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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签：教育 社会科学
《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活动为纬，讲述了初起于留日学生爱国风潮，最终消逝在日军侵华炮火中的中国公学近30年的校史。中国公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大学之一，由爱国留学生发起、依靠民间集资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所存在时间不到30年的学校，先后有一大批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中外人士与它有密切联系，他们或执教于此（胡适、罗隆基、沈从文……）；或求学于此（胡适、冯友兰、张兆和、吴晗、罗尔纲……）；或讲学演说于此（梁启超、于右任、罗素……）。《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围绕中国公学校史上几个重要掌校人（职位等同于校长）创办、发展这所学校的历程，讲述了它成立、升格为现代大学，乃至烟消云散的历史变迁。同时，作者在叙述每一个历史人物办学之余，对他们的人生故事、重大经历也倾注了大量笔墨。
章玉政，安徽枞阳人，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左手新闻，右手历史。近年来，致力于探寻新闻与历史的真相复归，并重点关注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与心灵史。著有《狂人刘文典》《刘文典年谱》等书。
导读 中国公学：近代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序篇：少年胡适在中国公学
扎着小辫子的“新人物”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
脚气病“催”出白话先锋
退出公学，自办新学
“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
姚宏业：我之死，为中国公学也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
不取消规则，就集体归国
中国公学的诞生
一腔热血化碧波
不葬岳麓，不足以惊国人
郑孝胥：中国公学的“官方代言人”
办学伊始“雪中送炭”
“牵线搭桥”共渡危难
出任监督主持大局
四方“联姻”筹建校舍
渐行渐远吊诡人生
王敬芳：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
四处求人的“财政大臣”
“明年必筹得公学建筑金”
孙中山开了张空头支票
不忍见亡友遗泽湮没
“王敬芳不过某党系人”
“斜阳屋色红于火，不见当年起屋人”
梁启超：大学的梦想与实践
缘续中国公学
酝酿升格大学
邀请罗素“助阵”
罗素提前谢幕
终挂大学招牌
舒新城：“新教育运动”的想象天堂
踯躅于新旧教育之间
“一见钟情”结缘中公
风潮再起力挽狂澜
道尔顿制开辟“自由园地”
情书一天能接十数封
何鲁临危受命任校长
胡适：临危受命，开创黄金时代
戴上“紧箍”
“不要抛弃学问”
“自由天堂”
平生风义
人权论战
“鹦鹉救火”
“与公学何干”
“不许辞职”
迁回北京
杨亮功：公学中兴的幕后功臣
偶然入中公
啃下“硬骨头”
学生“挑”名师
传奇“夫妻档”
“铁腕”正学风
奔走为立案
缘定胡适之
沈从文：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
“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马君武：站在转折的风暴口上
两写校歌
“新娘出嫁”
突遭免职
风潮骤起
教授被捕
左右为难
火上浇油
一声叹息
尾声：象牙之塔的最后挽歌
朱经农：牺牲自己，来作缓冲
邵力子：惟是教育，首重精神
潘公展：反对抗日，被扔石头
樊仲云：两虎相斗，各受其伤
蔡元培：弦歌已远，梦犹飘零
胡适：停就停了，何必恢复
后记
中国公学大事记
“不要抛弃学问”
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校务工作基本交给副校长杨亮功处理。杨亮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胡先生主持中国公学，除有关校务的重要政策须亲自参与决定外，余多不大过问。胡先生自兼文理学院院长，并兼每周两小时的功课，他每星期四来学校一次，重要校务，多在此时商讨。有时学校有重要集会，或纪念周请外人来校讲演，胡先生亦随时到校主持。”
这是胡适一生之中最闲暇的时间。据胡颂平说，胡适约有100万字的学术论著，都是在任中国公学校长这几年完成的。胡适自己也说这是他的大生产时期。
胡适少年成名，一生在多个领域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但他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始终是个“穷书生”，以读书、著述、教授为平生最大的追求。
在中国公学毕业生史次耘的脑海里，一直铭刻着他第一次见到胡适的情景：
民国十八年夏我考入中国公学，记得第一次去校长室见适之校长时，他穿一件白色的夏布长衫，很是潇洒的样子，我便开门见山向他请教如何读书研究的问题，他说：“做学问并不难，最要紧的须持之以恒，把一个问题彻头彻尾去研究，更要具有实事求是、寻找真理的精神。”他说话时，语调清晰，态度和蔼，温文儒雅，给我第一次印象，觉得他是一位做学问的好校长，私自庆幸能进入中国公学读书是有福的。
虽然社会事务繁忙，且不常到校，但胡适还是坚持兼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院长，并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每周四，他到校一天，上午处理校务、接待宾客或学生，下午上课。这门课，没有现成的讲义，胡适每次上课抱着一大堆参考书，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很快就口口相传，以至成了公学里最火的一门课程。据当年曾选修这门课的江厚垲回忆：
每逢上这一课，全校更加热闹起来，选课的固然准时上课；不选这一课的同学，也来上课，甚至学校附近的“水产”、 “商船”、 “同济”的校外学生，也有慕名而来听课的，因此，这一课只好在大礼堂上课，把个能容千余人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窗口都站满了人，可是听讲的虽然人多，而全场却鸦雀无声地静听这位胡圣人（那时候有人做文章，这样称呼他）滔滔不绝的演讲。上课时间，都在午后二时，若是在夏天，正是“夏日炎炎正好眠”的时候，然而，听胡先生课的人，从没有感觉疲倦而睡觉的。因为在心理上先就具有崇敬的观念，加之所讲的内容，又很充实而生动，最重要的，还是胡先生讲课的时候，每讲一段，都夹上几句诙谐、风趣，或者幽默的话，引起哄堂大笑，一笑之后，气氛轻松了，精神又恢复了。
