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日本通史

本文集卷一收录的《简明日本通史》，是依田先生在中国讲学时所使用的讲稿。已故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在《序言》中作了准确扼要的评价，并推荐说：“这部书既可作教材使用，也可以供对日外事工作人员检阅和参考。”卷二《日本帝国主义研究》着重从经济上揭露二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的侵略，其特点是运用大量的资料、统计和图表，而且几乎全部都是日本统治阶层的资料，然后用画龙点睛的手法，轻轻点上几笔，勾画出侵略者险恶狠毒的用心和狰狞面目，反推出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卷三中收录的《近代日本与中国》，论述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是在野蛮侵略和掠夺中国、朝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时也在中国、朝鲜以及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反抗中走向灭亡。卷三中收录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和卷四《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是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全面现代化时期，作者新撰的论著。后者是学术专著，前者通俗易懂地概述了后者的主要内容。两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比较了中日两国近代化背景的“异”与“同”，特别强调了两国文化类型与民族性的差异。它们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现实意义。卷五《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单篇论文，其中涉及明治维新、天皇制、自由民权运动以及战前日本的殖民政策、军部独裁等近代日本史中的重大问题。《战后教科书问题》一文中，揭露主审教科书的文部省（教育部）文教官僚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反动的皇国史观的传统。这表明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屡屡发生，日本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五卷文集收录了依田先生关于日本史和中日比较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结晶，也是他对中国友好感情的自然流露。我相信文集的问世对我国日本史的研究会有所参考、启发和促进。广大读者通过文集可以认识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异同，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从而加深对中日关系中“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的理解。

依田憙家，日本历史学家。193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现为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主要为近代日本史和近代日本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主要著作除本著作集五卷外，还有学术论文多篇，散见于日本的各学术刊物。并译有《季羡林文集》以及《中国棉纺织史稿》、《太平天国》等。

总 序 卞立强
序 言 周一良
第一编 原始时代、古代
第一章 日本的黎明
第二章 国家的形成与大陆文明
第三章 古代国家与文化的发展
第四章 摄关政治与国风文化
第二编 中世
第五章 武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 南北朝的动乱与武家社会的发展
第三编 近世
第七章 封建社会的发展
第八章 封建社会的动摇
第四编 近代、现代
第九章 近代国家的建立
第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
第十一章 战后的日本
第十二章 动荡的世界
附录一：日本历史年表
附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附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
附录四：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书摘
藤原氏的抬头 藤原氏自从镰足、不比等等人在律令制的确立期成为有实力的政治家以来，随着律令制的发展，作为新兴贵族而逐渐扩张其势力，旧的豪族已经没落。以后藤原氏分为北家、南家、式家、京家等几个分支。其中尤其是北家，在9世纪出了冬嗣而获得嵯峨天皇的信任后，势力更加强大，其子良房成为皇室的外戚；清和天皇幼小即位时，良房以天皇外祖父的身份，于公元856年(天安二年)首次当上了非皇族的摄政。其子基经仿效父例，于公元884年(元庆八年)光孝天皇即位时当上了关白。藤原北家就这样压倒了其他贵族，迅速地强大起来。醍醐天皇、村—亡天皇的时代称作“延喜、天历之治”，被认为是天皇亲政的理想时代，实际上是律令制正面临崩溃的时期。除了这一时期外，一般都设摄政或关白，由基经的子孙垄断了这一地位。宇多天皇时，为压抑藤原氏，菅原道真一度受到重用，但由于藤原氏施展阴谋而被左迁。
摄关政治 从10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前后，是摄政、关白掌握实权的时代，称为摄关政治时代；摄政、关白均出自藤原氏一家，故称之为摄关家。
摄政、关白的地位就是这样为藤原基经的子孙所垄断。但在他们彼此之间，也围绕着这一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闻名的是藤原兼道与兼家的兄弟之争和道长与伊周的叔侄之争。但藤原道长让四个女儿接连当上了天皇的后妃，结果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三代天皇都成了自己的外孙，终于在朝廷中拥有了巨大的权力。道长的儿子赖通继承摄政的地位，极有权威。道长与赖通两代约50年期间，是摄关家的势力最盛的时期。
日本的社会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以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母系制的影响，婚姻制度一般是男方住入女方家中的招婿婚(亦称婿入婚)的形式。因而很多天皇是出生在外祖父家，在外祖父家长大成人，甚至成人之后仍在外祖父家处理政务。摄关政治的形成与这种婚姻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摄关家在私人方面处于天皇外戚的地位，利用天皇在律令制中的崇高权威，作为天皇的监护人，逐渐拥有了对官吏的任免权。
另外，律令制流于形式也是摄关政治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律令制松弛，而且当时又未出现可以与藤原氏对抗的势力，所以基本上没有施行什么实质性的政策，政治的内容主要是一些仪式，流于按先例办事的形式主义；很多官吏只是依靠加强同摄关家的私人关系来求得飞黄腾达，失去了对国家行政的热情。
遣唐使的废止与国际关系的变化 这时中国已是唐王朝的末期，由于内部动荡的结果，文化也已经衰退。菅原道真曾被任命为遣唐大使，但他提出唐朝衰退和航海困难的理由，建议废止遣唐使。唐朝于公元907年灭亡。经历了五代的内乱时期，宋于公元960年再次统一中国。日本以废止遣唐使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文化的消化和创立自己独特的文化，不久就产生了称作“国风文化”的具有浓厚的独特性的文化。但日中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在这之后仍然未断。日本与宋朝虽未建立正式的邦交，但商船的往来相当频繁。中国东北部的渤海自奈良时代以来一直同日本保持着亲密交往，公元926年为辽(契丹)所灭。公元1019年(宽仁三年)，在中国东北部至日本海沿岸一带居住，后来建立过金国的女真人突然侵人了壹岐、对马和九州北部，这称为“刀伊入寇”，是当时的一次重大事件。刀伊被大宰权帅藤原隆家等大宰府官吏奋战击退(当时备战的官吏的子孙，后来成为九州的强有力的武士)。

