茜纱窗下——王安忆作品系列

王安忆是目前中国一流作家中的佼佼者，当代文坛领军人物。 她的作品以小说名闻于世，但她同时也是散文高手，本书中收入的就是她最新的散文，主要是她最近创作阶段中读书、旅行、生活的感观、心得、见闻，如《走马看花》、《边地的忠诚》、《凡俗的趣味》、《所以推荐》等，这些文章写景、状物、叙事、述人均节奏舒缓，张驰有致，雍容大度，显示出一种精致、内敛、从容的风格，是只有王安忆才能达到的境界。

第一辑
那年我们十二岁
杏茶
拽子
房子
投奔唐主任
乘火车旅行
龟背
夕照
儿童玩具
街灯底下
徐州站
办公室的回忆
回忆文学讲习所
不思量，自难忘
少小离家
茜纱窗下
城隍庙里的玩与吃
忧郁的春天
我的音乐生涯
到图书馆去
第二辑
小镇上的作家
黄土的儿子
凯里
回忆倪慧玲
怀念萧军先生
见葛优
岛上的顾城
残疾人史铁生
陈凯歌与《风月》
我们家的男子汉
男子汉成人
一个孩子和几个大人
两个邮递员
岳丁的故事
美丽的孩子
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成长
翻身的日子
谷雨前后点瓜种豆
……

