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

一个天真的美国人，一个地道的“中国通”，是如何卷入时代的大漩涡？一个外交官的命运，是如何折射出那个时代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国与美国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他成功预言了中共革命的胜利，却没能最终影响战后中美关系和亚洲格局的历史走向，其原因何在？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抑或只是那个时代全球知识分子整体“左倾”的一个特殊样本？让我们走进那段历史，探寻其中的真相。

谢伟思是美国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外交官，他是来华传教士的儿子，生在四川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青年时代赴美求学，抗战期间被派回中国，从事外交工作。
谢伟思曾克服重重阻力，在延安住了三个月，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两人聊了足足8小时，以后双方交谈过50多次。谢伟思最早提出“抗战”结束后中国可能发生内战，美国应改变全力支持蒋的外交策略，因为蒋政府已彻底腐败，扶持这样一个不被人民尊重的政权，可能会使美“失去中国”。
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巡回演讲，罗斯福将蒋领导下的中国包装成民主样板，与美国不相上下，这极大地误导了美国公众的看法，没有人重视谢伟思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1942》中那个率先将河南大饥荒的消息报道给世界的记者白璧德，其实是听从谢伟思建议才去采访的，此前谢伟思已实地考察过。
为摆脱国民党宪兵的暗中监视，谢伟思充分利用父亲在中国的人脉资源，发现了很多蹲在办公室里的外交官们不了解的东西。在西北，他亲眼看到黑市上到处是美援物资，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尚有斗志，可此时却专心准备内战，蒋把精锐部队与美式武器都藏起来，拒绝投入到战斗中。蒋军对日军情况完全不了解，相反，共产党的游击队由于常对日作战，提供的情报价值极高，在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过程中，共产党表现出色，他们完全免费，与国民党动辄狮子大开口截然不同。
在延安，谢伟思感受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勇气、廉洁、忠诚与朴实，这里有200名以上的日军俘虏，而在重庆，一切迥然不同。
谢伟思不赞同共产主义，但他是现实主义者，他发现中共与斯大林决不能画等号，他相信，如果发生内战，延安一定是最终的胜利者。其实，当时延安对美国颇有好感，毛泽东、周恩来曾提议去美国面见罗斯福，以争取援助。
谢伟思写了很多报告，遗憾的是，他被看成是亲共分子，蒋介石视他为眼中钉，加上罗斯福派来奇葩的赫尔利担任大使，美国错过了与延安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随着美国外交政策“一边倒”，一次次伤害了延安的信任，历史终于走进难局。
令谢伟思意外的是，不久他被联邦调查局指控为共产党间谍，虽然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拒绝起诉，可他的外交官生涯受到严重影响，在麦卡锡时期，他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直到尼克松访华，才被真正“解冻”。
本书展示了谢伟思跌宕起伏的一生，但对中国读者来说，书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描绘。近年来，受“民国热”影响，颇形成了一批“果粉”，常常用非理性的方式来理解过去，这就让历史犹如翻来翻去的烧饼，在不同解释间反复折腾。本书提供了当事人许多冷静的观察，可以让人们少几分火气，多几分追寻。
读史是件有趣的事，没必要被争吵与坏情绪纠缠。本书是2010年道格拉斯狄龙奖获奖作品，确属难得的大手笔。

——《北京晨报》

★谢伟思在战时中国和战后美国的诸般经历，构成了一段激荡人心的故事。它对于美中关系，对于美国当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及伊朗等国遭遇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挑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苏珊·舍克（前副助理国务卿[1997—2000年在任]，现任卡罗莱纳大学圣迭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

★本书详实而生动地描写了那个政治阴谋的大漩涡，谢伟思处在漩涡的中心。它对于关心中国政策的人士而言是一部批判性作品，也让人们了解了国会和联邦调查局颠扑正义、扭曲公正的一个实例。
——理查德·H·所罗门（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现任美国和平研究院院长）

★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哪怕仅仅是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不是尼克松１９７２年去北京，而是早在２０年之前，艾森豪威尔可能就到那里去了，而不是去朝鲜。
——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美国学者如是说 

柯琳芳谈《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到底是谁丢失了中国？

中国好书榜上的编辑故事系列之十八：文字的力量

本书为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的传记。他亲历了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的转折，并在其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达3个月，并作为其中唯一的外交官员，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长谈。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多达50多次。他认识到中共潜在的力量，富有远见地预测，如果美国一味扶持蒋介石，会导致中国内战的爆发，结果很可能是中共获胜，而使美国最终失掉中国。因为40年代与中共的近距离接触，在美国他被斥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后半生一再被麦卡锡主义纠缠，甚至被国务院除名，失去外交官的资格。直到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关系正常化，他才重新得到认可。

本书通过谢伟思的一生，展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曲折变化。其中的细节和时代的氛围非身处其中者是无法感受到的。

琳·乔伊纳（LynneJoiner），康奈尔大学毕业。广播记者、新闻主持兼文献片制片人，美国艾美奖（美国电视界最高奖）获得者，现居加利福尼亚旧金山。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基督教科学箴言电台（ChristianScienceMonitorRadio）、新闻周刊（Newsweek）、洛杉矶时代杂志（LosAngelesTimesMagazine）等多家媒体任职，现为上海电视台国际频道传媒顾问。 

引　子
第一章　有人敲门

第一篇　中国人
第二章　川渝之路
第三章　万里赴戎机
第四章　异域风流
第五章　蒋委员长
第六章　毛主席
第七章　十月危机
第八章　华盛顿的宠儿
第九章　大使偏执
第十章　告别中国

