗、意见、法律、信仰，根据共同特征将它们归入一般的类别。根据通用的演化学说探寻各种起源问题，这种方法可以运用于道德和社会形式，就像它如此灵活地运用于一系列组织问题一样。无论处于演化的哪个特定阶段，每个社会都可以参考历史的思想观念。无论是法律、道德、宗教、历史、物质世界还是社会组织本身，所有思想的发展都协调一致、内部互相依存而有条理。
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出于各种理由，涉及起源的好奇心是最突出的要素。它涵盖全部研究领域，包括道德、智力和自然界，从一个人微笑或者皱眉的表情，到他头脑里最复杂的想法，从情感的外在表现，到潜藏于他内心最深层构造的根源及相互关系。一位过早去世的有独创性的政治学作家曾经说过：“如果要描述近来思潮的最突出后果之一（也许可以去掉‘之一’），我们可以说，它使一切都变为陈迹。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古文物研究者收集硬币、奖章和凯尔特族德鲁伊教（Druid）的石头。然而如今遗迹的概念不同了；事实上所有事物尽皆如此。用科学眼光来看，人本身已是陈迹。他尝试和开始阅读，并知道他应当理解，通过每个人生平的全部经历，了解那个人以及造就他的东西。”人们感兴趣的是点缀着原型、残骸或被继承的场景，较少关注涉及到绝对性的特征。意见更多地被看成有待解释的现象，而不是有待分辨真实和虚假的问题。按照惯例，我们首先考虑它们的来源，其次考虑在可能范围内它们是否最合适、最方便让人们接受。在上个世纪，人们询问一种信仰或一个故事是否真实，现在
我们的问题是，人们如何把它们当成真实？简而言之，如今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吸引了最多的关注，它们更多是原始资料的关系，而不是理论一致性与实践适当性的关系。热爱现行方法的人更关心一种习俗或思想的背景和传承，而非它们的好坏或对错、长处或弱点。
这种方法的系统应用公平地受到了限制，同时懈怠和草率的人相对于明确的思想，更喜欢模糊的整体形式，尽管其间没有必然性或逻辑上的真正关联；每个人都能看到这种导致退缩的趋势，即便未经调整，它使人们避免将具有绝对性的任何事物引入他们的论点。我们还能看到更糟的后果，这种趋势倾向于按照剩余物品来安排个人的健全性和主动性，符合演化规则的世界有了剩余物品能够运转得非常好。对于自己的看法，人们总是容易看到清晰和正面的性质，坚持己见并为之辩护，热烈地付诸行动，虽然其优点模棱两可而且非常可疑，毕竟每种恶习都有辩解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在那种状况下，相对于其他包含错误的信念，每个错误都曾经是正确的；生活的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密切关联，以至除非你同时抨击多种罪恶，单独抨击一种罪恶将徒劳无功。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历史方法的真正教义，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但是由于大多数人理智中固有的迷障和天生的懒惰，他们非常倾向于误以为那就是真正的哲学。
还有报刊新闻界，这台巨大的发动机终结了政治试验，使讨论保持在肤浅的水准。撤销知识的负担，就是给独立见解施加沉重的负担。报刊发行量的增长，就是“促使人们整天厚颜无耻地就万事万物争吵不休”，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公众意见中原本就稀有的个性。从早到晚，从年初到年末，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构想和重复老套的见解，促使人们用越来越庸俗的方式看待和谈论事物，并且越来越高调。一家报刊必须生存，为此必须取悦读者，于是主管就猜想——虽然可能不完全正确，取悦读者的方法只能是热烈欢迎偏见、冷漠对待普适理论、高傲地蔑视有原则的人。他们提倡改良，是出于某种精明的“糊涂”，认识到政见的可行性是有限的，并看到了让理论适应实际的必要性。仿佛采取比一般大众更开阔、更明智的视角，就失去了理解一般大众的视角的资格，失去了为实际用途正确估计其价值的能力。为何只有那些对改良绝望的人，才具备明辨实用性的天赋？然而道理可能太简单了，以至无法理解，为何一家报刊只要存在一天，其视野就要受限于那一天的可能性，为何在最近距离接触事件细节的人，就要冷漠地拒绝从全面或宏观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种理智上的胆怯对普通读者的精神造成了反作用，他们天生的力量和教养，不足以抗拒那些目光短浅的陈词滥调在日复一日中造成狭隘而致命的影响。
