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第一部分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岁月
第一章引言
在外界眼中，1945年至1949年中国的内战使亚洲最大的国家从世界的一个力量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受到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刺激，美国决定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这一决定将美国直接卷入了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西方学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试图控制和影响国共冲突的努力上。西方历史学家考虑的是西方读者的兴趣和关切。在美国——1949年之后，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著作都是美国学者完成的——国民党的失败被迅速解读为一种政治损失，共产党则被视作一个不合法的执政党。共产党的胜利也被视作是美国的一次失败。在讨论“失去中国”这一问题时，人们不是在追究责任，就是在推卸责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政府出版物、政党争论都是以这一关切为基础的。对于英语读者而言，1945年至1949年的中国内战历史中国历史学家把1945—1949年称作“解放战争时期”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别是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关战争胜负、美国提供或拒绝援助以及分析那些政策决策者动机的记录。
但对我们而言，这一记录是否是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由于麦卡锡时代的恐怖政策，这一偏见大大地加强了)的结果并不重要。几个当时的美国记者和其他亲历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本书可被视作这种描述的延续。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鲍大可的《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的《中国震撼世界》、德克·布迪(Derk Bodde)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1948—1949)》、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以及约翰·F.梅尔比(John FMelby)的《天命：中国内战录(1945—1949)》。详细书目可参阅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我试图扩大1945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历史记录的范畴，为此本书花许多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因为在我看来，军事斗争归根结底是由政治决定的。
00中国的内战第一章引言00在许多方面，本书都只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并且显示出了偏向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篇对于许多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议题和问题的介绍。我可以得到的原始材料并不充裕。文献方面的缺口是巨大的，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缺陷甚至是无法填补的。但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历史。它并不是关于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组织沿革的记录。本书关注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在争夺政治权力过程中的政策以及具体做法。更具体地说，本书对国共两党各自和他们想要统治的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
中国的内战是为了争夺国家权力而进行的一场军事斗争。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政治舞台一定能为我们提供关于这场冲突本质和结果的线索。战争的政治背景不仅定义了战争双方的身份，还定义了他们斗争的原因、他们承诺的性质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政治被定义为政府和被统治者互动和交流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和受到这种权力管理的个体、集团、部门、阶级之间的互动和交换。政治资源相当于交换的介质，政府和被管理者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间会经常进行这种资源的交换。
虽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政权而生存，相反的情况却显然不能成立的：政权是由社会群体组成的，不可能孤立于社会群体而存在。就政权与不同群体交换关系的性质而言，它们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一定义假定，投身于政治的个人和党派如果不进行这种交换，将无法掌握或保留权力。只有建立联盟，采取一定的政策，实施计划，才能获得权力。
国共两党争夺权力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现有的政权手中收回资源。很明显，如果现政权有弱点可利用，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将更加容易。现政权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众的不满并最终赢得他们的支持。当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另一些方式得到加强，例如制定政策、做出承诺，等等。“支持”和“反对”一样，有多种不同的有形或无形的表现形式。政治资源也有许多种，例如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维持军队必不可少的是粮食和兵员。中国民众和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各种资源的交换以及导致这种交换的条件，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些政治学者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即政治是一种互动和交换的过程见沃伦·F.奇曼(Warren FHchman)和诺曼·托马斯·乌普霍夫(Norman Thomas Uphoff )的《变化中的政治经济》以及他们引用的资料。，但在其他学术领域，这一概念并不流行。因此，在研究革命变化中我们不熟悉的政治系统时，采用这种概念或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在一种我们十分熟悉的文化中，例如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当然没有必要向人们解释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没有哪一个美国记者或政治分析家会在不考虑可能影响美国南部、中西部农业区、黑人、普通工人、白领工人等社会组成的情况下，贸然预测总统的选举结果。对美国人而言，这些社会群体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再也明显不过的交换关系。
然而，在研究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政治时，我们不一定要使用同样的假定。特别当政治竞争者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并试图用暴力推翻现有政权时，我们尤其应避免拘泥于上述概念。的确，如果有人试图对任何社会的这样一段历史进行政治分析，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人们批评和质疑的“风暴眼”中。我们似乎不应将政治合法性看作一种固有的组织和“程序”模式的结果，并把它当作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政治行为的准则。这些模式和准则不仅被质疑，而且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无疑是这种挑战本身的性质以及让这种挑战变成可能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过去。但是在当前，政治竞争者一定会采取组织和程序的方法，充分利用这些条件。