平民文艺 在这一时代，不仅是武士，就是町人和农民等平民约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平民形式的文化获得了发展。连歌起源于两人合吟一首和歌的上、下句，到镰仓时代发展为由许多人合吟连贯五十句、百句的长歌，到南北朝时在公家与武士之间很流行。到了室町时代，出现了二条良基等杰出的作家，整理了吟诵规。则的书籍，连歌集《菟久波集》被看作是敕撰集，提高了连歌的地位，出现了宗祗等优秀的诗人。但连歌受到规则的束缚，逐渐丧失了清新的气息，因而盛行起新的俳谐连歌，作为连歌的一部分，把最初的一句独立出来，产生了俳谐。随着各村的恝的形成和农民的成长，连歌作为一种集体创作，也在平民之间普及开了。
这一时代出现了称作“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受到各阶层人们的喜爱。这种作品的主人公是僧侣、武士、平民和拟人化的动植物等，其内容是民间传说，或写平民的梦想等，像《一寸法师》等作品，至今仍作为童话广泛流行。
能和狂言本来是产生于平民的艺术，在这一时代艺术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能本来有由奈良时代自中国传人日本的散乐发展起来的猿乐能，和由农村插秧时祈祷丰收的舞蹈发展起来的田乐能两种。在镰仓时代至南北朝时代这一时期，能演化为一种民间的艺术，分为“谣”(唱)、“舞”和“囃”(伴奏)三个因素，由专门的能乐师来演出，并在寺院神社的保护下，组成“座”(剧团)，尤以依靠奈良的兴福寺的金春、观世、宝生、金刚四个座最为有名，称作“天和四座”。14世纪末，观世座出了观阿弥和世阿弥文学，使得以幽玄美为根本的猿乐能臻于完善。观阿弥和世阿弥受到将军义满的保护，以后能就脱离了寺院神社的保护，在武家的援助下获得发展。观阿弥和世阿弥等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谣曲，这些谣曲作为文学作品在这一时代也具有代表性，尤其世阿弥的《花传书》，是叙苎能的真髓的艺术理论，它作为日本独特的艺术理论，在思想史上也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狂言是插在能之间演出的以滑稽为主的喜剧，其内容是讽刺当时的统治者大名和佛教徒头陀、僧侣等，大多作品是以平民的生活为题材，直接运用当时的口语和民谣，为广大的平民所喜爱。
另外，在这一时代流行的幸若舞、古净璃璃、盂兰盆舞和小歌等，都以平民的艺术为母胎，或为广大平民所喜爱，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表明了平民势力在社会上的抬头，在文化方面也作出了贡献。
室町时代的美术 室町时代的文化分为北山文化和东山文化两大类。北山文化是将军义满在北山建造了金阁的时代的文化，以雄伟华美为特征，可以说是象征着彻底取代了以前的公家、独占了社会财富的武家的形象。东山文化是应仁之乱前后将军义政在东山建造了银阁的时代的文化，它受到禅的精神的深刻影响，重视简朴、幽玄的境界，是一种更洗练的文化。这种精神往往也表现在建筑、工艺和雕刻等方面。茶道也产生于这一时代。南北朝至室町初期，流行一种称作“斗茶”的茶会，参加者品尝各地产的茶，互相评论挂轴。但以后逐渐举行一种称作“茶寄合”的平民的形式自由的茶会；由于村田珠光的提倡，流行起一种重视简朴幽玄精神，
称作“佗茶”的饮茶方式。在建筑方面，产生了一种书院式结构(书院造)，成为近代日本式住宅的原型，并逐渐建造与建筑物相调和的庭园。这种建筑也以简朴、静寂为趣旨，不用水而用石与沙来表现流水的“枯山水”，被认为是这种建筑的极致。
在绘画方面，从宋、元传来的水墨画非常流行，取代了上一个时代盛行的画卷和大和绘，僧人雪舟(等扬)留学明朝，学习了水墨画，同时加进了自己独特的手法，形成了日本的水墨画。此外，狩野正信和元信父子吸取了大和绘的手法，创立了绘画中的狩野派，在以后数百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雕刻方面，由于能的流行，制作了优美的能的面具(能面)。在金属工艺方面，后藤祐乘制作了许多优美的制品，形成了一派。漆工艺因是重要的出口品，获得很久的发展，造出了称作“高莳绘”(带描金画的漆器)的豪华制品。
文化向地方传播 在室町时代，由于地方城市的发达和平民势力的抬头，文化的倾向是广泛地传播到地方。尤其在应仁之乱以后，由于京都一度荒废，加上庄园制度彻底崩溃，拥有文化的公家、僧侣等大多通过各种关系下到地方，因而文化也迅速地扩大到地方，尤其像山口那样新兴的战国大名的城下町，以及像塄那样的贸易港口，成为这些地方的中心，出版了许多书籍。15世纪中叶，由关东的大名上杉宪实兴办的足利学校，既是朱子学的学校，同时又是图书馆，汇集了全国的学生，保存到现在的藏书中包含有许多宋版等贵重的图书。