这些影响正在损害我们这一代人的道德和智力，不过我们还未提及其中最具穿透力的两种。首先是物质生活的极大繁荣，其次是对精神追求的兴趣极度衰退。两者互为表里，前者引起的祸害加剧了精神的衰退，后者又加剧了物质的祸害。尽管有过短暂的衰落，兴隆的生意和高额的利润在这个时代达到高潮，而贸易是产生对宗教异见之宽容态度的最有利环境。有格言说，私人财产、特别是新近获得的财产导致的结果是道德约束力的松弛。我们的新财富几乎没有蕴含任何公共义务的传统，比如正在英国贵族中间慢慢消失的那种传统，还有为公共事业献身的共同习惯，比如正在美国存在和成长的那种习惯。在这种环境下，新财富使人们喜好奢侈、贪图安逸，最重要的是人民乐意相信上帝赐予我们地球上最好的位置，从而削弱了对人们的意志和追求目标的坚定决心。娱乐消耗很大，削弱了对高尚目标的兴趣，又无可置疑地给娱乐留下了更多空间。处事技巧和妥协从得到认可的能力中产生，因为它们倾向于舒适，而舒适是最终的目标，包括了一切结果。判断标准不是真理，而是考虑周到的言行和声誉。难道我们要假设：坚定信仰伟大《圣经》的主教制度，能让那些在繁忙的兰开夏郡各持己见的第二代产品制造商变成了虔诚的国教徒？虽然他们改变了宗教信仰，但这种皈依却没有违背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在理智上不关心信仰，是精神上的中立者。
由此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根源，一场革命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卑鄙无耻到了无法言喻的程度。这个根源引起的缓慢转变，如今正影响着整个思想的精神基础。每个时代都会发生某种变迁，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是最典型和主要的，它改变了信仰和人类行为的根基。旧日的希望已黯然失色，古老的恐惧还晦暗不明；曾经强大的约束力变得软弱无用，曾经鲜活的信仰变得麻木不仁。无论宗教将会迎来何种命运，至少目前它几乎不再具有组织性力量。宗教曾至高无上、具有穿透力、控制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如今却已面目全非，且永远无法复原。对于胆怯的灵魂而言，这种破坏格外令人不安，甚至会困扰刚强的人，因为破坏的过程间接、难以捉摸，几乎悄无声息，仿佛有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操纵。那些居住在古老信仰高塔中的人们好似在地震的威胁下仓皇不安，带着始终不变的忧虑、疑惧和惊异四处环顾。他们如同惊弓之鸟，对任何事物都怀疑踌躇，并伴随着战战兢兢的期待。因此他们皆不情不愿。良知失去了强大和迫切的力量，而个人责任感缺乏锐利的锋芒。动摇、迷乱和惶惑的思维黯淡地映照和掩盖了我们民族本色的坚毅精神。人们的灵魂变得空虚，俗世的七宗罪于是乘虚而入。
人们犹豫不决，由于恐惧其后果而胡乱篡改信念，对最高问题的信仰逐渐衰微，而且由于国教的存在，这些问题不断加剧、恶化并深入心灵内部，在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部分引起了致命的混乱。在思想受到刺激和知识不断拓展的同时，古老的公式牢牢地拴住了教会。人类的精神进一步寻找新的灵光，人类的感官积极地寻找新的真理，与此同时，教会的精神永远埋葬在了议会法令的范围之内，它还未完全成熟，大臣们就郑重宣告不会再继续追求。实际上在有时间思考或了解其他思想之前，他们就发誓坚持当时的信念直至死亡。换而言之，他们的誓言就是带头残害生命。假如他们不能遵守这个神圣的承诺，至少普通人的一切动机都可以促使他们隐瞒违背承诺的事实。同样的做法是在最初就将懒得动脑思考视为美德，将狭隘的智识视为神圣，然后以在某些类似于伪善的东西上付出额外的代价而告终。考虑到这些纽带牢固地束缚住了这个国家里教育水平最高、最聪明的阶级——那数千人本来可以是最合适的人选，有机会协助完成转变舆论这项长期艰难又明显无法回避的工作，这个问题显然非同小可。再考虑到智力的浪费，还有完全的重负和密集的障碍——肯定不会轻松，如此组织起来的官方统治集团必然会破坏一个社会的精神独立性。
