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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

作  者:章玉政 著

出 版 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01月

定  价:45.80

I S B N :9787213058516

所属分类: 社会科学  >  教育    

标  签:教育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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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书荐

TOP内容简介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活动为纬,讲述了初起于留日学生爱国风潮,最终消逝在日军侵华炮火中的中国公学近30年的校史。中国公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大学之一,由爱国留学生发起、依靠民间集资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所存在时间不到30年的学校,先后有一大批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外人士与它有密切联系,他们或执教于此(胡适、罗隆基、沈从文……);或求学于此(胡适、冯友兰、张兆和、吴晗、罗尔纲……);或讲学演说于此(梁启超、于右任、罗素……)。《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围绕中国公学校史上几个重要掌校人(职位等同于校长)创办、发展这所学校的历程,讲述了它成立、升格为现代大学,乃至烟消云散的历史变迁。同时,作者在叙述每一个历史人物办学之余,对他们的人生故事、重大经历也倾注了大量笔墨。

TOP推荐理由

第一部中国公学校史专著,中国公学是胡适一生担任校长的两所大学中的一所(另一所是北京大学) 
大学梦,教育梦,强国梦,中国梦!中国公学是大学独立、自由精神的最佳写照,承载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它(中国公学)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

TOP作者简介

章玉政,安徽枞阳人,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左手新闻,右手历史。近年来,致力于探寻新闻与历史的真相复归,并重点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与心灵史。著有《狂人刘文典》《刘文典年谱》等书。

TOP目录

导读 中国公学:近代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序篇:少年胡适在中国公学
扎着小辫子的“新人物”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
脚气病“催”出白话先锋
退出公学,自办新学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
姚宏业:我之死,为中国公学也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
不取消规则,就集体归国
中国公学的诞生
一腔热血化碧波
不葬岳麓,不足以惊国人
郑孝胥:中国公学的“官方代言人”
办学伊始“雪中送炭”
“牵线搭桥”共渡危难
出任监督主持大局
四方“联姻”筹建校舍
渐行渐远吊诡人生
王敬芳: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
四处求人的“财政大臣”
“明年必筹得公学建筑金”
孙中山开了张空头支票
不忍见亡友遗泽湮没
“王敬芳不过某党系人”
“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
梁启超:大学的梦想与实践
缘续中国公学
酝酿升格大学
邀请罗素“助阵”
罗素提前谢幕
终挂大学招牌
舒新城:“新教育运动”的想象天堂
踯躅于新旧教育之间
“一见钟情”结缘中公
风潮再起力挽狂澜
道尔顿制开辟“自由园地”
情书一天能接十数封
何鲁临危受命任校长
胡适:临危受命,开创黄金时代
戴上“紧箍”
“不要抛弃学问”
“自由天堂”
平生风义
人权论战
“鹦鹉救火”
“与公学何干”
“不许辞职”
迁回北京
杨亮功:公学中兴的幕后功臣
偶然入中公
啃下“硬骨头”
学生“挑”名师
传奇“夫妻档”
“铁腕”正学风
奔走为立案
缘定胡适之
沈从文: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
“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马君武:站在转折的风暴口上
两写校歌
“新娘出嫁”
突遭免职
风潮骤起
教授被捕
左右为难
火上浇油
一声叹息
尾声:象牙之塔的最后挽歌
朱经农:牺牲自己,来作缓冲
邵力子:惟是教育,首重精神
潘公展:反对抗日,被扔石头
樊仲云:两虎相斗,各受其伤
蔡元培:弦歌已远,梦犹飘零
胡适:停就停了,何必恢复
后记
中国公学大事记

 

TOP书摘

“不要抛弃学问”

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校务工作基本交给副校长杨亮功处理。杨亮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胡先生主持中国公学,除有关校务的重要政策须亲自参与决定外,余多不大过问。胡先生自兼文理学院院长,并兼每周两小时的功课,他每星期四来学校一次,重要校务,多在此时商讨。有时学校有重要集会,或纪念周请外人来校讲演,胡先生亦随时到校主持。”
这是胡适一生之中最闲暇的时间。据胡颂平说,胡适约有100万字的学术论著,都是在任中国公学校长这几年完成的。胡适自己也说这是他的大生产时期。
胡适少年成名,一生在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但他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始终是个“穷书生”,以读书、著述、教授为平生最大的追求。
在中国公学毕业生史次耘的脑海里,一直铭刻着他第一次见到胡适的情景:

民国十八年夏我考入中国公学,记得第一次去校长室见适之校长时,他穿一件白色的夏布长衫,很是潇洒的样子,我便开门见山向他请教如何读书研究的问题,他说:“做学问并不难,最要紧的须持之以恒,把一个问题彻头彻尾去研究,更要具有实事求是、寻找真理的精神。”他说话时,语调清晰,态度和蔼,温文儒雅,给我第一次印象,觉得他是一位做学问的好校长,私自庆幸能进入中国公学读书是有福的。