但这种方法也不足以应付来自于斯大林模式的组织和控制——西方学术界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另一个常见的主题——的挑战。这一假设为人们的分析带来许多困难，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包含在人们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技巧》，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的研究中。这本著作描述了在1954年至1963年间，吴庭艳政权是怎样招致南越社会几乎所有人的痛恨以及当吴的威信丧失殆尽后，这个政权是如何垮台的。作者按照时间次序记录了吴庭艳政权逐步失去各社会团体支持的过程，并得出结论：“你可以亲眼看到整个社会结构是如何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撕裂的。”同上，第73页。然而这本书余下的部分在描述“民族解放阵线”这一时期形成的组织技巧时，对吴政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章专门介绍这部分内容——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并这样写道：“‘民族解放阵线’正好相反。它刚形成时就已经成熟了，它需要补充的只是细节。它的政策并不真正代表不满的群众，更像是事后想起而临时添加的应急产品。”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产党：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和技巧》，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6年，第76页。
这种“对社会不满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的论断产生了超越学术讨论范畴的影响。它让人们重新关注美国没能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原因。就更大范围而言，人们不仅利用这一观点证明美国应该参加越战，并且试图用这一观点来解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尽管如此，现在看来，军事干预的政治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组织和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竞争者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的动机也是十分明显的。
一位学者对马基雅维利对于想要获得和保住权力的有野心的统治者提出建议时写道：
首先，新的统治者必须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够取代旧的统治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必须采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从而让民众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权很少能够做到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民意的指向很容易发生改变。对原来政府的忠诚瓦解了……民众开始寻找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权威。查尔斯·W.亨德尔(Charles WHendel)：《有关权威本质的探讨》，见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编《权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0—11页。
这一研究试图确定国民党或国家主义政党在执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权威”。与此相对的，该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确定共产党在夺取政治权力后，在多大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否真正被人们所拥戴，或者他们只是国民党犯下的错误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的入侵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命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这种反应使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统一的抗日运动中联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抗日运动的领袖。在当时的中国，只有蒋介石具有足够的声望来领导抗日战争。詹姆斯·M.伯特伦(James MBertram)在他的《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中提出了这一观点。无论在朋友还是在敌人眼中，蒋和他领导的政府都被视作是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民族决心的真正象征。
蒋介石想要保持这一形象，面对日本人的强大攻势，蒋和他的政府被迫从华北和沿海地区撤退到中国西南部。汪精卫领导的伪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撤退后的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日本对中国北部的入侵。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发展壮大，是因为从1927年他们的农村根据地被摧毁后，他们就一直被迫进行游击战争和农民革命，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日本人进入中国北部后，共产党立即运用这些经验在日本军事前线的后方组织抵抗运动。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逐渐发展为中国最具活力的政治势力。到1945年4月，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包括大约9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了。
与此相对，国民党政府却没能有效利用日本入侵为他们提供的同样机会。在国际上，国民政府或许被视作“自由中国”的唯一代表，但在国内，到1945年，国民党在政治力量和民众的支持上几乎没有得到增强。的确，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也曾发展过游击队和地下运动，但这些尝试从未演变成广泛的抗日运动。在撤退到重庆的岁月里，国民党并没有完成什么建设性的工作。国民党政治体系中固有的弱点反而更加严重了。1944年中期，一位驻中国的美国外官员认为，国民党要比之前10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他写道，“委员长正在失去中国民众的支持。在对日战争的头两年里，这个因外敌入侵团结起来的国家出现了一股人们未曾料到的新力量。国民党内部的虚弱越来越明显了，联合的抗日阵线正在瓦解。”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567页。普遍的不满、政治反对派、管理混乱以及政府和军队中前所未有的贪污腐败，这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国民党的最终垮台。
00中国的内战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00然而，1945年8月，日本的战败为国民党提供了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有些评论家是这样认为的。国民政府突然发现，它能够在包含这个国家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包括“自由中国”在内——重新建立统治了。《大公报》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敦促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日本的投降，在人民心中重新树立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大公报》提出警告，“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让光复区的人民丧失对政府的信心。”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报纸，与国民党“政学系”有密切联系。
30年后的今天，当那一代的中国人回想起中国内战或者当他们的孩子回忆父辈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正是1945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区的接收让普通城市居民对国民党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中文里的“接收”是一个中性词语，相当于收到或收取。然而，当公众亲身体验到国民党接收人员的种种劣行之后，这个词逐渐成为掠夺、公开抢劫或盘剥穷人这类词语的代名词。这些句子经常见诸报纸和媒体。例如钱邦楷：《东北严重性怎样促成的？》，载于《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转载在《观察》上，第16页)；另见特别通讯：《重庆政闻》，载于《观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页。
城市地区最深切地感受到恢复时期的种种变化，城市居民对国民党信心的削弱是最为明显的。大量国民政府官员被派到各个城市接管敌方政治和行政机构以及敌方资产。这些官员的贪婪在他们接管的城市里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他们实施的“恢复”政策对经济生产造成了最大的破坏。因此，正是在城市里，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糟糕的处境，不仅是因为官员们明目张胆的腐败和这种腐败的规模，还因为城市的媒体并没有完全受到官方控制。
