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收复新疆主权的努力
1942至1944年期间，蒋介石利用机会，因势利导，促使原来企图独立，加盟苏联的军阀盛世才内向，从而收回新疆主权。其后，创造条件，将盛世才内调，消除其分裂、叛变的可能，确保新疆处于中国版图之内。自1945年开始，蒋介石坚决反对以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为代表的新疆分离主义，支持张治中和平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这些举动，和他此前领导抗日战争，以及日后的坚持一个中国，都表现了其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立场
一盛世才亲苏、附苏，苏联逼签《租借新疆锡矿条约》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四月革命”，推翻原省主席金树仁，盛世才因掌握兵权，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此后，他依靠苏联红军的援助，先后击败张培元、马仲英等部，成为力量独大的新疆统治者。
盛世才依靠苏联力量上台，自然实行亲苏、附苏政策。1934年9月，盛世才派财政厅长胡寿康等向苏联借款。次年5月，以新疆土产公司名义与苏联驻新贸易公司名义，签订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1936年签订《聘请苏联专家待遇合同》。自1935年起，苏联的地质考察团、矿务考察团纷纷自伊犁入新，陆续开采独山子（克拉玛依）油矿、伊犁温泉县钨矿、阿山金矿，均无条约或文字根据，全凭盛世才口头承诺。1938年1月，盛世才请求苏联红军骑兵一团及空军队一队驻扎新疆东部的哈密，通称“红八团”。这是一支配备飞机、坦克、大炮的超强武装，掌控自甘肃进入新疆的通道，其目的在防止中央军入新。自1938年起，苏联在迪化西部的头屯河建立铁工厂，以装配农具为名，制造飞机。1939年9月，盛世才召开全疆代表大会，公开表示“国内有国民党政治集团，共产党政治集团，新疆有六大政策集团”，“不是国民党天下，也不是共产党天下”。他推行“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所谓“六大政策”，宣称其“不只是解放新疆四百万人民的灯塔，亦是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最光辉的灯塔”。他把新疆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
关于苏联势力控制新疆的情况，当时人报告说：“督办署中有中将军事顾问，全省军事无顾问之允诺，盛不敢独断独行。”“财政厅亦由苏联财政顾问主持一切。无论何项支款，皆须以先取具顾问签字为要式。”“新省一切施政大计，亦莫不由苏联政治顾问主持。”“苏联顾问之在新疆，纯为新疆之指导者，亦即为苏联在新疆之代表。新疆虽名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实已为苏联所把持。盛世才虽名为督办，亦实与傀儡无异。”原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说：“莫斯科利用它同新疆行政首脑盛世才（督办）建立的特殊关系及中国中央政府对盛控制的薄弱，在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谋取一些特权。”“到40年代初，新疆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苏俄，在政治上受到莫斯科很大的影响。苏联在新疆贸易中居垄断地位，在各个合资企业中起主导作用，拥有自己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在新疆土地上，苏联驻有第八骑兵团。在涉及新疆的问题上，莫斯科避开中国中央政府，直接与盛世才督办决定一切，签订贸易等协定。”这是符合实际的。
早在1934年，盛世才就曾建议苏联政府“速于新疆境内实施共产主义并依次及于甘陕”，认为“推翻蒋委员长所领导之中央政府为救中国、救新疆唯一途径”。《1938年8月末，盛世才以治病为名，秘密赴莫斯科，三次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等极为关心新疆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铅、金矿的蕴藏情况，询问“是否已经开采”，“是否准备建立什么工厂”？“新疆有没有经济发展计划”？在离开莫斯科前夕，盛世才被批准加入联共，党证号码185911号。盛世才表示：“他不怕有任何义务，他将愿意履行所有义务。”1940年6月27日，盛世才上书斯大林表示：“我个人用六大政策领导着整个新疆经过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向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奔驰着，同时在客观上也确实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使新疆比中国其他各省先跳跃到社会主义新世界里边去。”《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台北中亚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1941年1月，盛世才又进一步向苏联建议，使新疆“叛离中国”，“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加盟苏联”，他说：“时机已经成熟，英帝国主义者及蒋委员长皆无能干预新疆事”，“苏维埃之新疆将推动全中国踏上苏维埃化之道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还不便于公开将新疆纳入苏联版图，因此，没有同意盛世才的要求。但是，斯大林对新疆丰富的资源，特别是矿产，却早已垂涎。1940年11月，苏联单方面拟就租借新疆锡矿条约，派巴枯宁、卡博夫等三人赴新，强迫盛世才一字不改，即予签订。该条约亦称《盛苏密约》，共十七条，声称“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这些权利有：