虽然社会事务繁忙,且不常到校,但胡适还是坚持兼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院长,并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每周四,他到校一天,上午处理校务、接待宾客或学生,下午上课。这门课,没有现成的讲义,胡适每次上课抱着一大堆参考书,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很快就口口相传,以至成了公学里最火的一门课程。据当年曾选修这门课的江厚垲回忆:

每逢上这一课,全校更加热闹起来,选课的固然准时上课;不选这一课的同学,也来上课,甚至学校附近的“水产”、 “商船”、 “同济”的校外学生,也有慕名而来听课的,因此,这一课只好在大礼堂上课,把个能容千余人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口都站满了人,可是听讲的虽然人多,而全场却鸦雀无声地静听这位胡圣人(那时候有人做文章,这样称呼他)滔滔不绝的演讲。上课时间,都在午后二时,若是在夏天,正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的时候,然而,听胡先生课的人,从没有感觉疲倦而睡觉的。因为在心理上先就具有崇敬的观念,加之所讲的内容,又很充实而生动,最重要的,还是胡先生讲课的时候,每讲一段,都夹上几句诙谐、风趣,或者幽默的话,引起哄堂大笑,一笑之后,气氛轻松了,精神又恢复了。

这几乎是胡适时代中国公学学生共同的记忆。在中国公学旅台校友会编辑的《私立中国公学》一书里,多篇文章都提到聆听胡适上课的场景,其中罗佩光的回忆最具“现场感”:

胡先生那时不过三十七、八岁,夏天均穿西装,秋冬多穿浅灰色的哔叽长袍,英俊潇洒,笑口常开,春风满面,给人一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印象。他授课从来不发讲义,由学生自作笔记。每次到课堂上来,都抱着五、六本厚厚的参考书,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顾炎武《日知录》、戴震(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等,每讲到要引经据典的地方,很熟练的将参考书翻开,摘要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写。
近阅杨副校长亮功先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一文中说:“胡先生常告诉人,他每次上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见杨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近代文化史每周二小时,我想他至少要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准备,所以讲授的内容才那么丰富熟练生动而有系统,尤其他说的南方官话,发音清晰,口齿流利,很容易令人听懂。
他在开讲的时候,必先将要讲的内容,提纲挈领的概说一遍,或将大纲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段一句一句慢慢的讲,非常清楚明白,抑扬顿挫,甚为动听。讲到特别重要的地方,略为提高声调,庄重地加以说明。兴致高时,笑逐颜开,间或夹杂几句诙谐风趣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轻松愉快。讲到最后,再摘要复述一遍,增强听讲者的印象,并借此告一段落。而且在时间上,控制得非常恰当,下课钟一响,正好“刹车”,绝不致“有头无尾”或“拖泥带水”。

令中国公学学生们常常萦系在怀的,还有胡适充满温情和鼓励的题字。据中国公学毕业生张和重回忆,胡适每次到校的时候,都会在处理校务和授课之余,抽出一两个小时给同学们写字。只要自备纸墨,总是来者不拒。后来因为索字的人越来越多,学校便出台一个规定:每幅字要收两块钱的润笔费,由胡适先生带回家去写。所有的收入,供作学校图书馆添购书籍之用。
胡适所写的大多是勉励同学的白话词句,或是做学问的态度方法之类,如“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些条幅或对联,伴随着很多中公学生走过了激情满怀、豪情万丈的青春岁月,点燃了他们内心虽稚嫩却远大的梦想,影响深远。
胡适写下的,其实也是他对于治学方法和路径的探索与思考。在他的支持下,中国公学的同人们还办起一份刊物《吴淞月刊》,“我们希望借这个小刊物来随时发表我们的一些稍成片段的小文字,对自己则想积涓滴成细流,对朋友则想抛瓦砾引珠玉”。
为此,胡适为这本“求学问”的刊物定下了两条“戒约”:

第一,我们要“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例如顾亭林举一百六十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做。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是“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做,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第二,我们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我们要处处脚踏实地,不可学今日最时髦的抽象名词战争。用抽象名词来打抽象名词,大家都是“囊风橐雾”,于己于人都无是处。

在胡适看来,中国公学要想有个新学风,“应该建筑在这两条戒约之上”。这是胡适一生的坚守,无论何时,都不曾忘却,并且经常借此勖勉每一个年轻的学子。
1929年6月25日,中国公学新一批学生毕业,胡适送给他们的只有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
他说,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绝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对于年轻人而言,或许易卜生说得对:“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说过,“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自由天堂”

