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忏悔

这位同学当时已是“狗崽子”，属于“阶级异己分子”了，她当时竟然忘记了自己身份的这一变化。她立刻被别人推搡挤拽。

　　身边每天真实地演绎着仇恨与暴力的生活：

　　听到学校红卫兵“扫四旧”时，用皮鞭活活抽死了我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再后来，这个同学被遣送回乡；这名同学后来有一封信，痛骂所有的同学，咬牙切齿，“一个都不能放过”；老师揪斗老师、学生揪斗老师——打耳光揪头发泼大粪，剃阴阳头（即头发剃掉一半），敲着破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学生被老师大批判——“你们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们是反革命的狗崽子！”、“某某，站出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接受革命群众的审判！”——不是不惮以最大恶意去揣度对立方，而是必须以最大恶意（当然这在当时叫作“革命性”）“认清敌人真实本质”。

　　生命极其卑贱。而且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我自己生命的卑贱：

　　我家被抄家时，家里人的照片被扔在地上，前来抄家的同学拼命用脚踏着踩着跟着；我出门、进门，胡同里更小的孩子朝我扔石子，不断地听到背后的声音“狗崽子！狗崽子！”背上有时被砸得砰砰作响；昨天还是朋友、同学，今天就已经看到他们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拿着皮鞭吆喝着驱赶着其他同学；因为父母被隔离关押（那时叫“群众专政”），没有钱吃饭，我和一样是“狗崽子”的同学一起与街头孩子捡拾打、砸、抢丢下的桌子椅子腿回家烧火，拿麻袋捡拾当时合作社准备扔掉的烂菜叶烂西红柿，等等等等。事情就是这样吊诡：一个努力紧跟社会潮流并被称为“好学生”的青年，迅捷且彻底地被社会边缘化。几乎被称为“很有阶级觉悟”的人被革命的狂欢彻底放逐。“革命动力”在革命狂潮一开始时就沦为“革命对象”。我曾经狂热信奉的某些价值迅速地“报应”在自己和很多同学身上。如果没有戏剧性的跌宕，我会不会在“文革”初期成为一个狂热分子呢？答案几乎没有悬念。依据原来的思想脉络，在“文革”初起时我会热诚拥护并力行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名义去揪斗并对“阶级敌人”“批倒批臭”。这些“阶级敌人”在当时就是身边朝夕相处的同学、老师、邻居、亲人。

　　“文革”裹挟了所有人，所有人也裹挟了“文革”。在“国家主义”熏陶下成长的我们，部分地成就了“文革”的暴虐。在暴力狂欢的旋涡中，最后“人人打倒人人”。这一局面我们完全目睹了——“原来某某是老地主啊，昨天被打死了！”“某某家昨天被搜出金条！”“真没想到，某某老师过去在国民党监狱里叛变过。他前几日跳楼自杀了，罪有应得！”——作践与戕害生命的“暴力狂欢”，当年就是每天的吃喝拉撒睡。有朋友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国家精神病阶段。我很认同这一说法。

　　“文革”的人道灾难的确不同于纳粹大屠杀。纳粹屠杀是由国家机器和制度组织、由国家等级严密的科层体系一层一层贯彻执行，以国家暴力和恐怖手段戕害的人道灾难。“文革”是以最高统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动员全体人民打“烂”曾经严密的科层体系，“挟全民以令天下”，假“全体人民”之手，以社会暴力和群众恐怖手段戕害的罕见的人道灾难。

　　对于绝大多数人，那是一个思维病态时代。然而最为惊心的，莫过于我曾经目睹或耳闻的某些父辈“文革”后的自我精神绞杀。

　　一个朋友的母亲，很早便深居简出足不出小院。但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家的“文革”依旧如火如荼。家里人的工作单位还经常收到各类“举报”。诸如“×年×月×日看××（她儿子）的日记，思想倾向很不好”、“从××（她女儿）给同学的信中看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泛滥。”而附近派出所也常常收到各类“案情简报”。诸如“××（她儿子）偷听敌台”、“×年×月×日，×（她家保姆）从乡下回来，带了好多红枣、柿子，说在北京工作辛苦不如乡下人自在。这个人的家庭土改时被划过去了，很可能是阶级异己分子。

装　　帧：平装

页　　数：432

版　　次：1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