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的民国

韩贵骐  编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打造《讲台上的民国》这一选题其实是一个“旧书新做”的过程。 2009年，当时还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刘超先生在我社出版了一部同类学术散文集《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以下简称为《笔杆子》），销路不错，经过几次加印后，编辑们也萌生过重新打造的想法，然而苦于这一类图书在市场上也已“充栋”，而且，面对这类题材的图书，读者们也渐渐呈现出疲态，编辑们的想法便一时没有转化为实际行动。 2012年夏末，我作为新人来到出版社工作，在得知我对民国文人十分感兴趣之后，编辑室主任沈海涛先生送了一本《笔杆子》给我，我也立即在工作之余翻阅一过。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和市面上多数同类题材图书相比，这部书有两点长处：第一是以文笔见长。刘超善于梳理那些名士与大师的人生轨迹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叙述，于文末又常以一段含蓄而极富情景感的语句收尾，引人深思。第二是兼具学术性与资料性。刘超是“科班出身”，作为史学博士，他经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除此之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他因着自身学术兴趣，常向已故学者高华先生请益，后来北上，先后就读于北大、清华，他抓住机会，与学林耆宿何兆武订交，课余时间不时去聆听老先生的教诲，在增长学问的同时还间接搜集到了许多关于民国文人的可靠的一手资料，相比于多数同类书，资料性这一优势在他的著述中频频展现。在当时，这两点长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13年春天，经过讨论，编辑室内部再次提起要将《笔杆子》一书重新打造，由于先前对这部书印象很深，我表示愿意试着担纲这一项目，得到了沈主任和各位编辑的支持。首要的问题是对《笔杆子》一书重新进行市场分析，我提出了本书的两点劣势。首先，在当年编辑约稿的时候，稿件的篇幅十分有限，因此，编辑便不得不要求刘超先生补写一些篇目，而这些篇目所涉及的人物，也并非全是他所感兴趣的，因此，与他所感兴趣的人物相比，写起来仅可谓差强人意；其次，四年过去了，市场上的同类书籍数量进一步增长，某些写作材料，在四年前可能是新鲜的，可是如今已不再新鲜，想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材料或者题材方面，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市场上多数同类书籍，显然，《笔杆子》已经很难满足这一要求。围绕着这两点劣势，我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形成了“旧书新作”的具体设想。 “旧书新做”在选题策划工作中是一种常见现象。我认为，“旧书新作”的形式大体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书名中冠以“修订本”、“修订版”、“增订版”这些名目，对书稿进行不破坏其原本系统的加工。这种情况可视为一种图书再版形式，其主导者为作者，多为某一部已受到所属读者群体认可的图书，在出版多年之后，随着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与理解，作者直接或间接产生对其修订或增补的意向，譬如陆建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及来新夏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第二种是依托原有稿件进行加工组合，从而形成全新的选题。这种情况多适用于文章集，其主导者为编者，多为依据某一特定主题将已有文章（已刊载及出版过或未刊载及出版过的均包括在内）进行分类，组成新作，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作品系列”及“余英时作品系列”。针对《笔杆子》一书的具体情况，我选择了后者。 选定新书的主题，这是我在“旧书新做”具体操作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新书想要有别于市场上的众多同类图书，抛开作者知名度这一因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主题。可以看出，同类图书中卖得比较好的，主题都十分明确，譬如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讲述的是陈垣、俞平伯、冯友兰等民国时期的著名学人在1949年之后的处境与心境，这就能使读者感到内容新鲜，从而产生购买欲望。顺着这个思路，为了寻找传主们的一些“共性”，我再次翻阅《笔杆子》的目录，发现多数传主都有着在学府教书的经历，于是主题便明确了，我决定就从教育这一视角切入。 新书的主题选定了，更麻烦的事情却迎面而来，那就是定书名。老实说，从策划到制作，整个成书过程中，起名这项工作难度最大。书名是一部书的“门面”，很多时候它能决定一部书的命运。我发现很多同类书的书名令读者懵头转向，根本无法直接了解书里面写的是什么，为了避免这一现象，起名工作成为了这一阶段的重中之重。但没承想，沈主任狠狠给我来了一记“闷棍”，让我在三天之内为这部书起五十个备选书名，这对于我这个编辑新手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整整三天，我每天就连上下班的路上都在想书名，什么时候突然有了想法，就赶紧抓起手机记下来，就这样，三天之内凑足了五十个书名，列出了一张名单。《空前绝后：百年中国师道的传承与断裂》《文人 学者 先生》《先生的侧影》《远去的读书声》《逝去的风范》《最后的风范》......