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

30年前，台湾在搞经济，大陆在文化革命；10年前，大陆开始搞经济，台湾却在文化革命。20年的间隔，许多台湾曾经发生的事，如今在大陆又一一地重显身影。经济奇迹，那曾经是台湾的骄傲；骄傲的背后，也曾有不堪语外的辛酸。成功需要很多的条件配合，台湾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但是，失败的因子只要一端，失败的经验绝对值得警惕。由于个人曾经亲身经历了这些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这得来不易的警惕，添加一份活生生、血淋淋的批注。《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记录了戴立宁在台湾金融行业一生的经历与坚持，概括出适合当今大陆金融行业的经验与教训。

　　戴立宁，中国证监会17位国际顾问之一，曾任台湾地区“财政部”次长、证管会主委、“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华侨银行董事长等职；亲身参与并掌控台湾经济腾飞时期20年的金融信托体制和证券市场改革；对大陆股市和金融改革多有发言。
　　郭建龙，网易专栏作者，曾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爱好中西方社会、经济、金融史，亦热衷于文学，是全国少有的探险级骑行者之一。
　　谷重庆，前《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版资深编辑。

自序
对话 政府vs.市场-戴立宁谈中国经济
引子 直话直说的国际顾问

第一章.个性形成：不做法官的法官之子
书香门
第
回归法律
哈佛来回

第二章.票据刑罚：市场自己会监督
空头支票溯源
徒劳的力争
一波三折的废除
大陆的借鉴：放弃父爱主义，相信市场自律

第三章.十信风暴：金融不开放的代价
金融压抑的社会问题
十信由来
拆弹行动
金融危机：救市只为金融稳定
蝴蝶效应：江南案
大陆的借鉴：开放金融市场，强化监管体系

第四章.七年沉浮：管制是泡沫的最大推手
鸿源案：地下钱庄的罪与罚
外贸失衡：通胀和资产泡沫的源泉
最美好的时光
大陆的借鉴：放开汇率利率，台湾殷鉴不远

第五章.证管风云：把市场还给市场
五指理论
增资案开闸
台湾特色的示威
台版纳斯达克的重生
开放外资争议：对决“央行”
洪福事件
大陆的借鉴：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