胡适曾总结蔡元培改革北大成功的两大秘诀:一是不独揽大权,二是主张兼容并包。他将这一经验带进了中国公学的管理之中,主张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务实的优良学风。在他主政的两年之间,“使垂老颓唐的中国公学,改头换面,造成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中国公学”。
大学,不是衙门。一所大学,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便是独立空间的存在。中国公学起于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因而带有很强的“试行民主政治之意”。中国公学后来频频发生风潮,与这种因缘似乎不无关系。但胡适到校后,坚决将政治与学术“隔绝”起来,保证教员和学生们在课堂上、学校里的独立思考空间。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大力推行“党化教育”。根据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解释,所谓的“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对此并不认同,基本持批评甚至反对的态度。
据罗尔纲回忆,中国公学当时并不理会这一套,“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
在胡适的“纵容”之下,中国公学里的刊物、壁报,如雨后春笋,生气勃勃,盛极一时。1928年9月,胡适亲自带领高一涵、杨亮功、罗隆基、杨鸿烈、陆侃如等教员创办《吴淞月刊》,供师生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习作。学生们自己动手,也创办了《中公周刊》《旭日》《野马》等刊物,其中《野马》是胡适亲自命名并题写封面的,“取其野马不羁,可以自由自在的意思”。这本杂志出版了十几期,终因稿件、经费等两俱缺乏而停办。
这样的自由氛围,胡适颇为欣慰,直到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1934年2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讯、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后来,曾有学生写信给胡适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
胡适对于学生的课外活动,如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等,均是积极鼓励,有时甚至会亲自出席并担任评判员。1974年12月,中国公学校友江厚垲回忆道:

那时候,全校的校风,笃实好学,虽然也有极少数职业学生,想乘机活动,可是大多数同学都抱着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对这般人敬鬼神而远之。除了读书勤学之外,对于课外活动,自然而然地热心努力,各班都有级会,我就是负责人之一,全校性的学生会,只是点缀品,毫无力量,学校亦不重视。间或也举行辩论会、演说比赛、戏剧表演,大学生有自治能力,都是学生自动发起组织,学校处于辅导地位。有一次我参加演说比赛,题目是“中国的家庭教育”,痛斥历来重男轻女教育的不当,一直贻祸到现在(四十几年前),列举全国乃至于上海的名女人,都是靠男人才能出名的,痛快淋漓,大快人心,连评判员之一的胡适之先生亦热烈鼓掌。

当时的中国公学校园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名人的身影,或是前来参观,或是前来演讲。校董王云五先生就是中公的“座上宾”,常于百忙之中到学校演讲,简明扼要,言辞雅洁,一个小时内所讲的内容,总比别人要丰富很多。有一次,王云五到校演讲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经过,称“倘有人找出不通的地方,立即登报取消这个发明”,引发满场提问,你一言,我一语,想找出漏洞,但王云五均能轻松应答,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胡适本人有时也亲自登台演讲,谈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关于大学的点滴感悟。1928年12月,他在中国公学演讲“打破浪漫病”,认为浪漫病就是懒病,强调“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地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说起名人演讲,中国公学还经历过一场小风波。1929年春夏之间,由于学生人数激增,中国公学便将社会科学院搬迁到上海闸北八字桥上课。由于远离大本营,当时一些思想前卫的同学便偷偷请来“敏感人物”鲁迅到校演讲。八字桥校区没有礼堂,鲁迅就站在院子里的台阶上讲,听众立在院中听,题目是“阶级的美”。或许是由于演讲活动本身就非常低调,也或许是由于鲁迅演讲的内容不够精彩,听讲的人并不多,仅讲了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据说是“惧怕警察逮捕”。当晚,吴淞镇警察分局还真派了一大批密探到学校,逮捕了部分学生,并逐房搜查。幸好出面邀请鲁迅的同学,早已闻风而遁,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此宽容自由的校园氛围,自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胡适执掌中国公学的过程中,学生人数由最初接手时的300余人,增加到1300余人,“实际上,自民国十七年四月至十九年一月在胡先生担任校长这一段期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无论从学校秩序上或教育内容上看皆有显著的进步”。这样的评价,或许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但绝不过誉。

