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国戏曲史

《中国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国戏曲史》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剖析中华戏曲，从而展示以往未曾涉及或探之不深的研究领域，它至少有两个突出特色。首先，它提供了从文化范畴审视戏曲的角度。戏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始原文化，它曾经是中华文化一种最初形式的体现，随后，它一直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把丰富的原始信息涵括在它一些古老的遗传支裔里。那些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巫鬼信仰相联系的民间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神戏剧的演出，与民众一年中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它们成为《中国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国戏曲史》论述的必然内容。明清以后戏曲成为民俗文化的突出代表，看戏成为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这种情景也在《中国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国戏曲史》中得到充分展现。当然，为戏曲作志不是写文化史，《中国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国戏曲史》的主要目标还是描述戏曲本体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文化现象，只是在论述的角度上稍微有所偏重而已。其次，当我们从这个特定的视角切入，就突然发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死角，以往戏曲史书里所忽视或限于体例不能正视的问题，都以正面突出的放大的形式体现出来，例如它重新提出了戏曲的传播问题、活动方式问题、演出方式问题等等。它们涉及到作为文化范畴的戏曲的全方位的景观，包括演出、剧团、艺人、戏曲的生存方式、戏曲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等种种内容，而不只是把笔触停留在戏曲文学作家和剧本上面。当然，如果把这些问题在书中一一展开，就会发觉其内涵过于丰富，远远不是这本字数限制在三十万字的书所能够承载的了，因而许多问题还仅仅只是提出和概略论述而已。

    廖奔  1953年生。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戏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中国古代剧场史》等；合著有《中国戏剧的蝉蜕》。发表论文百余万字。

绪言

第一章 形态
第一节 原始戏剧
第二节 初级戏剧
第三节 戏曲

第二章 腔种
第一节 声腔源流
第二节 结构形式
一、剧本结构
二、场上结构
三、音乐结构
四、文词格律
五、角色体制
六、演出体制
第三节 剧种分布

第三章 剧目
第一节 佛教剧本和杂剧院本
一、三种文字的佛教剧本
二、宋金杂剧
三、元院本
第二节 戏文和杂剧
一、宋元戏文
二、元和明初杂剧
第三节 文人传奇和杂剧
一、明代作品
二、清代作品
第四节 诸腔和地方戏
一、明代民间演出本
二、明代诸声腔剧本
三、清代地方戏剧本

第四章 演出
第一节 剧场沿革
第二节 戏班组织
一、戏班组建
二、艺人来源
三、班规
四、流动作场
五、行头
六、艺人地位
七、梨园公会
第三节 戏俗
一、点戏
二、戏价
……
第五章 艺人
第六章 典籍
第七章 交流
第八章 附论

元代杂剧艺人由于身隶乐籍，受到官府辖治，所以随时可以被官府喊去承应而不付报酬，所谓“官身”。即使是正在为公众演出，也只得停下来去奉承官府，《错立身》里艺人王恩深已经开了勾栏门，催女儿快些去开演，说是“阵马（观众）挨满楼，不成误看的”，女儿却被唤了官身不能演出，王恩深只好“去勾阑里散了看的”，其经济上的损失是可以想到的。艺人对于这种差遣是不乐意的，所谓“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可是稍微延误一点，就会遭到官府的严厉处罚，《蓝采和》杂剧里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孤扮官人上云）……因他误了官身，我着人拘唤去了。左右，拿过蓝采和来者。（正末上云）呀，可怎了也！误了官身，大人见罪，见今拘唤，须索见咱。（做见跪科。孤云）你知罪么？不遵官府，失误官身，拿下去，扣厅打四十，准备了大棒子者！”事实上是否真正为官府演出也没有一个标准，官府的家属也可以打着官府的旗号来随意驱使艺人为他们服务，《错立身》里完颜寿马就因为是河南府同知的儿子，所以也可以随时“唤官身”。
　　元代一些出色的杂剧艺人，如赵文殷等，以自己的聪明才干参与了杂剧创作，成为剧作家。但是明初藩王朱权《太和正音谱》里明确把他们剔除出来，他引元人赵孟頫的话说：“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他又引元人关汉卿的话说：“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所以，他把赵文殷等人的作品专门归人“娼夫之列”，甚至说：“娼夫之词，名日‘绿巾词’。”他又不记录他们的姓名，只用其绰号，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娼夫自春秋之世有之，异类托姓，有名无字……止以乐名称之耳，亘世无字”。说他们不配有姓名。这也可见出优人社会地位低下的一斑。
　　明清时期艺人仍旧受到社会的普遍歧视，如明·陈龙正《政书，家载下》说：“优与娼本无高下，况女旦以优兼娼。”（《几亭全集》卷二二）明人管志道也在《深追先进遗风以垂家训仪》里说：“唯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戏文，不问贵游子弟，庠序名流，甘与俳优下贱为伍，群饮酣歌，俾昼作夜，此吴越间极浇极陋之俗也。”（《从先维俗议》卷五）尽管社会习俗爱好演戏，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艺人是下贱之人，低人一头，可以随便欺负的。例如清初小说《梼杌闲评》第四回写山东临清的一帮泼皮想玩弄昆曲戏班里的旦角，商议说：“我们晚间多着几个人，访得在谁家做戏，回来时搀他到家里玩耍。那蛮子依从，便以礼相待。若不肯，便拿条索子锁他在书房里，怕那奴才跑到哪里去……若不得到手，先雇些人打他一场，也打不起官司来。”这帮泼皮敢于胡作非为的前提就是艺人没有社会地位，官府不会帮着艺人说话，后来真就把旦角魏云卿打得头破血流。相反，如果戏曲艺人胆敢犯法，就会受到加倍的处罚。清代小说《歧路灯》第三十一回戏主茅拔茹带领班里净角打了人，县官对净角说：“你是个下贱优人，竟敢行凶，王法难容。”立即抽下八根签，打了他四十大板。受到这种社会环境的长期熏陶，一些软弱胆小的戏曲艺人自己也认为低人一等，为人处世时时小心，不敢有任何越位行为。《儒林外史》里的鲍文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帮了向知县的大忙，向邀他同坐说话，他断然不敢坐，说是“这个关系到朝廷体统”。看见老生钱麻子穿了体面的衣服，他说：“像这衣服、靴子，不是我们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这样衣服，叫那读书的人穿什么？”（第二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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