第六章.成败侨银：柜台外面看问题
纷争不断的民营银行
整顿侨银
功败垂成
侨银后事
大陆的借鉴：放弃小利益，方有大收获

第七章.重归大陆：两岸合作是共赢
轩然大波
归去来兮

后记
附录一 人物索引
附录二 台湾金融监管制度变迁
附录三 戴立宁年表

直话直说的国际顾问
　　2009年10月30日上午8时，深圳五洲宾馆的大厅装饰得一片大红，迎宾小姐的笑容、全国记者的闪光灯、西装革履的人们，无不暗示着这里将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
　　证券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在宾馆内，将举行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的开钟仪式。创业板已经酝酿十年，从推出伊始就凝聚了中国证监会（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企业、券商和投资人的种种期望。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希望将创业板打造成中国版的纳斯达克，成为高科技创业公司融资的平台；另一方面，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国内经济也深受影响，除了政府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外，监管机构也一改拖拖拉拉的毛病，迅速推出了创业板，这个市场于是也被赋予了救市的重任。
　　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们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以及首批上市的企业的领导。随着28家公司的董事长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敲响开市的钟声，酝酿已久的创业板正式出台。庄重的仪式无不提醒着与会的人们：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但是，开市的钟声敲响后，这个市场的表现又是否承受得起人们的期待、担当得起帮助创业企业发展的重任呢？
　　事实显示，在场的人们过于乐观了。
　　正是由于承受了过多的期待，创业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在开市的第一天，创业板28只股票的收盘价比发行价平均上涨了106.23%，平均换手率超过86%，市盈率更是达到了111倍这样不可思议的水平。
　　换手率高是投机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那些申购股票的人们在拿到股票的当天就抛售了。而市盈率高，则意味着即便人们想投资，这里也不适合，因为回报率太低了。
　　经济界和媒体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着，这到底是一个有效市场，还是一台圈钱的机器？为什么刚一出台的创业板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信誓旦旦地表示创业板的推出是健康的、合理的；而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创业板已经呈现了博彩的特征，股价的涨跌与公司的实际业绩已经彻底脱钩了。
　　除了大陆经济学家的质疑声之外，一位台湾来客的声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戴立宁。
　　“不要轻易把储蓄放到创业板去！”戴立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发出了沉重的呼吁。
　　戴立宁是何许人？凭什么他可以对大陆的证券市场说三道四？
　　答案是：戴立宁是中国证监会请来的国际顾问。然而这个顾问有点与众不同，居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一点儿也不顾及自己东家的面子，与国人一团和气的行事原则相比，显得不合时宜。
　　他的批评在所有的批评声中显得透彻而又尖锐。他认为，创业板一推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当一个市场的平均发行市盈率达到50倍以上的时候，这个市场还能剩下多少投资者呢？”他反问道。更何况创业板第一天交易后市盈率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11倍，这意味着即便上市公司将所有利润都用来分红，股东用来买股票的本金也要在111年后才能收回。对于真正需要投资的人来说，这样的市场已经没有了投资价值。“我们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可能就是在鼓励投机，而非投资。”
　　首日超过86%的换手率也说明人们不愿也不敢将股票长时间留在手中，加之投资收益很低，于是整个创业板会沦为投机客哄抬价格、赚取差额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博傻市场。
　　那么，这样的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戴立宁给出的答案是：“门槛太高，股票太少。”创业板过高的上市门槛导致许多真正有潜力的创业公司无法获得上市资格，能够满足条件的多是一些已经过气的或者有关系、能够做出漂亮财务报表的公司。以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网易为例，刚上市时，这些公司都没有实现赢利。如果时光能够穿越，当年的这些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即便想在中国的创业板上市，也将由于财务条件限制，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国内的流动性泛滥，导致过多的钞票追逐少量的股票，抬高了股票的价格。如果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加深水池，这样即便有炒家兴风作浪，由于水深，他也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
　　总之，与人们呼吁抬高上市门槛、加强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不同，戴立宁反其道而行，大声呼吁降低上市门槛、减弱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让能上市的公司都上市，提供足够的股票供应，加强股市的深度。中国证监会要做的，只是监督上市企业进行充分的披露，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与国内无数的“事件”一样，经济学家和媒体的呼吁并没有产生效果，戴立宁的呼吁也没有人听。实际上，他的台湾人身份还使他的呼吁令人觉得有些怪，有人质疑他为什么要跑到大陆来品头论足。
　　但是，时过一年之后，戴立宁的预言却逐渐成了现实。
　　创业板推出一年后的2010年10月30日，《广州日报》对创业板一年来的表现进行了盘点。在中国证监会的努力下，创业板上市企业已经从当时的28家发展到一年后的138家（含已过会），不可谓不迅速，但是，这一年来，到底什么人赚钱了，什么人赔钱了？
　　得出的结论是：赚钱的是公司的大股东、高管、券商、创投公司，赔钱的是中小投资者，有将近七成的中小投资者仍然被套牢着。以上市公司高管为例，为了套现，一年来上市公司高管的离职已经成为常态，此类信息不绝于耳。创业板推出后的短短10个月内已经有24家公司的34位高管离职。离职潮凸显出这些高管们对于公司缺乏信心、急于套现的心情。
　　更令人尴尬的是，企业一旦在创业板上市，其业绩立即开始大变脸，从上市前的艳阳高照，变成了上市后的秋风秋雨。2010年中期财报期间，所有已公布半年报的A股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4.95%，中小板增长45.24%，而一直被认为成长性最高的创业板仅增长了25.63%。
　　这一切都令人不得不生疑：当初过会时，这些企业的业绩是真的吗？它们上市的目的是圈钱、投机，还是为了企业发展？
　　创业板推出4年之后的2013年，人们更是意识到创业板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炒作型市场。整体市盈率比普通A股高5倍，2013年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只有1.61%，可是，由于创业板盘子小、易炒作，成为市场上各种推手轮番爆炒的目标，股价越来越离谱，没有人能看懂，也没有真正的投资者在内了。
　　这时再回头看戴立宁当初的预言，才发现原来结果早已在预料之中。或者说，在创业板推出之时，就由于其制度缺陷，一切已经注定了。
　　戴立宁对于创业板的不同看法让人们重新评价这位台湾来客，让人们不得不审视一下他的身份。
　　戴立宁，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前主任委员（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主席），在任时对台湾股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台湾的证券市场，有一个与大陆的创业板和美国的纳斯达克功能类似的融资平台—柜台市场，其定位也是帮助科技企业和创业企业筹资，为其提供助推力。从发展上看，柜台市场也的确起到了与纳斯达克在美国科技业中一样的作用。台湾的许多中小型企业最初需要资金时，都是去柜台市场上柜融资，等到企业发展壮大后再去集中交易市场上市。人们评价台湾的柜台市场时，常常将它称为台版纳斯达克（或者台斯达克），认为它起到了科技助推剂的良好效果。
　　而台湾柜台市场的改造和兴起恰好是在戴立宁的证管会主委任上完成的，这过程贯穿了他的思想。大陆证监会之所以聘用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根据台湾经验，对大陆的股市发展提出建议。
　　而他所在的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也是群贤毕至，汇集了世界各处的证券管理者、投资银行人士。除了戴立宁之外，该委员会还包括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香港证监会前副主席史美伦，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曾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的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现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副总裁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前高盛公司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等。随着时间的推进，国际顾问委员会还在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威廉·唐纳逊（William H. Donaldson）就在两年前加入。
　　作为中国证监会聘用的顾问，戴立宁在公开场合并没有给东家面子，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其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于创业板的批评并非是他第一次批评他的东家—中国证监会。
　　2008年4月，由于股市大跌，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如限制大小非解禁、上调印花税等。戴立宁表示，单一的政策不可能救市，也不希望政府赤膊上阵参与市场的具体运作，他提出“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把信息臻于透明”的“三把原则”（在他掌管台湾证管会时，当地媒体更是称之为“戴立宁原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市的上涨下跌出手，而是应当制定、推行规则。对于投资者，政府也不需要保证每个投资者都赢利，而是要告诉他们股市有风险，并引导他们成为合格的投资者。
　　当年10月，针对市面上要求成立平准基金的呼吁，戴立宁又说，“平准基金实际上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根本原则”，认为平准基金不仅不会有效，反而会扰乱市场。
　　除此之外，他的批评似乎还超出了中国证监会的管辖范围。次贷危机后，当人们以美国为例质疑市场、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时，戴立宁却认为政府不应该用“有形之手”代替市场的“无形之手”。针对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问题，戴立宁在强调自由汇率的同时，还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外汇市场，让企业可以利用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以避免外汇风险，而不是强行锁死汇率。
　　人们普遍认为，对政府财经政策提出批评的大多是独立学者，如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谢国忠等，一旦为官，他们则必须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变得保守和不愿改变。但曾经担任过高官的戴立宁非但没有沾染上官僚习气，反而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自由市场的信任，加上他直言不讳的风格，以及对政府持续不断的针砭，才让接受东方式教育已久的国人觉得他有些异类。
　　然而，人们又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国际顾问的身份都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才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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