这几乎是胡适时代中国公学学生共同的记忆。在中国公学旅台校友会编辑的《私立中国公学》一书里，多篇文章都提到聆听胡适上课的场景，其中罗佩光的回忆最具“现场感”：
胡先生那时不过三十七、八岁，夏天均穿西装，秋冬多穿浅灰色的哔叽长袍，英俊潇洒，笑口常开，春风满面，给人一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印象。他授课从来不发讲义，由学生自作笔记。每次到课堂上来，都抱着五、六本厚厚的参考书，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顾炎武《日知录》、戴震（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等，每讲到要引经据典的地方，很熟练的将参考书翻开，摘要写在黑板上，让学生抄写。
近阅杨副校长亮功先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一文中说：“胡先生常告诉人，他每次上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见杨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近代文化史每周二小时，我想他至少要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准备，所以讲授的内容才那么丰富熟练生动而有系统，尤其他说的南方官话，发音清晰，口齿流利，很容易令人听懂。
他在开讲的时候，必先将要讲的内容，提纲挈领的概说一遍，或将大纲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段一句一句慢慢的讲，非常清楚明白，抑扬顿挫，甚为动听。讲到特别重要的地方，略为提高声调，庄重地加以说明。兴致高时，笑逐颜开，间或夹杂几句诙谐风趣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轻松愉快。讲到最后，再摘要复述一遍，增强听讲者的印象，并借此告一段落。而且在时间上，控制得非常恰当，下课钟一响，正好“刹车”，绝不致“有头无尾”或“拖泥带水”。
令中国公学学生们常常萦系在怀的，还有胡适充满温情和鼓励的题字。据中国公学毕业生张和重回忆，胡适每次到校的时候，都会在处理校务和授课之余，抽出一两个小时给同学们写字。只要自备纸墨，总是来者不拒。后来因为索字的人越来越多，学校便出台一个规定：每幅字要收两块钱的润笔费，由胡适先生带回家去写。所有的收入，供作学校图书馆添购书籍之用。
胡适所写的大多是勉励同学的白话词句，或是做学问的态度方法之类，如“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些条幅或对联，伴随着很多中公学生走过了激情满怀、豪情万丈的青春岁月，点燃了他们内心虽稚嫩却远大的梦想，影响深远。
胡适写下的，其实也是他对于治学方法和路径的探索与思考。在他的支持下，中国公学的同人们还办起一份刊物《吴淞月刊》，“我们希望借这个小刊物来随时发表我们的一些稍成片段的小文字，对自己则想积涓滴成细流，对朋友则想抛瓦砾引珠玉”。
为此，胡适为这本“求学问”的刊物定下了两条“戒约”：
第一，我们要“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例如顾亭林举一百六十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做。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是“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做，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第二，我们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我们要处处脚踏实地，不可学今日最时髦的抽象名词战争。用抽象名词来打抽象名词，大家都是“囊风橐雾”，于己于人都无是处。
在胡适看来，中国公学要想有个新学风，“应该建筑在这两条戒约之上”。这是胡适一生的坚守，无论何时，都不曾忘却，并且经常借此勖勉每一个年轻的学子。
1929年6月25日，中国公学新一批学生毕业，胡适送给他们的只有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
他说，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绝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对于年轻人而言，或许易卜生说得对：“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说过，“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自由天堂”
胡适曾总结蔡元培改革北大成功的两大秘诀：一是不独揽大权，二是主张兼容并包。他将这一经验带进了中国公学的管理之中，主张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务实的优良学风。在他主政的两年之间，“使垂老颓唐的中国公学，改头换面，造成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中国公学”。
大学，不是衙门。一所大学，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便是独立空间的存在。中国公学起于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风潮，发起人多是革命党人，因而带有很强的“试行民主政治之意”。中国公学后来频频发生风潮，与这种因缘似乎不无关系。但胡适到校后，坚决将政治与学术“隔绝”起来，保证教员和学生们在课堂上、学校里的独立思考空间。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大力推行“党化教育”。根据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解释，所谓的“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对此并不认同，基本持批评甚至反对的态度。
据罗尔纲回忆，中国公学当时并不理会这一套，“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广场走道旁，竖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无党无派的，有国民党员的，有左派的，有国家主义的。胡适一视同仁，任由学生各抒己见”。