1探测与考查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
2开掘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炼造为精品；
3建筑及装置矿坑、洗矿工厂，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取得各种动力；
4建筑电站；
5利用各式运输工具，兴修道路；
6利用各式通讯工具；
7无阻碍地运入所需装备及材料；
8采制当地建筑材料；
9自由雇用劳动力，由苏联聘来之工程师、技术人才、工人在新疆各地自由居住。
条约同时规定：
1苏联政府有权将开采锡矿之制成品运出，免征关税及他项捐税；
2苏联政府为此设立的新锡公司可在新疆全境无阻碍的开设分所；
3新疆政府保证拨给新锡公司所需土地，居民迁出，不应迟延，拨出土地应与新锡公司的申请“完全相符”；
4在第一个五年中，新锡将开采之百分之五缴纳新疆政府，其余年份，缴纳百分之六；
5新锡公司向新疆政府缴付代税金，其数额等于运出产品价值的百分之二；
6新疆政府不得干涉新锡公司之业务，不得加以考察、监督、检查及稽核；
7新锡有权设立武装保卫。
条约规定，有效期定为五十年，不允许外国资本在新疆参加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之开采。
据盛世才回忆，当时情景如下：
盛世才表示：此一文件，不仅须新疆省政府各部门同意，而且必须呈报中央政府批准。“只有在那时候，我方能在文件上签署盖章”。
盛世才表态后，巴枯宁以急促而带有命令式的语调对盛说：
当我们正在准备离开莫斯科，前来新疆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说，这一有关租借锡矿秘密条约的内容，除了盛主席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给他知道。同时，亦只要盛主席在条约上签署盖章就行了。这一条约不应当告诉任何其他新疆省政府人员，更不应当呈交给中央政府。我们签订这合约的双方必须在明天签订。或者，最迟在后天签订。
盛世才提出：这事不能如此匆忙，条约应当做某些修改。第一，条约的有效时限应是三年，而不是在原文中所订立的五十年，充其量来说，条约的有效时期，应当与二次大战的结束而同时结束。第二，只将产品的百分之五付给新疆省政府，比例太小，应当改为百分之二十以上。第三，条约规定，新疆省政府无权检查、监督、调查为开采矿产而建立的公司，应当修正。
盛世才的修改意见还没有讲完，巴枯宁打断说：
我必须请你注意一事实，就是：在我们受命畀予这一任务时，斯大林同志对我们说，盛主席必须在这条约上签署同意，同时，条约中一个字亦不能更改。
盛世才表示，苏联是一个“致力协助东方落后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相信斯大林同志“对新疆采取如此态度”，要找斯大林同志“磋商”，“问问他这些问题”。
这时，巴枯宁的同行者卡博夫讲话了：
盛主席，你是将整个事情都误解了。苏俄不是一个侵略国家，苏俄租借新疆锡矿的目的，就是用来抵抗法西斯蒂的侵略。此外，盛主席本人是一个全苏共产党的党员，因此，你应当服从党的命令。最后，你应当记到一件事情，就是，在马仲英反叛的这一时期，有很多苏俄人的血，为了新疆而流，同时在这一方面，苏俄迄今尚未取得补偿。
卡波夫的话没有能说服盛世才，他反驳说：“你方才又说，租借新疆锡矿的目的，系在打击法西斯蒂主义，现在我想问问，这对付法西斯蒂的战争，是否会持续到五个十年之久？”
巴枯宁不愿辩论，以“忿怒与傲慢的语气”打断盛世才的话头，他说：“斯大林同志派我来这里，并不是讨论理论；我们是来解决实际问题。”“至于有关保持这条约的秘密，不使外人知道的理由，维持这条约的目前措词，不能更改的理由，这一些，当你亲自会见斯大林同志，或者你以后写信给他之后，你就会了解得更清楚。”接着，巴枯宁声称：“这一条约，是斯大林同志亲手交给我的，同时，我认为他决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任何人，敢根据理论上的立场来批评他，或者对他提出质询。你是我所知道唯一胆敢这样做的人。”说到这里，巴枯宁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口吻说：
如果你的决定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只请你在原来的文件上，签上你否定的决定，如此一来，我们就可将此文件，交回给斯大林同志。
话说到这种程度，盛世才自然不能再说什么。11月26日，双方签字。巴枯宁要求加盖新疆省政府和边防督办的官印，为盛拒绝。查证现存《新锡协定》原件，盛世才所言属实。该件确实只有盛的个人签字和盖章，没有新疆省政府和边防督办的官印。1942年，盛世才在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索夫谈话时曾质问他：“为什么事前没有协商，就将锡矿的租借事，强迫地加在我身上呢？”可见，两年过去了，这一条约仍然压在盛世才的心头。
苏联十月革命后，为发动世界革命，对外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发展、扩大苏联本国的利益，实行民族扩张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从而形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两重性，即革命性和扩张性、利己性兼而有之。苏联对外政策的这种两重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有不同表现。大体说来，列宁在世时，两重性中的革命性比例较大；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政，扩张性和利己性的一面就发展起来。可以说，《新锡协定》就典型地暴露了苏联民族扩张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这一方面。
蒋介石1923年作为孙逸仙军事代表团团长时，就对苏联党和政府的民族扩张主义和利己主义有所觉察，第二年3月，曾向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写信，说明在观察苏联时“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所谓“主义”，指苏共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主张，所谓“事实”，则指苏共觊觎中国边疆等企图，“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