第二篇　旋　涡
第十一章　FBI的陷阱
第十二章　会合
第十三章　疑案
第十四章　FBI嫌疑人
第十五章　清水芙蓉
第十六章　风云集
第十七章　暴风骤雨
第十八章　调查
第十九章　听证会
第二十章　地狱边缘
第二十一章　行刑队

第三篇　昭　雪
第二十二章　长期斗争
第二十三章　不甘退休
第二十四章　新生

后　记
注释说明 

1972年2月21日，曾经以反共作为国家要务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手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手握了在一起。这次握手标志着世界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此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中关系的那只爱与恨的钟摆木然指向互不信任，相互怀疑。倏然间，“熊猫热”席卷美国，毛式的帽子渐成时尚。美国和中国又一次谈起了“恋爱”。五年后，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绵绵爱恋终于修成正果，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
27年前即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度展开腥风血雨的内战。中共自诞生后经过二十多年的苦斗，终于在1949年获胜，而蒋介石带着被打垮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固守。同年10月1日，中共的领导者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美军和中共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相遇，保卫台湾成为美国抗击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地访问了北京，第一次在竹幕上打开了外交缺口。支持蒋介石和台湾的人很紧张，他们知道，人民共和国一定会坚持要美国同仍自称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美国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午餐会。餐会的时间是1973年1月30日，地点是在国务院，宴请的宾客有谢伟思等多名外事官员。20世纪50年代，这批人曾因为把中国“丢”给了共产党而横遭挞伐。餐会的消息一出，便引来一片议论。俄亥俄州共和党人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在国会议席发言时批评说：“谢伟思多次严重违反联邦政府安全条例，这是人所共知的。有人要把他捧为美国外交界正直、勇敢和忠诚品质的代表，简直是岂有此理。”不管怎么说，当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可是把谢伟思列在了打进美国国务院的共产主义分子名单的榜首。保守派的一份杂志评论说，这次午餐会的目的是“在亚洲事务里落实亲共产主义政策”。《人间大事》杂志说（大意），谢伟思“偷偷向一名确定身份是共产党的人送交机密资料，被抓了现行”。
楼下礼堂的300个座位基本满员，因为想亲临现场的人太多，所以只好架设闭路电视，让进不去的人在外面观看。戴维比尔特契克（David Biltchik）是美国外事协会（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的会员，若干年后他回忆此事时说：“举办午餐会有必要，可以让国务院的人确信麦卡锡主义确实寿终正寝了。”有几个人谢绝了参会邀请，其中一位就是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当年他曾就中共问题私下请教过谢伟思。不过，这时他刚刚获得处理中国事务的主动权，而院外的中国游说团火气正旺，他要保护那点主动才是。
麦卡锡的政治迫害并未罢休：一份没有署名的传单被放置在每个人的桌面上，上面有一串质问谢伟思的问题，个个都十分尖锐。比如，“1945年，您承认曾把多份机密报告交给《美亚》杂志的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您解释此事时说，报告是您自己写的。也就是说，您认为外事人员有权随意将个人撰写的属于秘密的资料转送给他人，是吗？”
历史学者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在午餐会上作主题发言。她称赞驻外事务处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们勇气可嘉：“有很多证据说明，国民党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任凭怎样，这些证据并没有说动华盛顿放松我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那根‘银绳’，也没让决策人从谢伟思的一份大胆谏言中所恰当指出的‘得过且过、贪图一时之计’的作为中清醒过来。”
轮到谢伟思讲话了。谢伟思时年63岁，身材颀长，面貌俊朗，一头银发。他努力抑制着感情，向场下听众娓娓道来：
现在，有些国家的情况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颇为类似，比如拉美、非洲，还有亚洲一些地方。我们如果自己不去了解，不接触新的民众运动，对有可能爆发革命的事态不闻不问，也许还会坐失良机的……
要不要这类报告，衡量的标准不是国内的普遍情绪，比如报刊的只言片语，或者某些根本不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国会委员会表露的情绪……从某些方面看，麦卡锡参议员的遗风还要肃清。
谢伟思讲完，席间爆发长时间的掌声，表达了向这位前外交官的敬意。1951年，谢伟思因“其忠诚受到合理的怀疑”而被解职，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他花了22年时间。　　
过去的30年，笔者和谢伟思及其家人有过许多次愉快的交谈。有一回谈话，谢伟思袒露心迹，他说自己“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个优秀的外交官或外事工作者”，“明显违背了”塔列朗（Talleyrand）的明智忠告：外交官绝不应该有“太多热情”。“当我赞成某观点，而这观点又不为人接受时，我会想方设法让人接受它。”8他认为自己对中国有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对这一点他颇为自信，他承认自己把说服别人奉循适切的对华政策当做使命，他对中国危局所表现出来的热情甚至超过了他对赵韫如的热情。
谢伟思命定地要做悲情信使：他传来递往的消息都不招人待见，先是在中国，后是在华盛顿。他的热情令他身陷于战争与革命的疾风骤雨之中，身陷于那个时代特有的对外诡诈阴谋，对内偏疑神疑鬼、风声鹤唳之中。不过，他顺利地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摆到了很多要员面前，虽然这些要员最终没有理会他的真知灼见。
罗斯福花了很大气力想树立蒋介石的威望，打造中国形象，把它作为战后世界的一大列强来看，所以他特别愿意听信赫尔利大使对绝境中国的乐观估计；另外，他自认为能让斯大林成为战后世界中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如果罗斯福当初能换换思路考虑问题——重视除赫尔利之外的其他人的意见，那又会怎么样呢？1944年至1945年是不是有一个短暂的机会：美国可以主动与毛泽东的武装力量合作，继而影响中国革命的走向？诚如是，也许就不会造成彼此误解、相互施暴的恶性循环，双方数百万生命也免遭涂炭。
…… 

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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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1

开　　本：16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