在胡适的“纵容”之下，中国公学里的刊物、壁报，如雨后春笋，生气勃勃，盛极一时。1928年9月，胡适亲自带领高一涵、杨亮功、罗隆基、杨鸿烈、陆侃如等教员创办《吴淞月刊》，供师生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习作。学生们自己动手，也创办了《中公周刊》《旭日》《野马》等刊物，其中《野马》是胡适亲自命名并题写封面的，“取其野马不羁，可以自由自在的意思”。这本杂志出版了十几期，终因稿件、经费等两俱缺乏而停办。
这样的自由氛围，胡适颇为欣慰，直到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1934年2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讯、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后来，曾有学生写信给胡适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
胡适对于学生的课外活动，如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等，均是积极鼓励，有时甚至会亲自出席并担任评判员。1974年12月，中国公学校友江厚垲回忆道：
那时候，全校的校风，笃实好学，虽然也有极少数职业学生，想乘机活动，可是大多数同学都抱着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对这般人敬鬼神而远之。除了读书勤学之外，对于课外活动，自然而然地热心努力，各班都有级会，我就是负责人之一，全校性的学生会，只是点缀品，毫无力量，学校亦不重视。间或也举行辩论会、演说比赛、戏剧表演，大学生有自治能力，都是学生自动发起组织，学校处于辅导地位。有一次我参加演说比赛，题目是“中国的家庭教育”，痛斥历来重男轻女教育的不当，一直贻祸到现在（四十几年前），列举全国乃至于上海的名女人，都是靠男人才能出名的，痛快淋漓，大快人心，连评判员之一的胡适之先生亦热烈鼓掌。
当时的中国公学校园里，经常会出现一些名人的身影，或是前来参观，或是前来演讲。校董王云五先生就是中公的“座上宾”，常于百忙之中到学校演讲，简明扼要，言辞雅洁，一个小时内所讲的内容，总比别人要丰富很多。有一次，王云五到校演讲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经过，称“倘有人找出不通的地方，立即登报取消这个发明”，引发满场提问，你一言，我一语，想找出漏洞，但王云五均能轻松应答，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胡适本人有时也亲自登台演讲，谈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关于大学的点滴感悟。1928年12月，他在中国公学演讲“打破浪漫病”，认为浪漫病就是懒病，强调“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决不拔地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说起名人演讲，中国公学还经历过一场小风波。1929年春夏之间，由于学生人数激增，中国公学便将社会科学院搬迁到上海闸北八字桥上课。由于远离大本营，当时一些思想前卫的同学便偷偷请来“敏感人物”鲁迅到校演讲。八字桥校区没有礼堂，鲁迅就站在院子里的台阶上讲，听众立在院中听，题目是“阶级的美”。或许是由于演讲活动本身就非常低调，也或许是由于鲁迅演讲的内容不够精彩，听讲的人并不多，仅讲了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据说是“惧怕警察逮捕”。当晚，吴淞镇警察分局还真派了一大批密探到学校，逮捕了部分学生，并逐房搜查。幸好出面邀请鲁迅的同学，早已闻风而遁，再也没有出现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此宽容自由的校园氛围，自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在胡适执掌中国公学的过程中，学生人数由最初接手时的300余人，增加到1300余人，“实际上，自民国十七年四月至十九年一月在胡先生担任校长这一段期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无论从学校秩序上或教育内容上看皆有显著的进步”。这样的评价，或许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但绝不过誉。
平生风义
在胡适担任校长期间，中国公学涌现了一大批日后颇有盛名的学生，如吴晗、罗尔纲、吴健雄、黎昔非、胡颂平、周等，均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在成功之后共同的感受就是，如果不曾就读于中国公学，如果胡适没有给他们营造一个“自由天堂”，就可能不会有他们日后的辉煌。
明史专家吴晗，原名春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由于家庭贫困，中学毕业后，吴晗就被迫在本村的小学里教书。但他矢志读书，不顾父亲的反对，不辞而别离开家乡，先上了杭州的私立之江大学预科，后于1929年秋考入中国公学一年级。
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间并不长，却在这里与文史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而这正缘于胡适对他的青睐与帮忙。由于仰慕胡适的大名，到校后，吴晗便选修了他的“中国文化史”课程，对于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治学门径颇感新奇与推崇。这一课程结束的时候，规定学生必须交一篇论文，吴晗写的是《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吴晗将这篇论文卖给大东书局，还得到了80元的稿费，这让吴晗很是自豪。
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国公学，吴晗也心生去意，“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经中国公学一位教授的推荐，吴晗找到顾颉刚，最终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谋了个差事。这个工作虽属临时性质，却让吴晗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线装书，进而开始了研究明史的历程。
吴晗写成的第一篇论文是《胡应麟年谱》，三四万字，主要是利用古籍纠正顾颉刚之前相关研究的错误。写好后，他将初稿寄给胡适审阅。胡适读了，十分赞赏，两天后就写了回信，并邀他周末有空到家中详叙。这是两人学术往来的开始。