书摘
办公室的回忆
常熟路，靠近淮海中路，再严格说，是长乐路口，有一幢外型像一艘客轮的四层楼房，就是《儿童时代》杂志社，我在那里上过九年班。
说它像客轮，除了形状，高度，圆角的外阳台就像船舷上的过道，还因为它有着舷窗一样的圆型窗。从里面看，圆型窗正是在楼梯拐角处。这是一幢公寓楼房。那时候，许多办公室都是在老式的，殖民气息的楼房里。这里共有四层，每层两套公寓，门，相对而开，在楼梯的两侧。《儿童时代》社占了整个二层，一侧编辑部，一侧出版，财务，后勤，再加一个小资料室。三层是《儿童时代》所直属的中国福利会机关，四层则是中国福利会的国际顾问耿丽素女
士的办公室。这是一位美国老太，长年生活在中国，为中国福利会处理一些国际关系。她还有一位翻译，从我们那时候的年纪看，也可算是一位老太了。看上去十分的家常，并不像一位职业女性，而是像一名操劳的主妇。就这样，她们一中一美两位老太，静静地在四楼办公。偶尔地，我们会和耿丽素女士在楼梯上相遇。以她的年岁和发福的身量，走上四楼显然有些吃力了，所以就在每一层上歇脚。我们客气地向她笑笑，然后就害怕似地匆匆走过去。其实，我感觉，她是挺希望我们能在她身边多停留一时的。无论是多么长年的中国好友，总归是身在客边。原先，我们有两位顾问，但此时，那一位已经回美国了，他的中国名字叫谭宁邦。听人们描述，他似乎是个性格开放的人，中午休息时，他会下到底层，与年轻人打一场乒乓。他还出任一部电影的男主角，就是《白求恩大夫》，著名演员英若诚演他的配角，一名译员。
底层是食堂，会客室，还有乒乓室。紧挨着我们的隔壁，有一爿米店，店名是我们杂志社的社长题写的。这是一名老出版人，致精于出版行业的每一个环节。他决不允许我们出一个字的错误，以及排版上的不讲究。我们一来，他就与我们上一堂版面课，教给我们一些行话：版面的上端为“天”，下端则是“地”，超出“天地”了，也叫作“出血”。出于职业的习惯，他走在街上，也检查着商店的招牌，还有路牌，不时指出，“这是一个白字”，“那个字出血
了”。他早年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坐过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监狱。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到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屡次运动，很自然地，又进监狱。他好像有着一份专在监狱中使用的生活用品，其中有一个布袋，盛炒黄豆。他的胃已经叫监狱生活折磨坏了，他就用吃炒黄豆来实行“少吃多餐”的医嘱。我觉得他不像是那种有着远大信仰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气质更接近一个报馆或书局的职员：勤勉，谨慎，克己，务实，有一些世故，世故底下是通达的人性。其实就是凭这，他度过了那些艰难的起落的岁月，保持着健全的精神。
相比起我们这边的，较为严肃的编辑来，那边的总务人员似乎更有趣些。有一个老财务，特別的节俭。他的裤腰上挂着叮叮当当一大串钥匙，向他领一沓信封，或一个钢笔尖，他就从中挑出一把，打开某一扇橱门，将东西取出，郑重交到你手上。他买来胶水，就忙着往胶水里掺自来水。设计信封呢，要裁小一些，比通常的尺寸小去一壳。搞出版的，人称“太龙哥哥”，无论老小都这么叫。出典是他来到我们社不久，他的扬州乡下的妻子来找他，问门房说：太龙哥哥在哪里?“太龙哥哥”这几个字，用扬州话说来大不一样，有一股乡气的妩媚。所以，大家也都是用扬州话来称他的。
这些人和事，是在我进《儿童时代》的时候，“文化革命”过去，刚刚复刊的一九七八年。我们的房子是乳白色的，后来新刷了一遍浅蓝色，在这过于柔嫩的颜色下，墙面反露出了一些败迹，显得旧了。现在，《儿童时代》社已经移出了这幢楼，里面也大都是新人了。
1999年12月20曰 吉隆坡
回忆文学讲习所
我们那时侯，鲁迅文学院是叫“文学讲习所”，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设在朝阳区委党校里面。党校周围空落得很，出了院门，走一段，才可抵到一个勉强可称为“街”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烟杂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商店门口，挂着一幅厚重的棉帘子，粗蓝布，绗着线，就像一床农家用的被子。路对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邮局。边上呢，是十八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就这样，生活起居就是这样简单。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党校周围的草木绿了起来。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葱茏的绿，但树身高大，枝叶错乱着伸展得很开，草呢?七高八低地冒出来，就有了一种庞大和杂芜的春意。吃过晚饭，我们成群结伙，在党校后边散步。记忆中，那里有一两幢住宅楼，兀立于空地上的大树，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岗子，岗上有杂树林。我们散步过了，回到党校，各自用功去了。
宿舍是四个人一间，我们仅有五个女生，住走廊尽头的一大间。原先班上只有三个女生，这样不是要浪费一个名额了?校方又从地域出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仅只有竹林一个学员似乎委屈了，便委托上海少儿出版社，再推荐一名女生。恰巧，我正开始写作儿童文学，又不像其他几名候选人，比如王小鹰那样，在大学本科就读。于是，我趁虚而人，进了讲习所，在我来了之后，北京又将一名男学员换成了女学员刘淑华。所以，老师们有时会和我开玩笑：要是刘淑华先来，你就来不了。这真是万分幸运的事，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我将进讲习所看得很重大，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不是有人不来吗?先是贾平凹，后是毋国政，最后才换上刘淑华。可这影响不了我。讲习所是我生活的转折点。
我们才来不久，就搬了一次家，从走廊那端的四人间搬到这端的五人间。后窗正对着后院，院里有一个浴室，每周六烧锅炉供热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晓得出于什么样的原理，就像一个共鸣箱，将声音放得很大，从顶上的小汽窗送了出来。坐在我们的房间里，哪怕关着窗，浴室里的声音也清晰入耳。并且，很奇怪地，他们男生进了浴室，都喜欢唱歌。像贾大山这样，平时缄默的人，也放开嗓子唱起来，唱的是他们那地方的戏曲吧?很高亢的声腔。等洗澡的喧哗过去，后院便静了下来。
课堂是兼作饭厅的。前面是讲台和黑板，后边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开饭时，便拉开来，卖饭卖菜。里面就是厨房。所以上课时，饭和馒头的蒸汽，炒菜的油烟，还有鱼香肉香，便飘忽出来，弥漫在课堂上，刺激着我们的食欲。1980年的北京，吃，还是一个问题。饭票是分作面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国粮票，只能换四斤米票，其余六斤是面票。到现在还记得米票的样子，是一分钱纸币的大小，牛皮纸的颜色，用黑色的墨印着“米票”的字样，四两为一张。这样比例的米票，对于吃惯面食的北方人来说，正够调剂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时候，油粮都是定量供给，一个人一个月的地方粮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换三十斤全国粮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国粮票，就等于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花费超出定量的饭票。越是这样米票紧张，越是能吃米。四两一满碗的米饭，一眨眼就吃下去了。与此同时，是对面食不恰当的厌恶，以至到了后期，闻到蒸馒头的酵粉的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呕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吃。别人似乎多少有些办法，在北京有一些关系，可多得几张米票。他们也会匀给我几张，虽然有限，但聊胜于无。有一回，我在卖饭的窗口，与里面商量，能不能用面票当米票用，只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员很和气，却很坚决地，不肯通融。排
在我后面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这一情形，二话不说，从兜里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嗉甘鲆诘娜耍阍敢庀袼揖涂梢运的阆袼！跋瘛备笆恰北暇光里来写东西。东一个，西一个，散得很开，各自埋头作。
……