五十个书名虽然起好了，但摆在面前，在选择上又犯了难，这时，沈主任对我说：“你在起书名的过程中思路应该是越来越清晰的，而答案应该也是越来越明确的。”听了这一番话，我一眼扫中了位于名单后列的“讲台上的民国”，我确信，这就是我想要的书名。 昼尔于茅，宵尔索綯。前期工作准备就绪，下一个问题便是组稿。由于《笔杆子》一书所涉及的传主并非全部是教授，我立即与刘超先生取得联系，告知他我这边“旧书新做”的想法，得到了他的鼓励与支持。一番沟通后，依据主题，由我们共同勾定了可以留存在新书中的老篇目，之后又请他发来了一些四年之中新写作的篇目以供筛选，这样也就间接为之前分析过的《笔杆子》的第一点劣势找出了解决方案。在筛选新篇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名字，譬如邓之诚、楼光来、曾昭抡等等，我意识到，这些大师很少以传主身份出现在同类图书中，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既可以让读者了解这些对于他们来说相对陌生的大师，又能让《讲台上的民国》在所涉及的人物方面有别于市场上的同类书。抱定宗旨，最终的24人大名单确定下来，书中所涉及的传主分别是：王国维、辜鸿铭、梁启超、陈寅恪、黄侃、刘文典、邓之诚、熊十力、汤用彤、张竞生、吴宓、楼光来、叶公超、夏济安、曾昭抡、潘光旦、方东美、向达、邵循正、邓广铭、孙楷第、沈从文、林庚、季镇淮。名单列出来之后，《笔杆子》中原有的篇目在《讲台上的民国》中仅占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时候，《讲台上的民国》已然有一副新书的模样了。 为了使这部新书进一步成型，下一个工作便是想办法加工《笔杆子》中遗留下来的篇目，从而为先前分析过的第二点劣势找出解决的办法。我和刘超先生商议，让他对这些篇目进行切题性的修改或增补，具体要求为：替换或删去某些同类书中已经大量出现的相关材料，增补传主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些事迹，穿插一些大师们的学术成就简介。经过大约半个月的修改，刘超先生完成了这些篇目的修订工作，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写梁启超的那篇文章（单就这一篇，刘超连续进行了三次修改），在这篇文章中，一些已被多数读者“烂熟于心”的梁启超事迹被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段关于梁启超由政转学的叙述，这样一来，除去切题之外，文章中梁启超的整个人生轨迹也变得更加清晰和完整了。 在将书中所有篇目统筹与审读完毕后，接着是对目录页的加工，本着与全书主题相映衬的原则，我从每篇文章中各截取了一个传主站在讲台上或者在讲台下与学生相处的片段，放于每个篇名之下，作为读者阅读图书目录时的一道“开胃菜”。至此，加上马勇与谢泳二位先生的序言，全书内文部分终于成型。最后是封面设计。《讲台上的民国》一书的封面由我来进行初步设计，首先通过文字提出基础设想，然后在具体设计工作中与美编一同磨合。前面我打过一个比方，说书名是一部书的“门面”，那么，推开“门面”，读者要看的就是“脸面”了，封面正是一部书的“脸面”。“门面”见气局，“脸面”见气象，二者有机统一才能使一部书呈现出相对理想的模样。回过头来咀嚼书名，仅有两个元素，“讲台”与“民国”，“讲台”是可以具象化的，可以放一个讲桌的素材在封面上，而“民国”就难了，可具体到这部书，“民国”就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于是我就想起了现在封面上的这张著名的清华国学院师生合影。选择这张照片有两点原因：其一，位于中央的王国维与梁启超辨识度较高；其二，这是一张真正的可传递出主题的照片。然而，由于拍摄及发表年代的关系，这张照片也有一处“致命伤”--像素不高。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上学时老师用投影仪放幻灯片的场景，于是，画面中的整个场景变为黑色，讲桌上也就多了一台看不见的投影仪，在投影仪发出的光柱之下，这张照片被投射在了墙上，使它更像是由于墙壁的原因而“虚化”。另外，为了不使读者产生误会，我特地加了整个封面上唯一的一句文案，也就是讲桌边上的那句“讲台，变得投射出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至此大功告成，《讲台上的民国》顺利进入生产阶段。再说一些关于本书序言的相关情况。之前也介绍过，刘超先生是一位十分勤于与前辈学者交流的人，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幸请马勇和谢泳二位先生来为《讲台上的民国》作序。二位先生的序言都不是简单的应酬之作，而是为这部书，甚至这类书进行了短小精悍的诠释，有导读之功。马勇先生在序言中概述了“民国范”这一概念的由来，令人了解到重温那个时代的深远意义；谢泳先生与刘超相交多年，在序言中除去鼓励晚辈之外，他还提出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魅力主要在学者的人生”这一观点，延续了其一贯善于在文章中穿插治学经验，从而启发读者思考的特点。读者们如果能够花上短短的几分钟仔细阅读一下这两篇序言，必然获益匪浅。至于图书的生命周期，我不敢轻言。自己制作出来的图书能够畅销，这是图书编辑们共同的梦想。然而，众所周知，编辑无法成为图书市场的绝对主导者，图书产品流入市场，必然免不了受各种客观情况的掣肘，随之则会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可是另一方面，从主观情况上来看，作为编辑，首先把精力放在图书质量上才是硬道理，如此至少无愧于心，对得起作者，也对得起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产品做好了，编辑的信心就能随之而来，这种信心就是：只要读者有机会在市场上见到这部书，对这部书产生兴趣，然后购买了它，最终绝不会感到后悔。我认为，对于编辑自身来讲，有无这份信心要比图书是否畅销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