锡在地壳中只占百万分之二，是储量较少的重要战略物资。蒋介石原来对苏联逼迫盛世才签订《新锡协定》一事，毫无所知，及至1942年7月读到盛世才转来的全文后，大吃一惊。他在当月11日的日记中评论说：“《新锡协定》比之倭寇强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为尤甚。此种举动，实较倭寇昔日在东北对张作霖所不忍为者。俄之毒狠，可谓帝国主义之尤矣。我国何不幸至此，东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国在我西南，百年来杀人不见血之阴谋，根深蒂固，最近犹加凌侮而未能死其野心也。”蒋介石对苏联国家性质的总体评价可以讨论，但是，他指出《新锡协定》在掠夺新疆矿产资源时的“毒狠”，确是不无道理的。
除《新锡协定》外，蒋介石对苏联在迪化郊外所建飞机制造厂也很不满意。该厂系1939年6月孙科访苏时商定，原订中苏各出资金一半，但蒋介石觉得苏机性能落后，态度消极，苏联遂单独建厂，厂长、副厂长均为苏联人。1941年3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在迪化擅设飞机制造厂，不许我所派代表入厂预闻，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
二盛世骐离奇被杀，盛世才决定掉头，投向重庆国民政府
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离奇地被枪杀于家中。
盛世骐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骑兵科，原任南京陆军骑兵学校教官。1932年到新疆，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卫队团上校团长。1937年5月，进入莫斯科红军大学，1941年毕业，回新疆，被盛世才任命为陆军机械化兵旅少将旅长。对于他的死，多年来众说纷纭。或曰自杀，或曰他杀。关于他杀者，或曰盛世才本人，或曰盛世骐之妻陈秀英。从那时期以后，此事一直是难以说清的疑案。至1997年，已和盛世才决裂多年的盛世才之妹盛世同坚持认为：既非自杀，也非盛世才所杀。
盛世骐被杀的第二天，《新疆日报》即以“国际大阴谋”为题报道消息。盛世才陆续逮捕、审讯五百余人，包括陈秀英及新疆省政府官吏等多人在内。盛世才声称，此案有苏共与中共人士参与，目的在于首先消灭盛世骐，砍去盛世才的左右手，然后于4月12日起事，推翻盛世才所领导的“六大政策政权”。其策划者是苏联军事总顾问拉托夫和苏联驻迪化领事巴枯宁等人。
盛世骐被杀案成了盛世才和苏联及中共关系逆转的关键性事件。晚年，盛世骥回忆此事时说：“案件发生后，大哥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对苏联不再言听计从，对中共防备有加，从而主动接近中央，亲苏政策变成反苏政策。”又说：“大哥观察情势，衡量利害得失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回中央。他一面派二弟盛世英等人向苏联方面送证据，一面派五弟盛世骥和新疆驻国民政府代表张元夫到重庆，和蒋介石接触。”
张元夫是盛世才的好友。5月17日，蒋介石接见张元夫，研究盛世才的心理与动向，蒋从张处得知：1俄军千名强驻哈密，不允退出；2迪化飞机制造厂规模很大，且用俄军守卫。3斯大林不批准盛世才入中共。4斯问盛是否满洲种。5盛对俄甚危惧。蒋由此认为“盛思想与心理之转变已可概见”，得出了“当不难导入正轨”的结论。《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7日。在和盛世骥谈话时，盛试探称，大哥以为苏联对他充满敌意，如果他继续待在新疆，恐怕斯大林会对新疆更不利，透露盛有辞职离新之意。蒋介石要盛转告盛世才：“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现在国家有难，不能因为自己的困难而放弃。谁都不做这困难的事，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盛世骥口述《我家大哥盛世才》，第176页。盛世骥此行带来了苏联政府所拟开采新疆独山子油矿的密约，要求中央审核。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蒋介石认为，盛世才比之以往数年，“大有进步”，是“最佳之现象”，考虑如何“运用”，“使之彻底觉悟”。他设宴招待盛世骥，言谈中，虽然感到这个年轻人“言行皆为共党所迷”，但是，还是聘请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且和他讲了一通“民生主义亦即社会主义”的道理。
翁文灏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将审核独山子油矿开采草约一事交给翁文灏，要他赴新疆考察、研究。7月3日，翁文灏带着蒋介石前一日写就的亲笔信，偕同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抵迪化，信中，蒋介石对盛世才表示：“当此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更为吾人安危成败相共之时。吾弟之事业即为中正之事业，故中必为吾弟负责，以解除一切之困难也。”同时，蒋介石致朱绍良一电，要他对盛“开诚恳挚，使之彻底了解中央对彼之热望与扶持之精诚”。蒋估计，盛可能询及新疆将来驻军问题，蒋表示完全可照盛本人意见办理，凡新疆范围内无论军政各事，均可全权赋予，便宜办理。当时，新疆是中国对外联系，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保障这一通道对保障抗日作战有重大意义，因此，蒋电称：“中央对新所切望者，惟交通与运输，此务望其能遵从中央意旨，并多予中央在新疆事权以方便，而不使外人见之，尚有中央与新疆之分别足矣。”《事略稿本》（50），第134页。电末所言，不使外人感到“中央与新疆之分别”一语，含蓄地表达了国家统一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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