在统治人民方面，在公布《五条御誓文》的同时，对一般平民公希了《五榜揭示》。此文规定：要遵守“五伦之道”；严禁结党、强诉(指人民的团结和向政府提出要求)；基督教被作为邪教而加以禁上，等等，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旧幕府的封建统治原则。《五榜揭示》更清楚地暴露出了新政府的本质。
另外，新政府在实行王政复古的同时，还企图实现以神道为基调的“祭政一致”，恢复律令制时代的“神祗官”。1870年(明治三年)实行“大教宣布”，设宣教使，将神道当作国教广泛宣传。王政复古的思想要求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同时也包含着国粹主义的因素。新政府在实行王政复古的同时，企图把神道变为国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方针，在由于外国施加压力而承认信仰基督教自由，乃至后来明治宪法规定了信仰自由之后，仍然延续下来；将神道事实上作为国教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在恢复神祗官的同时，还发布了“神佛分离令”，否定了奈良时代以后一直延续下来的“神佛折合”(宣扬神道和佛教为一体，主张神社和寺院不可分)，企图把日本自古以来的宗教——神道作为唯一宗教，这是一种国粹主义政策。当时，在全国一度爆发过“废佛毁释”的运动。这个运动是民众对于江户时代封建统治的一根支柱——佛教的反感，通过政府实行兴神道和暂时压制佛教的政策而爆发出来的。政府还进一步整顿了神社制度，同时设立了国家的祝、祭日。
明治新政权成立后不久，虽把幕府的独裁改变为雄藩的联合，但其统治政策仍然力图原封不动地贯彻封建统治的思想体系。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商法司、商法会所和太政官札为中心，但它实际上是雄藩在幕府末期实行藩政改革的方法的延续，各藩也继。承了加强专卖制、增发藩札等旧藩政改革的方法。因此，它违背了人民对维新的期望，各地农民争取“改世”的斗争激化起来。在政府直辖地高山县(现在的岐阜县北部)，1869年(明治二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斗争，反对学校局强制灌输天皇制统治的思想和商法局对商品流通的统制，使统治机构一度瘫痪。同年，在当时全国最大的藩加贺藩，也发生了席卷全藩的反对增征贡租和旧的农村统治
机构的农民斗争。在信浓(现在的长野县)，以反对松代藩继续执行增发藩札和加强商法社对商品流通的统制等项政策的大规模的农民斗争为开端，使得北部信浓的各藩都卷进了激烈的农民斗争。
当时这一遍及全国的风起云涌的农民斗争，是以从封建的贡租和地主的掠夺下谋求解放的土地革命的要求为基础，并包括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自由以及撤销旧的农村统治机构等要求。在这样的全国性人民斗争的急风暴雨之中，新政府的统治者当中也有人主张必须废除由县(政府的直辖地)和藩进行的分割统治，通过“废藩置县”，改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藩本身也认识到有废藩的必要性。很多藩参加了戊辰战争，不用说战败的藩，就是胜利的藩也陷入了异常的财政困难。在幕府末期，大部分藩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经过战争，这种情况急剧恶化。在当时全国各藩的负债中，据说外债的全部和内债的1／4是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特别是各藩要维护在内战过程中购人的军舰，需要大笔的费用。很多藩因为没有这笔费用，主动要求将其拥有的军舰献给政府。
内战促进了藩的统治体制的瓦解。特别是在取得胜利的藩，在战斗中建立了功绩的下级武士，开始无视旧的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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