我们知道这种体制喜欢将荣誉授予哪种人。三十五年前，一位大师已经为我们描述过：“模糊是智慧之母。如果一个人能列举六个常规论点，避免掺进陈词滥调而互相损毁，不需要支点或支柱就能在对立的事物之间保持巧妙的平衡，在清楚地说明真理时，保持警惕并排除自相矛盾的危险——他认为《圣经》是独一无二的权威，连教会也要服从；信仰必定是合理的，虽然要通过行为来验证；上帝的恩典并非取决于圣礼，但是圣礼也不能缺少；主教代表着神圣的律令，然而不管有无律令，他们的信仰都同样虔诚——那样的可靠人士才是教会的希望。据说教会需要这种人才，他们不做派别之争，而是明智、克己、冷静、具有良好判断力，引领教会走出进退两难的无意义困境”。接着作者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才无法持久，教会必须更加现实一些。其实恰恰相反，教会的现状比过去更像幻影了。关于精神领域的政治方法以及让思想从属于现状，教会的管理和统治模式是成功的典范。
所有其他有组织的神职人员团体的活动确实比当权的教会受到更多规矩的制约。但是它们既没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又没有足够的诱惑让自己不惜一切代价。它们影响了很多人的理智性情，但是受到影响的人们与国民生活的更大组织之间的区别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在最有权势阶层的心目中，国家教会与社会安排的一种特定秩序关系紧密，其后果是国教的传教者反映出对这些安排的责任感，从而掩盖了他们的灵性，妨碍他们的头脑进行开放的思考，使他们变成了替政治服务、阻挠新思想的机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感到自己摆脱了辨明宗教领域里混乱冲突的责任，对周围发生的争斗视而不见，假装自己只是暂时管理主教教区的神职人员，只关心如何维护当前的秩序。但真正的个人教会决非如此。他们的传教者和成员认为，信仰与世俗社会的秩序完全无关。无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见识多么浅薄，无论他们多么敌视某些试图取代其地位的异己思想，他们至少代表了一种重大的原则，即个人应该对自己意见的真实性承担责任。有一两个学派仍然知道如何支持国教圣公会的教规、举行圣公会的仪式，与那些学派相比，他们得出的结论也许与现代的趋势不太一致。不过，他们至少承认自己作出判断是义不容辞的个人职责，在履行这项职责时不需要考虑任何外部因素，无论是政治还是别的什么。这是一种鼓舞人心的、令人欣喜的原则，如果缺乏文化修养，其运用领域就可能变得狭隘。因为国教这个概念本身与这种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有理由把它与个人教会及其种种缺点区别看待，认为它属于反动机构，导致国民良知萎缩，抑制了智慧之光活跃和运用的自由。
现在我们可以列出一些关于研究妥协界限的条件，妥协向来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主题，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是否只要原则的神圣性得以修复，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补救我们国家正在恶化的状况？在世人成长至拥有新的教义之前，它们不会消失。而当我们拥有新的教义，其他方面亦将好转。我们必须铭记，新的理论绝不会从天而降，除非我们的精神倾向于追求自我解放。这个充满狗苟蝇营、私心算计的时代必须终止，我们关于真正的权宜之计的梦想必须更深入、更高远，放弃一切追寻至高真理的决心必须首先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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