平生风义

在胡适担任校长期间,中国公学涌现了一大批日后颇有盛名的学生,如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胡颂平、周等,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成功之后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不曾就读于中国公学,如果胡适没有给他们营造一个“自由天堂”,就可能不会有他们日后的辉煌。
明史专家吴晗,原名春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由于家庭贫困,中学毕业后,吴晗就被迫在本村的小学里教书。但他矢志读书,不顾父亲的反对,不辞而别离开家乡,先上了杭州的私立之江大学预科,后于1929年秋考入中国公学一年级。
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间并不长,却在这里与文史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而这正缘于胡适对他的青睐与帮忙。由于仰慕胡适的大名,到校后,吴晗便选修了他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对于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治学门径颇感新奇与推崇。这一课程结束的时候,规定学生必须交一篇论文,吴晗写的是《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吴晗将这篇论文卖给大东书局,还得到了80元的稿费,这让吴晗很是自豪。
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国公学,吴晗也心生去意,“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经中国公学一位教授的推荐,吴晗找到顾颉刚,最终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个差事。这个工作虽属临时性质,却让吴晗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线装书,进而开始了研究明史的历程。
吴晗写成的第一篇论文是《胡应麟年谱》,三四万字,主要是利用古籍纠正顾颉刚之前相关研究的错误。写好后,他将初稿寄给胡适审阅。胡适读了,十分赞赏,两天后就写了回信,并邀他周末有空到家中详叙。这是两人学术往来的开始。
1931年初,吴晗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准备报考北大。此前,胡适已应蒋梦麟的邀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吴晗投考北大历史系时,文史和英文都考了100分,数学却只考了零分,因而没被录取,后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胡适知道后,立即取出80元钱,让人送给吴晗,作为学膳费用。同时,他又写信给清华大学负责人翁文灏、张子高:“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很是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
这是一封分量很重的推荐信,几乎决定了吴晗此后的人生。正是因为胡适的这封信,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建议吴晗专攻明史。后来,吴晗便以《胡惟庸党案考》《朱元璋传》等明史著作享誉一时,一度位居北京市副市长之职。
在胡适心目中,与吴晗一样处于重要地位的中国公学学生还有罗尔纲。
罗尔纲,又名幼梧,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1901年1月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因学校遭国民党查封,转入中国公学文学系。进校后,罗尔纲勤奋苦读,曾以优异的论文成绩获得过专门的奖学金。
1930年夏,罗尔纲快要毕业的时候,决定以研究历史为终身职志,但苦于没有门路,便冒昧地给胡适写信,寻求帮助。胡适收到罗尔纲的信后,很快见了他,说:“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的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
这让罗尔纲有点喜出望外。到了6月间,行过毕业典礼,罗尔纲便搬到胡适在上海的家中,辅助胡祖望、胡思杜两兄弟读书,并抄录胡适父亲胡传的遗著。后来,胡适北上,罗尔纲随同前往。
罗尔纲在胡适身边,耳濡目染,学习到不少治学的方法和路径。他后来投入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就曾直接得到胡适先生的指点和帮助。胡适对罗尔纲的历史研究,一向要求严格。1937年春,罗尔纲的代表作《太平天国史纲》问世,送给胡适审阅,得到的却是劈头盖面一顿批评:“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
责之深,是因为爱之切。1943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的约请,将他在胡适身边的经历写成《师门辱教记》,似乎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胡适大感欣慰,曾写信给罗尔纲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6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胡适晚年曾专门将此书改名为《师门五年记》,并亲自题写书名、撰写后记,数度自费重印,作为赠送亲友的贵重礼物,一再夸赞这本书“等于替中国公学做广告”。
1955年1月,大陆开展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间,罗尔纲发表《两个人生》一文,完全从另一个角度重述往事,自称“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并称“他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地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地求证’,而实在是‘大胆地发挥’”,最后宣布要告别胡适给予他的“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个“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
有意思的是,隔岸的胡适读完此文后,完全不相信这是罗尔纲的真实内心,一再说:“不可能!不可能!”
这就是胡适。他欣赏一个人的话,会始终用最真诚的心去对待他,哪怕对方已经走到自己的反面。他最看重的,是他所欣赏的人最终功成名就,那将是给予他的最大馈赠与回报。比如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尽管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间很短,却成为胡适一生的骄傲和牵挂。
吴健雄1912年5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太仓,1923年考入苏州市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胡适出众的口才、新颖的思想,令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
1929年,吴健雄被保送到中央大学,入学之前有一段休假时间,她便决定去中国公学“插班”就读一年。她虽然学的是理科,却花了大量时间读文科的书,成绩超群。有一次考试,本来安排的是三个小时,吴健雄不到两个小时就交了卷子,引起了胡适的关注。一看试卷,胡适惊讶地发现“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立马给了她100分。此后,他对吴健雄一直栽培有加。
据说,有一次胡适在旅行途中看到英国大物理学家卢瑟福的书信集,立即全部买下,寄给在美国攻读物理学的吴健雄。吴健雄后来因验证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有人向她请教成功的秘诀,她说:“我们要有勇气去怀疑已经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是胡院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育和鼓舞了我。”
这是胡适一生的骄傲。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主持欢迎新院士的酒会时,仍轻松愉快地提起往事:

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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