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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


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

作  者:高尚全、郎咸平、林毅夫 等著

出 版 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1月

定  价:39.00

I S B N :9787506071581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经济  >  经济学读物  >  中国经济    

标  签:经济  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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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内容简介

《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经公布,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改革60条”能否重启中国经济,将中国带到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改革再出发,这一次与以往历次改革在方向、目标、方法上有什么不同?13位中国经济学界权威学者,以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视角,为读者一一揭开隐藏在《决定》条文背后的意义。   《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本中国经济类书籍。

TOP作者简介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客座教授)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樊 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华 生(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

张 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贾 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前任院长)

邹恒甫(世界银行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TOP目录

引言/高尚全
我参与起草的那些三中全会《决定》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
二、十四届三中全会: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十六届三中全会: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历次大会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
五、我参与中央重大文件起草过程中的体会
改革灵魂——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郎咸平 改革再出发:我所理解的三中全会
一、三中全会《决定》,是危机倒逼改革的结果
二、五板斧勾勒出中国改革路线图
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是改革的总抓手
四、农民、市民和企业家:谁的受益最大
林毅夫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同样重要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探索
二、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三、中国渐进双轨制的利与弊
樊纲 负面清单管理市场,正面清单监督政府
一、正确认识“负面清单管理”
二、正面清单管理的主要功能
三、如何贯彻正面清单管理
改革布局——整体设计与改革路线图
郑永年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一、历次三中全会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二、此次三中全会要回答哪些经济领域的问题
三、此次三中全会要回答哪些政治领域的问题
四、此次三中全会是否忽视了什么重大问题
华生 细读“改革60条”:重点、难点与疑点
一、指导思想的转变: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到“决定”
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
三、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方向十分明确
四、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经验转变政府职能
五、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国家治理的基础
六、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七、社会保障方面的重大思路转变
李稻葵 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六大趋势及其投资机会
一、民间资本办银行,百姓出境投资
二、农民以土地资源置换金融资产,带资产进城定居
三、户籍改革启动城市良性竞争的大门
四、房地产出现多级分化的新格局
五、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精细化管理
六、国资退出国企,大规模转变为国有基金
七、民间资本迎来投资重新布局的机遇
张军 本届三中全会的三大亮点与三大经济改革
一、 改革的难度和力度远大于前
二、 改革重在顶层设计和顶层监督
三、 经济领域里的三项重要改革
改革细节——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领域
巴曙松 金融改革:全面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一、金融改革是三中全会部署的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二、改革要重点解决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新一轮经济改革对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新一轮金融改革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突破口
贾康 财税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应深化分税制改革
一、坚持深化分税制改革
二、分税制改革难贯彻的原因分析及推进事项
三、税制改革的分步渐进配套方案
温铁军 “三农”改革:中国道路的根本问题
一、“三农”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出发点
二、用中国的制度框架支撑中国的道路
三、改革从哪里开始
邹恒甫 民生改革:三中全会能否开启通往平等社会之路
一、要加大中央财政对社会事业的支出
二、越过藩篱,通往平等社会
结语/汪丁丁 为什么要有改革六十条

TOP书摘

为什么要有“改革六十条”/ 汪丁丁
为什么要有“改革六十条”?因为,顶层与基层达成改革的共识之后,最大的阻力来自中间——积重难返的中间层,他们远比顶层保守又远比基层凶狠。所以,中国的改革,往往需要“顶层设计”,非如此而不能摧毁中层阻力。并且,顶层的设计必须在各领域、各主题有足够明确的改革方针,否则就被中间层扭曲,用来维护或强化既得利益。
为什么改革动力只能源于基层和顶层?因为社会矛盾最终集结为顶层感受到的政治压力,中间厚重的官僚群体本质上只有压力上传和下达的功能。
事情当然远比上述的复杂许多。例如,顶层的结构,据我的观察,不是铁板一块,从来不是。尤其因为,中国的政治从来不是规则政治而是人情基础上的政治,犹如中国的理从来不是“法理”而是宗法基础上的“情理”。所以,中层的利益派系必定要反映为顶层关系——“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我常想的一项研究工作,与口述党史密切相关,采取的方法称为“网络社会科学”方法。这样,我们可能更科学地描述权力结构及其代际变迁。
在很多年里,我记得第一版《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的结尾处(但目前的版本都没有这一结尾),费正清写过一项预言:中国两千年政治传统的最沉重包袱就是官僚政治的包袱,很难相信目前的政权能够长期回避这一问题。可惜,我始终找不到这段文字,以致我必须怀疑它是否存在过。好在它表述的这一判断,十分真切。例如,王亚南写过《中国官僚政治》,费孝通和吴晗写过《皇权与绅权》,都可支持这一判断。尤其是皇权与绅权的探讨,让我们有足够理由推测,乡绅阶层的消失,极大强化了官僚政治的官僚性。因为,绅权代表局部利益,以往的政治,有许多冲突着的局部利益,通过绅权上传至顶层。宗法基础消失之后,法律——它要求“齐一性——倾向于取消局部利益,而齐一性的最佳执行者就是官僚——俾斯麦意义的“好官僚”(而不是贪腐官僚)。因此,中共改革需要破除的官僚阻力,远比以往的政权要强大许多。也因此,任何“六十条”,看起来都是必需的,比任何简约但符合“法”的消极本质的“十条”更符合中国政治状况。
最后,或许我要引述休谟政治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两害相争的时候,受害者受益较多。所以,与一种威胁相比,我们希望引入与它竞争的另一种威胁。你知道为什么英国的政治体制被认为最好?因为,在几百年里,王权不得不与平民结盟以平衡来自国内外贵族的政治压力,同时,贵族也希望与平民结盟以抗衡王权。于是,中间投票人定律就开始起作用,最终导致普选制和政治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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