1931年初，吴晗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准备报考北大。此前，胡适已应蒋梦麟的邀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吴晗投考北大历史系时，文史和英文都考了100分，数学却只考了零分，因而没被录取，后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胡适知道后，立即取出80元钱，让人送给吴晗，作为学膳费用。同时，他又写信给清华大学负责人翁文灏、张子高：“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很是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
这是一封分量很重的推荐信，几乎决定了吴晗此后的人生。正是因为胡适的这封信，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建议吴晗专攻明史。后来，吴晗便以《胡惟庸党案考》《朱元璋传》等明史著作享誉一时，一度位居北京市副市长之职。
在胡适心目中，与吴晗一样处于重要地位的中国公学学生还有罗尔纲。
罗尔纲，又名幼梧，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称，1901年1月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因学校遭国民党查封，转入中国公学文学系。进校后，罗尔纲勤奋苦读，曾以优异的论文成绩获得过专门的奖学金。
1930年夏，罗尔纲快要毕业的时候，决定以研究历史为终身职志，但苦于没有门路，便冒昧地给胡适写信，寻求帮助。胡适收到罗尔纲的信后，很快见了他，说：“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的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很明白你的情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
这让罗尔纲有点喜出望外。到了6月间，行过毕业典礼，罗尔纲便搬到胡适在上海的家中，辅助胡祖望、胡思杜两兄弟读书，并抄录胡适父亲胡传的遗著。后来，胡适北上，罗尔纲随同前往。
罗尔纲在胡适身边，耳濡目染，学习到不少治学的方法和路径。他后来投入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就曾直接得到胡适先生的指点和帮助。胡适对罗尔纲的历史研究，一向要求严格。1937年春，罗尔纲的代表作《太平天国史纲》问世，送给胡适审阅，得到的却是劈头盖面一顿批评：“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
责之深，是因为爱之切。1943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的约请，将他在胡适身边的经历写成《师门辱教记》，似乎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胡适大感欣慰，曾写信给罗尔纲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6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胡适晚年曾专门将此书改名为《师门五年记》，并亲自题写书名、撰写后记，数度自费重印，作为赠送亲友的贵重礼物，一再夸赞这本书“等于替中国公学做广告”。
1955年1月，大陆开展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间，罗尔纲发表《两个人生》一文，完全从另一个角度重述往事，自称“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并称“他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地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地求证’，而实在是‘大胆地发挥’”，最后宣布要告别胡适给予他的“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另一个“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
有意思的是，隔岸的胡适读完此文后，完全不相信这是罗尔纲的真实内心，一再说：“不可能！不可能！”
这就是胡适。他欣赏一个人的话，会始终用最真诚的心去对待他，哪怕对方已经走到自己的反面。他最看重的，是他所欣赏的人最终功成名就，那将是给予他的最大馈赠与回报。比如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尽管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间很短，却成为胡适一生的骄傲和牵挂。
吴健雄1912年5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太仓，1923年考入苏州市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偶然的机会，学校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胡适出众的口才、新颖的思想，令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
1929年，吴健雄被保送到中央大学，入学之前有一段休假时间，她便决定去中国公学“插班”就读一年。她虽然学的是理科，却花了大量时间读文科的书，成绩超群。有一次考试，本来安排的是三个小时，吴健雄不到两个小时就交了卷子，引起了胡适的关注。一看试卷，胡适惊讶地发现“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立马给了她100分。此后，他对吴健雄一直栽培有加。
据说，有一次胡适在旅行途中看到英国大物理学家卢瑟福的书信集，立即全部买下，寄给在美国攻读物理学的吴健雄。吴健雄后来因验证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有人向她请教成功的秘诀，她说：“我们要有勇气去怀疑已经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是胡院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教育和鼓舞了我。”
这是胡适一生的骄傲。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主持欢迎新院士的酒会时，仍轻松愉快地提起往事：
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
装 帧：平装
页 数：311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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