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政府的公共形象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十分关键。国民党政府回到了沿海地区，它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些清楚国民党缺陷的人预料到国民党一旦返回敌占区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就此向它提出了警告。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的亲国民党的经济学家伍启元在《世界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评论，表达了这一观点。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报》上也有类似的文章。但直到战后的接管期之前，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国民党缺陷的严重性。当人民发现，八年以来一直象征着民族生存意志的政府原来是这样的无能和腐败，他们的失望情绪就更大了。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无法用国民党战争时期建立的声望来衡量它战后的行为了。
如果国民党政府能在随后的几个月采取行动，改正恢复时期犯下的错误，公众的记忆和这些错误做法的政治意义本来会迅速淡化的。不幸的是，对国民党来说，在接管期间引起人们如此广泛批评和抗议的大部分问题都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在中国内战中，这件事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是城市公共舆论开始背离国民党的第一个转折点。同时，接管时期标志着政府抗战无能的最终发展形式。
公众的批评和争论主要集中四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在解除日本人武装上的迟缓以及明显不愿惩治汉奸。第二个问题，也是最为人们痛恨的，是重庆派出接管日伪资产和机构的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第三个问题是恢复时期经济和金融管理的混乱。最后一个更为微妙，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接收官员对没有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内地，而是继续生活在日占区的一般民众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至少在这些民众眼里是这样。
战胜者与战败者
无论出于怎样的道德理由，抗战胜利后，公众普遍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那些曾与日本支持的伪政权积极合作过的中国人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给予他们应有的惩罚。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愿采取行动，主要是因为在日本投降后，它要依靠日本人和“汉奸”——人们这样称呼那些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来维持日占区的“法律和秩序”。当时政府主要担心的并不是市民动乱，而是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更具体的威胁。政府缺乏充足的运输工具将足够数量的国民党军队、维持和平的机关和行政人员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领的广阔地区里。国民党很快发现自己正和共产党进行一场抢先接管长江以北日占区的竞争。国民政府的总部设在中国西南，在这一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因为共产党早已经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
不仅如此，有人指责政府对日本最后的投降几乎毫无准备，也没有为此制定相应的计划。还有传言说，国民党内部的军事建设上也存在着派系之争，蒋介石不信任那些没有向他个人效忠的指挥官。因此，在日本投降后的关键几周里，蒋介石无法有效地调动他的军队，从而获取最大的优势。无论如何，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摧毁他的政治对手在各地的基地。除了共产党，蒋的对手还包括云南省的龙云和东北的张氏家族。因此，蒋介石愿意与任何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结盟，只要他们不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的威胁。例如，在东北，国民党政府被迫与前伪政府成员合作，因为他们几乎是蒋唯一可以依靠、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政治势力。蒋介石在云南与当地军阀的权力斗争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东北的政治局势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有专门的描述。
0中国的内战第二章内战的开始：接管日占区08月23日，国民党与日本人公开“合作”。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发布命令，命令规定，日本军队必须有效地防守住他们原先占领的地区，保持交通线的通畅，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日本人还要负责收回那些最近被“非正规部队”——即共产党——夺取的地区。根据这一命令，日本军队和伪军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尽管蒋介石于1945年8月11日下达了命令，要求共产党军队在收到进一步指令之前，必须停留在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上。但共产党坚称，他们有权接受敌军的投降。根据8月10日和11日延安发出的指令，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共产党军队对日本人控制的关键据点和重要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总攻。当何应钦将军在8月23日向冈村宁次下达命令时，共产党正在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张家口市。从8月下旬到9月底，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伪军之间的战斗据报道超过了100次。日军和伪军成功地从共产党手中收回了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以及绥远的20余个城镇。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和20日、10月5日、6日和22日。按照何应钦的说法，到11月底，仍有10万日军驻守在山西、察哈尔、河北这3个省。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11月30日。1947年1月，仍然有8万名日军留在中国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梅尔比：《天命》，第183页)。在阎锡山的要求下，直到1949年，还有一部分日军留在山西与共产党军队作战。1949年4月，太原被共产党攻克时，指挥山西的国民党军队的原日军军官今村保作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自杀。见唐纳德·G.基林(Donald GGillin)：《山西军阀阎锡山(1911—1949年)》，第286—288页；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29—331页。
如果政府对尽快在光复地区重塑自身威信的政治重要性有更清醒的认识，采取这种利用敌人的军队的方式引起的争议或许会少一些。相反的，国民党政府毫无必要地把权力交给声名狼藉的“汉奸政权”，从而损害了自身的声望和地位。其结果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政府的授权下，日伪仍是他们所在地区的实际管理者。《大公报》认为国民党最高当局要为此负责，并有些尖刻地将这种代管称为“先签署投降协定，再接管政府”。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9日。
共产党的媒体充分利用这一情况，它们特别提出质疑，在光复地区，为什么仍然由伪政府官员，而不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发布公告？为什么在伪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叛国者被国民党授予同样的官职？《新华日报》质问道，为什么像伪上海市长周佛海这样的汉奸以及南京的伪军总司令可以发布本来应该由重庆发布的命令？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第一批抵达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首都——的报社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能在街上看到少数几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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